這個電影淡季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聞的羅曼·波蘭斯基憑新片《我控訴》問鼎凱撒獎最佳導演后，引發(fā)的巨大爭議。批評者大多認為，身為被美國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蘭斯基在道德意義上完全沒有資格獲得這一獎項，更沒有資格借助藝術創(chuàng)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將自己包裝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來進行所謂“控訴”。

但我們也需要看清這樣一個事實：對《我控訴》批判最兇的人，大部分都沒有看過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著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而作為評審團成員的我們，在發(fā)表觀點之前，至少應該聽聽被告方的一面之詞，再對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論。

“德雷福斯事件”：法國的反猶之恥

《我控訴》的劇情，圍繞著19世紀末法國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開。所以在探討這部電影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故事所處的歷史語境。

在經歷了九個月的普法戰(zhàn)爭后，法國于1871年接受完敗結果，屈辱地向德國賠款割地，這對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國歷史，造成了深刻影響，每當經濟與政局出現(xiàn)動蕩，民族主義熱潮就會在法國抬頭，這其中最顯著的，是反猶主義。

民族主義煽動者，將猶太人視作唯利是圖的寄生蟲，并從宗教中尋找論據——是猶太人出賣了耶穌，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寫在他們的基因里。這種偏見延伸到軍隊系統(tǒng)當中，就表現(xiàn)為對猶太軍官的妒忌、排擠與不信任，雖然這與法國宣揚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當時的法國軍隊系統(tǒng)中，官僚主義橫行。一部分人對猶太軍官抱有敵意，而另一部分人則照章辦事，對上級應聲附和，絲毫不關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內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國情報局從德國駐法大使館盜出的通敵信，成為了導火索。

信件內容證明，法國參謀部軍官中有通敵德國的間諜。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則成為了軍隊中反猶勢力所指認的替罪羊。因為只有正在接受參謀部訓練的幾位見習軍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軍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這幾個嫌疑人中唯一的猶太人。欲加之罪，就這樣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實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當時被德國占領的阿爾薩斯地區(qū)（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后一課》的背景地），卻一直擁有對法蘭西的民族認同，以至于主動選擇法國國籍，并入伍軍隊。他的家境優(yōu)渥，軍餉只是其投資收入的零頭；而他的筆跡也與那封通敵信有諸多不符之處。不論看動機還是看證據，德雷福斯都絕無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軍隊首長，卻急于迎合反猶勢力，讓德雷福斯成為替罪羊。而參與調查的下屬和筆跡專家則順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釘在了十字架上。就這樣，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獨自流放到惡魔島關押。他萬念俱灰，但為了妻子和兒女的名譽，他還是堅持活了下來。

皮卡爾 the whistleblower：波蘭斯基電影的主角

對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許都會想當然地認為，波蘭斯基在片中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畢竟波蘭斯基是從納粹魔掌中逃脫的猶太人，對族群困境感同身受；畢竟波蘭斯基也經歷過頗具爭議的司法審判，所以他肯定在通過德雷福斯的經歷，為自己做辯解。

但事實卻遠非如此。在《我控訴》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萊爾飾）雖是整個故事的由頭，卻只是邊緣角色，出場戲份只有區(qū)區(qū)十分鐘。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報局軍官喬治·皮卡爾（讓·杜雅爾丹飾）。通過調查，他發(fā)現(xiàn)了德雷福斯的無辜，卻在向上級匯報的過程中觸怒了整個法國軍事系統(tǒng)，并因此名譽掃地，鋃鐺入獄。

在波蘭斯基的敘述中，皮卡爾被塑造成一個未被官僚系統(tǒng)腐蝕，對真相抱有敬畏的義士。他對猶太人并非沒有偏見，但情報局系統(tǒng)之腐朽、審判過程之草率，依然讓他震驚。作為影史上最杰出的敘事者之一，波蘭斯基僅用幾個簡潔的跟拍鏡頭，就表現(xiàn)出了皮卡爾任職的情報局統(tǒng)計處如草臺班子一般的荒誕景象：低級官員昏昏欲睡，技術官員對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則是個浸淫官場多年的老油條，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皮卡爾的調查處處掣肘。

