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電影的類型序列中，律政片并不算十分耀眼的那一類。在過去三十年間，恐怕也只有《法外情》（1985）、《審死官》（1992）、《九品芝麻官》（1994）等多少為人熟知，而若將范圍限定在“后九七”時代的香港司法背景，則更是鮮有名篇佳作問世。因此，近期的《正義回廊》與《毒舌律師》兩部影片，序分前后，攜口碑與票房雙贏之勢，算是補上了港片的這一類型短板。

不過細究之下，這兩部電影雖然在類型或題材上可歸屬一類，但風格可謂大相徑庭。其中《毒舌律師》算得上是對依稀漸遠的伸冤喜劇模式的穩(wěn)妥回歸，以工整而擲地有聲的言說方式為民申言，進而叩問正義和良心。它滿足了一部商業(yè)電影的各項業(yè)務要求，尺度得當，慍怒適宜而無公害，因而甚至能貼標登陸。相比之下，《正義回廊》的劇情復雜程度、人物曖昧程度、視覺挑釁程度無不遠超前者。在新人導演何爵天的銳意布置下（可能也少不了監(jiān)制翁子光的功勞），電影從頭到尾都彌漫著沉郁壓抑的窒息感，讓人恍惚回到了《踏血尋梅》（2015）的那個香港時空線。

本片以月下拋尸為引子倒敘開場，早早便引出一起慘絕人寰的人倫案件。首要嫌疑人張顯宗（楊偉倫 飾）自幼飽受各方欺凌，更難以“感受”家庭關愛，遂伙同面試時結識的友人唐文奇（麥沛東 飾）謀殺親生父母，并在后者寓所內將雙親殘忍肢解。作案后，張顯宗不僅沒有躲藏，反而通過網絡發(fā)布尋親信息，也很快被戳穿落網。隨著案情和庭訟展開，我們得以一窺張顯宗的“內心世界”，更進一步地見識到其獸性冷血之外的復雜面相。影片以張顯宗視角下的意識獨角和心靈構筑為引線，逐漸過渡到律師、證人、陪審團諸人的群像刻畫上，并最終落于這場庭訟唯一的爭議點：張嫌同伙唐文奇是否也參與了謀殺。

在本片原案“大角咀弒親案”中，唐文奇的人物原型謝臻麒被法庭裁定謀殺罪名不成立，僅以“阻止合法埋葬尸體罪”獲刑一年（主嫌則是終生監(jiān)禁），又因受押近兩年足以覆蓋刑期，被當庭釋放。法庭判決的依據(jù)是，其人智商經測定低于人群平均值，且受拘捕以來一直堅稱沒有殺人，直到疑似遭遇刑訊后方才改口。電影對此基本如實還原。

但另一方面，影片又通過布置層層懸念，不斷遲滯真相的抵達。唐文奇盡管在司法層面獲得庭審和陪審團的輕判，但觀眾從全知視角卻能知悉他與親姐之間似有“密謀”，同時其人也并非如其形象那般“忠厚呆愚”。電影有一處細節(jié)，顯示唐文奇的 LCCI（倫敦工商會）會計資格成績格外優(yōu)異，這也呼應了“低智商”的他為何一開始能和墨爾本大學畢業(yè)的高才張顯宗參加同一場面試。顯然，電影頻頻暗示唐文奇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人物（不論他是否如結尾喻示那般身陷蛛網）。但這個人物無疑又與張顯宗形成了鮮明的視覺比對：一者的情緒/欲望/想象被披露無遺，甚至在部分時刻有著一閃而過的真情流露，而另一者雖然盡顯無辜憨態(tài)，卻始終藏于疑似包裝的低智外表之下晦暗不明。影片最后的司法判決，勢必也會因這種視覺情感的不同配重而與觀眾的外部審視形成某種張力，進而達到間離的效果。