皮卡爾最終將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證據帶到了參謀部長那里，然而部長給他的命令，卻是將真相封鎖。與上級意見不合的皮卡爾被放逐、監(jiān)視，到最后，無處可逃的他只好選擇向系統(tǒng)外部求助。于是便誕生了大作家埃米爾·左拉那篇力穿紙背、追討整個腐敗系統(tǒng)的洋洋長文——《我控訴》。

“我控訴”中的“我”——誰在控訴？

波蘭斯基的新作無疑透露著大師筆觸：不尋求單純的情緒宣泄，而是用畫面書寫人物無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過一部名為“Cul-de-sac”的電影（意為“死胡同”，通用譯名則是《荒島驚魂》），而在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揮之不去。皮卡爾首次走進自己在情報局的辦公室，卻發(fā)現(xiàn)窗戶怎么都打不開；他把即將受審的德雷福斯帶進長官辦公室，自己卻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門之外；他對槍擊自己律師的殺手窮追不舍，卻在走進一片密林時迷失了方向。通往公義之路，對他來說永遠都以死胡同作結。

在波蘭斯基的《我控訴》中，控訴的對象很明顯：一個官官相護、維護面子和權威，毫無糾錯能力的官僚系統(tǒng)。在這個系統(tǒng)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戲，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無奈回應所展現(xiàn)的一樣：“按您的邏輯，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符，則證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筆跡與信件相悖，卻同樣證明我有罪?！?/p>

但這部電影中的控訴者是誰？似乎是皮卡爾。起碼有一點很明顯：不論是左拉的《我控訴》還是波蘭斯基的《我控訴》，其中的主語都不是無辜的德雷福斯。在波蘭斯基的電影中，對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態(tài)著墨甚少，故事重點更多放在了個人與體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認為波蘭斯基在借本片自我開脫的批評者，可以收回這個判斷了，因為他并沒有借影片宣稱，四十多年他誘奸少女的行為無罪。

而波蘭斯基有沒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場審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確有，這些都能在流傳下來的資料中得到印證。他有沒有權利將這些不公的經歷通過藝術媒介向世界進行表達？同樣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權利將自己的創(chuàng)痛通過種種渠道公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歐洲的他，本應為自己的罪行承擔牢獄之災。而不論我們對他的品行有何判斷，或許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

波蘭斯基是個不世出的電影天才，而才華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載《虹膜》

我對法國歷史所知甚少，第一次聽說“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觀看一個揭露左拉死亡之謎的紀錄片時。影片中，探秘者提到，這位偉大的作家因為在《曙光報》上發(fā)表了題為《我控訴》的文章而受到當時國家主義和反猶主義情緒高漲的法國民眾的抨擊。（在文章中，左拉為一個被冤枉成“叛國賊”的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膽發(fā)聲，他控訴了當時的政府、軍隊、司法體系和所謂公正、客觀的“科學調查”。）左拉因為站在了大眾和權勢的對立面招致禍患，他被判處巨額罰款，還被迫跑到英國避難。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氣中毒，根據記錄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個極端的反猶主義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風口，實施了這場謀殺。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么仗義執(zhí)言的代價也太過沉重了！

《歷史疑云：左拉是被謀殺的嗎？》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國政府提出對非歐盟學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冊費時。為了反對這種違反大眾教育本質和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立國精神的議案，我也參加了幾場抗議游行。其實，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歐盟學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他們認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總是先從外國人開刀，再把對象慢慢延伸到本國人，最后所有處于弱勢的人終將被壓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對所有不平等說不，即使只是發(fā)出微弱之聲，即使戰(zhàn)火暫時燒不到自己。聽到這些聲音，我深受感動：作為弱勢的外國人能受到本沒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覺是無數(shù)個左拉在義憤填膺地為無法發(fā)聲者吶喊！