這便是本片頗為反類型的一點：從始至終，并不存在一個揭橥一切的敘事推動者，告訴觀眾最終應相信誰、厭棄誰。本片既無一般律政片中大放異彩的毒舌狀師，也無代表公民理性與市民良心的抗辯陪審員，至于社會派推理體系中的警探、義工更是無從談起。所有人物，僅僅是在其職司份內獲得極為有限的視域，一如斯坦尼體系下所謂演員目光所及的追光之地。人人皆是演員，人人皆以特定方式表演——眾律師雖然看似比陪審團成員更具理性與洞察力，但實質上仍只是庭訟程序的演繹者，并不具備鳥瞰的真知能力，僅僅是工于戴上頭套/戲服后的那項角色任務；除此以外，他們并不比僅憑日常經驗和價值體驗就作出判斷的陪審員高明多少。本片的值得玩味之處，正在于繞過了“公義何為、真相何在”等一般律政片議題，也不提理性與正義光輝如何彰顯，而集中于人物在虛實折返之間的自我呈現(xiàn)。

我們看到，作為全片承重，張顯宗可謂這一自我呈現(xiàn)的典型。影片不僅以大段意識流影像直陳其內心，更在敘事層面至少給他分派了四重“角色任務”。先是在媒體面前扮演一個尋親孝子，然后在案件與庭審中扮演一個弒親狂魔，接著在意識與潛意識里扮演一個掩蓋閹割恐懼、向世界宣戰(zhàn)的“末人”，最后則是在觀眾面前扮演一個似乎還存有人性（中性表達）的可悲邊緣人。這四重身份彼此糾纏，同時各自對應著幾種堪稱病態(tài)的社會關系——被成器兄長置換了親子身位的家庭、專重窺私與奇案的大眾媒體、自以為是的精英階層、不通人性的官僚機構、迷茫又專愛算計的小市民，以及最為根本的，繁重生存壓力下的不公社會——甚至連人倫親情也必須讓位于這種難以直表的社會驅迫。本片的重音和力度，正在于此。

除了張顯宗之外，其余各人物同樣也在進行著虛實交替的角色扮演。唐文奇自不必說，其親姐唐文珊（楊詩敏 飾）更是在證人席上表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庭哭”，有力促成了陪審團的轉意與唐文奇的輕判。三名訴訟律師亦自戀味十足，有著種種由演惑真的矯飾，比如一身正氣、時刻秉持司法公義理想的唐嫌代表律師游嘉莉（蘇玉華 飾），以及總要用英文發(fā)言以至于被法庭時時提醒要改為中文的檢方律師朱愛倫（周文健 飾）。二人身上總有一種“我便應當如此”的形象包裝，做作且虛偽。而即使通透如張嫌代表律師吳冠峰（林海峰 飾），也不能免俗地要參與同僚們的訟辯游戲。這些法律精英們與其說是我們在一般律政片中所熟知的“訟棍反派”與“正義使者”，毋寧說只是在各自司法理念中完成法庭任務的功能角色。

至于眾陪審團成員更無不是某種人設符號的替代品，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十二怒漢》（12 Angry Men）的余影，但實際上他們更類似于《失控的陪審團》（Runway Jury）中價值失范、身份迷失的現(xiàn)代游牧民。這種情形顯然并非臉譜化這么簡單——事實上，何爵天有意選擇有深厚舞臺經驗的演員撐起群戲，為的不是追求“自然”，而恰恰是要讓“表演”的技法和痕跡凸顯，以抵達日常法庭內的“表現(xiàn)”。（參見BBC中文2022年11月24日的報道）

有趣的是，正是因為眾人皆竭力維持自己在庭訟中的“形象”，同時又都諷刺地繞開了案情的“真相”，才使得從始至終在庭內失語的張顯宗獲得了某種視覺赦免權，進而取得一絲源自觀眾的信任感（盡管這種信任十分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觀眾得以取代公堂，懸擱影像之中糾纏眾人的身份迷思，自覺引出關于案件的私人判斷——這無疑仍是基于信念的主觀判斷，卻至少不會是某種敘事幻景營造的伸冤快感。也正是在這種“后真相”的情景中，眾人的虛實形象才能延伸開來，枝連蒂結地觸達法庭之外、銀幕之外那個社會的癥候。