《歷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檔案》

19年11月中，《我控訴》在法國上映。在看到地鐵站的海報，我瞬間被吸引。為了防止歷史知識匱乏造成觀影困難，我專門找了法國新拍的紀錄片來看。

紀錄片中，事件中最特別的人物喬治·皮卡爾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興趣。這名調查德雷福斯事件的軍官，本來是負責給所謂的“叛國者”最后的重擊，但他在調查中卻發(fā)現(xiàn)了許多疑點。抽絲剝繭，他最終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齊。然而，為了維護軍隊的“權威”和“尊嚴”、為了保護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脅，上位者們拒絕了皮卡爾要為德雷福斯正名的訴求，他們將他送到了北非鎮(zhèn)壓殖民地起義的戰(zhàn)場，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這個麻煩。對我而言，皮卡爾明知會危及自身還選擇正義的形象非常偉岸。

波蘭斯基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處于“正邪”抉擇之間的人物的復雜性，他以后者為核心展開了全片的敘述。不過，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爾，導演將他塑造成堅守自己職責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個面向：認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猶主義傾向者，他像你我一樣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樣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結束時，重回軍隊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對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爾說了句：“你只是盡了自己的職責。” 是的，對那一代還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過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這樣，即便被隔離關押了四五年、不能與任何人交流，他在重獲自由后對國家和軍隊也毫無怨言，他甚至還去到一戰(zhàn)前線，為國奮戰(zhàn)。

在宏大敘述顯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們——一個個分散的、碎片化的個體——要堅守什么？作為社會人，個體的共同體想象是什么？反復思索，極端個人主義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牽動，是因為左拉、皮卡爾等個體捍衛(wèi)在大歷史中“無足輕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義精神熏陶了數(shù)年，我選擇堅守和捍衛(wèi)應該和他們一樣。正如村上春樹的名言所述：“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p>

《我控訴》一開場給人感覺就是非常肅穆莊重，儀式感十足，有種古典主義的調調。它甚至會給人一種錯覺：這或許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電影，客觀冷靜，悶的宛如紀錄片。

但事實又不是這樣的，在一些人物交鋒，情節(jié)推動方面，電影又稍顯商業(yè)。比如像情報偵查戲，與官僚分子對峙戲，它還是會制造一些懸念和火花來引領觀眾往前走。

電影講的事其實也很簡單：1894年12月，法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為間諜，隨后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鋃鐺入獄。法國軍情處中校皮卡爾為他奔走發(fā)聲，也慘遭當局迫害。最終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間長達12年。

真實事件改編。波蘭斯基采取的是最傳統(tǒng)的平鋪直敘，偶爾插幾段看起來“比較土”的回憶，可也真是奇怪，這種老老實實講故事的方法在波蘭斯基的運籌中就是顯得非常有力，有一種暗中使勁的味道。

或者說《我控訴》就是給人一種感覺：看完之后覺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說不出哪好哪壞?？删褪遣蝗菁毾?，越想越覺得它有味道，這讓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訴》大概是一種余韻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壺，里面盡管沒有茶葉，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訴》是有這種茶香的。

最能飄出茶香的莫過于電影最后一個鏡頭：散落一地的軍服，被折斷的軍刀。這原本是電影開場，德雷福斯被剝奪軍銜后的場景。這是對一個軍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電影最后這個鏡頭重新再次出現(xiàn)時，它就是在提醒觀眾：看看吧，這就是官僚們干的好事！這是法國軍隊的一大丑聞，這簡直就是法國的國之恥。

影片那種不慌不忙，冷靜如風的氣質，很深得我心。其實也很大來源于演員們的表演，每個人說話都是一本正經，慢條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壓住自己的情緒，所以片中沒有慷慨激昂，沒有大快人心，沒有伸張正義的激情，也沒有淚眼朦朧的煽情，呈現(xiàn)給你的就是一個事件的過程，結束就是結束了，不會有多余的矯情。正是這種克制舒緩還略帶溫柔的調性，使得這部作品顯得高級不流俗。

我也喜歡它的結尾，當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復原職，去拜訪曾經幫助他的皮卡爾時，并沒有對他道謝寒暄之類的，而是直接向皮卡爾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銜的要求。

因為皮卡爾在軍隊外八年被稱為“執(zhí)行任務”，照樣也升了官銜，而同樣遭遇的德雷福斯官銜仍然不變，他認為這是一種偏見。這一段非常能體現(xiàn)德雷福斯的性格特點：剛正不阿，又有點固執(zhí)可愛。也使得這場戲顯得有些意外，甚至還有點想笑。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風情，但更多我們會感受到一絲無奈：德雷福斯盡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沒有得到他應得的待遇和尊重。

結尾有種特別自然平淡但又感慨萬千的感覺，甚至覺得還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著：嗯？這就沒了？

離別兩人站在一起時，臉對臉，非常嚴肅。在軍事學院上學的德雷福斯因為皮卡爾給他的學分太低，質疑他時，兩人也是這么站立著。但讓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個時候的他們，還是現(xiàn)在的他們，兩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線。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義。他們一個都沒有丟。

我們也可以確信的是，盡管德雷福斯沒有對皮卡爾表示感謝。但我們可以從兩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爾自始至終是贏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皮卡爾也配得上這種尊重。結尾的溫柔和傷感，讓人有些不痛快：就這么簡單的結束了？不再來一個陳詞感言嗎？這種“不過癮”在最后一個鏡頭被扔出之后，突如其來的變成了無聲的：

我控訴。

有一說一，這招挺厲害。

首發(fā)在：幾點電影

對于《我控訴》電影本身，如果抹去導演姓名，這是一部缺乏亮點的優(yōu)秀古典電影；如果加上導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讓人聯(lián)想的現(xiàn)實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蘭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應該分開？ 首先，我看過波蘭斯基的幾乎所有電影，我認為多數(shù)人和我一樣，不會否認波蘭斯基的電影的優(yōu)秀。 對于他“犯罪”的事實，即便看過紀錄片之后，我們逐漸接近事實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蘭斯基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但是我們應該尊重法律。因此女權發(fā)起抵制、阿黛拉離場是合理的，我們支持她們勇敢發(fā)聲。但即便我們發(fā)起抵制，也應該針對他的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當今失德藝人都會收到懲罰，且作品也都會被封殺，但其出發(fā)點是藝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壞或其人的才華，其目的在于維護社會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們勢必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可以剝奪他的創(chuàng)作權，甚至生命。但是我們是否就應該否定他所有才華呢？ 人才，是可以分開寫的。我們可以從歷史中窺見一斑。貪官秦檜，修訂的《四庫全書》豐富了我國文學史；罪人秦檜，對書法藝術和宋體字的推廣貢獻亦不可謂少；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爛放縱，通奸嫖妓皆沾，卻是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古今中外，人與才相分離的例子不勝枚舉。民國時期，世人對多情才子胡蘭成曾有這樣的評價：“其人可廢，其文不可廢?！贝搜钥芍^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權領導者之一、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曾在評審團發(fā)布會上表示不會參加波蘭斯基電影在本次電影節(jié)的晚宴，也不會起為波蘭斯基獲獎而祝賀，但她認為影片出現(xiàn)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上是正確的，會公正地評判這部電影。 也許對于輿論中的大眾以及無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們來說，對于波蘭斯基，也許可以持這樣一種看法：其人可廢，其才當惜。 藝術與道德的邊界該如何把握，這也許是個哲學問題，發(fā)人深省。若不僅限于藝術，再推而廣之，可以考慮這種極端情況，如果一個人作出的社會貢獻趨于無窮大，其犯下的“罪”又趨于無窮??？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這個界限卻是難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會價值引導。