當我們把視野推及整個香港社會的“身份形象管理”時，我們也就相應地看到了這部電影所欲扣住的那個更宏大的當下性（這正是何爵天的野心所在，至于效果如何可另作他論）。人們不免要問影響這一當下香港之角色扮演與身份迷思的因素是什么，答案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某個極為晦澀但懂得都懂的因素（比如影片中兩次給予以港徽特寫，卻未見更具標志性的港旗）。它們集中構成了一個后現(xiàn)代時刻里關于香港身份的反詰——弒父殺母，雖然大逆不道，但終究還是有“一票認可”的驚悚余地的。這并非是要人們同情暴行，而恰恰是要發(fā)出刺耳的警醒?！墩x回廊》正是以這種驚人的符號語法和視覺挑釁，展現(xiàn)了一種不失溫度的冷眼旁觀、一種超越程序的時代關懷，因而也就無怪乎它能夠獲得港區(qū)民眾口碑與票房的雙重肯認，且令人確信能夠在類型港片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人人唱衰港片的當下，靠老題材和熟面孔已很難調動觀眾的熱情和刁鉆胃口。《風再起時》拍得吃力，吆喝得也吃力，沒成想翁子光另一邊監(jiān)制的《正義回廊》卻殺出一片天，扶持新導演何爵天首次執(zhí)導長片，一舉入圍金像獎16項提名。

何爵天何許人也？主演楊偉倫、麥沛東又是何許人也？內地觀眾恐怕都從未聽過這些名字。然而《正義回廊》拿下的是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兩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各個重量級別獎項提名，讓人不得不好奇，究竟是怎樣的黑馬，能殺出這么一大片天地？

改編自2013年的真實案件，“大角咀逆子弒雙親案”，是本片的故事背景。十年前在香港引起轟動，因其極度血腥暴力有違倫理引發(fā)廣泛討論。案情被搬上銀幕不稀奇，但已蓋棺定論、全港皆知的故事如何重新敘述、吸引觀眾再看一遍，這是電影要面臨的問題?！墩x回廊》不僅給出了超人意料的講述，甚至將大眾熟知的故事引致令人深思的一面——“黑馬”之“黑”，讓人拍案叫好。

多線并行，多視角敘事，拼出一個支離破碎的真相。

不同于一般犯罪片以懸念開始、捉拿兇手歸案結束，《正義回廊》開篇就將殺人兇手和作案手法揭曉。何年何月誰誰誰，以何種方式殘害自己的父母。先告知答案，亮出底牌，讓人充滿疑惑：接下來要講什么故事？

罪犯是如何行兇的？還是罪犯另有他人？查案審案的結果還有什么不為人知的部分？難道這其中另有隱情？……

在前半個小時的敘事中，兩條線一直穿插并行：一條講述兇手張顯宗和唐文奇的結識過程、部分生活場景，一條講述警察發(fā)現(xiàn)兇案現(xiàn)場、偵查的推進。在兩個殺人犯被緝拿后，歸到法庭，新的角色加入，記者、法官、律師、陪審團等等出現(xiàn)在觀眾面前，這里才真正開始敘事的各方角力。

當九位公民被選為陪審團成員進入封閉空間后，老影迷可能都會將這部片往《十二怒漢》的方向聯(lián)想，也許是香港版的《十二怒漢》，在一段又一段庭審討論后，陪審團會翻轉故事的結果，將案件引致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這樣的期待中，主創(chuàng)很快將你們的思維定勢打破。不，他并不是要講一個新的《十二怒漢》，這里的九個陪審員就是陪審員，他們的討論只是審判的一部分。

有意思的事情發(fā)生了。在被告、檢察官、律師、證人、陪審團乃至記者等不同人講述下，一個鐵板釘釘?shù)臍⑷斯适峦煌较蚶丁?/p>

在記者眼中，殺人犯張顯宗已經昭告一切十惡不赦，大眾對他的憎惡顯然將輿論場引至法庭，正在影響陪審團看待故事的視角。

在律師眼中，只要有一絲機會讓罪犯脫罪，找到任何病理的證據(jù)、被社會戕害的證據(jù)引發(fā)同情，或有可能讓人們感到這是一個失控的錯誤，案件又會偏向同情兇手的一方。

在兇手自己眼中，本來已經認定的犯罪事實，因為有了律師和家人介入，他們的態(tài)度和敘事方式又開始發(fā)生微妙的變化。智力障礙、失憶、精神錯亂、被警察逼供，這些都成了推翻故事的砝碼。