電影開頭場景

如果電影都能根據個人口味提煉主題的話，我認為這部電影的主題是——眾暴寡。

電影開篇的大場面，恢宏、大氣、莊重，像極了盛世帝國的閱兵式，可它只是一場破敗的夢，作為背景的蕓蕓眾生，都在欺負那個叫 德雷福斯的可憐蟲。

之后，影片出現(xiàn)大量的群眾鏡頭，群眾始終給人一種壓迫，壓到喘不過氣來：

主角皮卡爾遵從了自己的良知，他似乎輕而易舉決定站在正義的一面，這一方面是個人的勇氣，一方面也要歸功于還不算太過緊張的政治環(huán)境。

皮卡爾轉身離開將軍那一幕，像極了庫布里克《光榮之路》里的那一幕。

《我控訴》皮卡爾離開將軍時反駁了一句

《光榮之路》達克斯轉身離開

《光榮之路》達克斯反駁將軍

影片的光影很像凝重的油畫，這種布置很像是“還原歷史”的真實，或者說，用油畫感給歷史蓋棺論定，但有趣的是，這些畫面里總是能隱隱地嗅出一些滑稽來：

一張張煞有介事的臉

這似乎又在反駁“蓋棺論定”本身，看似板上釘釘?shù)臍v史，其實無非是群眾情緒的投射。

影片結尾是對整部電影的扭轉，似乎在告訴觀眾——你們所看到的，是我想讓你們看到的。

德雷福斯被集體情緒投射成了壞蛋，皮卡爾又被今天的群眾投射成英雄，天知道哪一天德雷福斯不會再次變成壞蛋，皮卡爾變成為虎作倀的反動派。就像崔永元的母親教育他的話：“不要覺得老百姓都喜歡你，你就很了不起，就是這群人，劉少奇都被他們打倒過。”

我不想聯(lián)想到波蘭斯基此時的窘境，我只記得波蘭斯基曾經評價過《竊聽風暴》，他說在那種政治環(huán)境下，是不會有任何一個監(jiān)視者會良心發(fā)現(xiàn)，在《我控訴》里，之所以皮卡爾能良心發(fā)現(xiàn)，不過是因為“還不算惡劣“的政治環(huán)境，事實上，他的“正義感”終于成為他步入官僚集團的資本……

也許，“正義”本身也像是色拉敘馬霍斯所描述的那樣——不過是強者的利益。

在大多數(shù)時代，強者，就是“眾”。

清潔但冰冷的街道、紅黑相間但在陰天下更顯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廳中名畫注視下口氣高高在上的將軍們，從一開始便奠定了一種壓抑的基調。他們扯下他的扣子、折斷他的佩劍，踐踏著他軍人的榮譽，只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將軍們面露微笑，饒有興趣的觀察著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貓與狗來評判，士兵們穿著統(tǒng)一的制服，漠不關心的執(zhí)行著上級的命令，而那些圍墻之外的人民，扒著早已設定好的圍欄，無不在判決發(fā)出后高喊著“叛徒！”、“法蘭西萬歲！”，卻也許剛剛聽說一個單純的猶太人因為不明所以的“叛國”被迫離開他所熱愛的祖國與家人，走向地獄。一個心有正義感的軍人，一個履行了軍人應盡職責的軍人，為了不讓“正義”的名字受辱，甘愿對抗上級，舍身將其從地獄的深淵拉回人間，可他也被誣陷、遭人唾棄。當安坐于高臺的法官們讀出非正義的判決時，那些將軍們笑了，竟恬不知恥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體與人民則一次又一次為“正義”歡呼，這是多么的恥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蘭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與青年受盡的磨難，我也無法評判四十年前那次疑點重重的強奸案，我只知道，一個優(yōu)秀的導演和一群優(yōu)秀的電影制作人，獨具匠心的拍攝了一部優(yōu)秀的電影。那些圍欄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鍵盤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義”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決心下狠手的美國法官？而那些漠不關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們？波蘭斯基也許罪孽深重，波蘭斯基的“控訴”也許虛偽可笑，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有罪的人應該受懲罰，可那些看了幾篇微博公眾號就來刷分的網絡保民們也許永遠也不知道，一部電影，不是導演一個人成就，在惡意貶低這部電影的同時，是在抹殺其他工作人員的努力，他們確實應該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