最微妙的還是陪審團九個人之間的博弈。代表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不同價值觀的九個人眼中，一個本與他們生活毫無關系的事件，以規(guī)定程序進入到他們眼中腦中心中，讓他們不得不面對殘忍的事件，梳理案件過程，判斷正義是非，因為他們的任何一次共情或憤怒，理性或感性，都可能將兩個陌生人的命運改寫。因此九個陪審員慎重又慎重，反復討論反復推演，案情又在質疑和辯論中變得朦朧、迷霧重重……

可以感受到的是，法庭在這部電影中變成了一個舞臺般的存在。一個講故事的角色上場，觀眾就會被他講的故事吸引，他說的時間地點前因后果呈現(xiàn)出一種氛圍，引人共情或者批判。而當不同角色分別講述時，觀眾看到了一個故事的不同面，如多面棱鏡，每一面映照的現(xiàn)實都不一樣。光影閃爍、疊影重重中，人們看到了無數(shù)個“現(xiàn)實”，他們是講述人口中的“真相”；但在觀眾心中，真相是支離破碎的，需要從無數(shù)碎片中費力拼出完整合理的拼圖。

陪審團的角色，正代表了我們觀影的觀眾。他們在以各種職業(yè)、年齡、價值觀代入討論案情時，正相當于代表不同立場的觀眾重新觀察這個案件。而我們會很清楚地感受到，即使是這樣一個已經定論的案件，故事依然有重新講述的可能。我們有各種理由懲罰或赦免兇手的罪惡。影片拋出這個問題，最終引發(fā)了對法律制度能否公平公正的深層討論。

冷靜與狂熱，天才與白癡，在對比中顯現(xiàn)戲劇張力。

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高智商的張顯宗（楊偉倫），低智商的唐文奇（麥沛東），他們既對應了真實案件中的周某和謝某，也在這個重新構建的故事中形成了冷靜和癲狂的對抗張力。

兩人本是共謀，共同殺害了張顯宗的父母，并且手法極端殘忍。但案件在審判的過程中，事實因不同視角講述開始往幾個方向分崩離析——究竟是張顯宗主導了兇殺，還是唐文奇主導了兇殺，抑或是只有其中一個人殺人而另一個人根本沒有殺人——到底誰說謊，誰說真話，誰會被判定有罪，誰會得到赦免？法庭辯論把電影開端兇手就是兩個人的假定推翻。

兩個被告的合作關系變成了奪取赦免權的競爭關系。他們各自爭取律師、陪審團、法官和大眾輿論的過程，也是爭取觀眾的過程。

這里不得不提到兩位主角的表演，楊偉倫和麥沛東，功底扎實，又有超出想象的驚喜。楊偉倫飾演主犯張顯宗，冷靜，少言，克制，玩世不恭。他除了面相與案件真兇有幾分相似，表面呈現(xiàn)出的愈冷靜，愈讓人感到內心的歇斯底里和瘋狂?！虼嗽谀歉睙o動于衷的面孔之下，導演、編劇和演員共同運用第三視角，展現(xiàn)張顯宗的內心世界。他對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自卑又自大的幻想，既像是警察、記者、律師等不同外人看到張顯宗社交網絡上表現(xiàn)構建的想象，也像兇手本人在自述一個悲慘的自我，他如何壓抑自己直至毀滅。

另一位主角麥沛東的表演更加奪目。他飾演一個智商低下人士。這樣愚笨的人為何參與了兇殘至極的殺人案，令人疑惑不解。在審判過程中，對唐文奇是否有罪的討論慢慢成為故事重點，在蘇玉華飾演律師的塑造下，唐文奇展現(xiàn)低能的過程，逐漸將參與審判的人們拉到自己一邊，改變了他命運的走向。

演員麥沛東和楊偉倫一樣其貌不揚，俗世社會中是不可能被注意的平庸者。但他的形象放在銀幕上，仿佛聚光燈只看到他的存在。那肢體語言一出來，你就能感到穿透銀幕的腐臭味，比韓國電影《寄生蟲》中富人嫌棄司機宋康昊的氣味更加具體，令人厭惡又同情。

在這底層“味道”鋪墊之上，人們本應看到一個低能人士被動地接受了高智商人的指使，陷入一場殺人悲劇成為共謀，但在麥沛東的表演和導演的敘事引導下，我們分明感受到還有一個更高視角正在凝視唐文奇。麥沛東演的唐文奇，在法庭上的講述，正如一場精彩的舞臺表演。

其中的悖論不言自明：低能人士表演自己的低能，在表演中就已經表現(xiàn)出了高智商。姐姐的淚水，醫(yī)生的證明，前女友的講述，都不及唐文奇本人無辜的眼神。尤其講到警察刑訊逼供時，唐文奇竟還原出警察的兇狠，而審判現(xiàn)場沒有人察覺他精彩的復刻本身（需要智力、記憶和情感的表演）就已經是推翻低能的證明！

兩個主角的對比，一個高智商，一個低智商；一個面無表情內心極端狂妄，一個表面涕淚俱下內心極端冷酷。他們用完全相對的方式共同謀劃了兇殘至極的殺人案，釋放他們癲狂的內心。但在庭審中，兩種癲狂從合作變成較量，又讓他們分道揚鑣。楊偉倫和麥沛東層次豐富的表演不斷塑造動態(tài)的癲狂，惺惺相惜與殊死博弈的過程在其中呈現(xiàn)，令人唏噓人性之詭譎。

凌厲沉靜的鏡頭語言分解程序正義，深層質問社會現(xiàn)實。

如果只是將曾經發(fā)生的真實案件搬到銀幕，犯罪片不會比新聞紀實報道更震撼。電影之所以再次虛構真實發(fā)生的故事，是因為在“虛構”中人們可以清楚看見“真實”背后還有各種可能和漏洞，人性是那樣變幻莫測、瞬息流動，新聞中遙遠的名字才能變成更具體、更真實的人，引發(fā)大眾凝視深淵的思考。

《正義回廊》用不同以往香港犯罪片的敘事方法，將一樁慘案的審判現(xiàn)場如實呈現(xiàn)。你可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審判的過程是這樣的無趣，沒有TVB和一些古早法庭片中高亢激昂的雄辯，也沒有煽情的演講，只有不同人一遍遍執(zhí)行程序的每一步。呈現(xiàn)證據(jù)，觀察證據(jù)，討論證據(jù)，得出結論。

不同職業(yè)工種表現(xiàn)他們的熟練和冷漠。警察可能是正義執(zhí)法，也可能刑訊逼供；律師可能挽救冤案，也可能縱放兇手；陪審團可能沒有什么正義感和法理基礎，只是從一群普通人中隨機挑選出來——但這樣隨機的選擇也可以改變兇手的命運，不禁令人發(fā)問：法律到底能否實現(xiàn)真正的公平？

導演在敘事中已經顯然表明了對現(xiàn)實質問的態(tài)度。再有能力的律師，也會傲慢地將陪審團稱為一群豬仔，即使幫助罪犯辯論，也不過是他們工作的一環(huán)，比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天吃什么，去哪里吃。記者事先采訪兇手為獲得曝光的舉動，是他們吃這碗飯的必備技能，但越嫻熟越老練的記者，越表現(xiàn)出對真相的漠不關心，實際上暗中推動了審判方向的改變。至于真正的兇手如唐文奇，天真愚蠢還是有意表演，只是他不同動機下的人格選擇，陌生人到底能從中辨別幾分真假，也隨機決定了審判結果。

種種不同方向的質問，在冷靜凌厲的鏡頭語言中呈現(xiàn)。不同人參與到案件過程中，假設到達案發(fā)現(xiàn)場，一遍遍還原真相。但真相又是不同視角的想象，真和假，沒有人能真正判決。

恰如用心設計的片頭字幕，“正義回廊”四個字，支離破碎?！?span style="font-weight: bold;">回廊”是一個隱喻，更是一個問題：抽象的正義在幾番敘述和表演下竟可以峰回路轉，這背后的冷漠讓人不寒而栗。

在觀察參與了無數(shù)次真實庭審后，新人導演何爵天用扎實的電影表達向社會拋出一個問題。這問題不僅是對十年前兇案的追問，也超越了時限，將問題引入當下，對我們所處現(xiàn)實中法律是否還能匡扶正義，提出了深深的憂思。

當人們不再對黑白分明的犯罪片故事模板心動，香港新一代導演和演員正在打破敘事傳統(tǒng)，將這一類型持續(xù)發(fā)揚成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如果你能感受到《警察故事》最早的黑白分明，到《無間道》中黑白界限已不斷模糊——那么現(xiàn)時當下，年輕一代已不僅問到誰黑誰白誰灰，而且重新發(fā)問：這界限劃定的規(guī)則與程序本身是否自帶顏色，用來衡量正義的那把尺，是否本就發(fā)霉生蛀，不再適用新的社會問題？

就在我看《正義回廊》的這天，香港再次發(fā)生了慘絕人寰的兇案——28歲的蔡天鳳被前夫一家殘殺肢解，這不是電影，是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新聞讓我們驚悚恐懼，但過了這段日子，人們又會忘得一干二凈，把陌生的名字和悲哀的真實拋向歷史塵埃。

真正的創(chuàng)作者，不會把一個事件當成偶然事件。他會去思考，是否還會不斷發(fā)生類似的事件，悲劇是不是有固定的根源。《正義回廊》提取了一個十年前的兇案深深凝視，它不僅把悲慘的真相重新拋到現(xiàn)實中，將問題和思考留下，并且邀請更多的人一起思考、一起凝視，共同憂慮我們所處的當下和未來。我想這就是《正義回廊》鼓舞人心的地方，它的創(chuàng)新和勇敢，正是港片的新未來。

唐文奇究竟有沒有殺人？

這是看完《正義回廊》后最大的困惑。

電影最成功的是通過優(yōu)秀的劇本和表演，樹立起正邪難分、模棱兩可的復雜人物——片中的第二被告唐文奇。同時也造成了電影前后很強的割裂感，前期對于張顯宗的人性黑暗的展示和探討仿佛開庭不久即蓋棺論定，焦點迅速轉向唐文奇究竟是合謀主犯還是無辜脅從，唐文奇/麥沛東的出色表演征服了陪審團也征服了電影觀眾，但也同時留下另一個困惑，張顯宗和唐文奇究竟關系如何，唐文奇為何卷入根本與他無任何利益關系的案件，兩名被告的暗流涌動的關系本可以是電影更精彩的著力點。

如果前期加入更多唐文奇與其他角色的互動，更豐富地呈現(xiàn)唐文奇角色的沉潛到上浮、隱線變主線、小人物翻轉大案件，也許電影改名《第二被告》更符合最后的觀感。

但即便力有未逮，現(xiàn)在的《正義回廊》也足夠精彩。

這部電影是何爵天首部長片，由《踏雪尋梅》的導演翁子光監(jiān)制，主角楊偉倫、麥沛東名不見經傳，這樣的新人班底更可以拋棄浮躁，專心經營，《正義回廊》因為部分暴力情色鏡頭被評定為三級片，目前已經是香港影史三級片票房冠軍，并且以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在內的16項提名領跑香港金像獎。

本片改編自2013年一宗轟動全香港的“逆子弒親案”，張顯宗聯(lián)同室友唐文奇在唐文奇寓所殺害親生父母，并且肢解蒸煮，人頭藏在冰柜，肉塊打碎拋棄。張顯宗先是在媒體發(fā)布尋親告示，很快又承認自己殺人，被捕入獄。電影的重點放在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的各方對峙，法庭、律師、陪審團、警方、證人、記者，你方唱罷我登場，場上激烈對峙，場下各懷心事。

張顯宗為什么弒親？父母的嚴厲，求學的不順，國外受辱的創(chuàng)傷，炒股失敗的經濟壓力，各方面都比他成功的哥哥的對比，電影都點到為止，同時用了很多亦真亦假的閃回片段呈現(xiàn)張顯宗內心對希特勒的仰慕，一個失敗的個體，一個高壓的社會，悲劇的發(fā)生仿佛水到渠成。電影的重點也并不在此，張顯宗的“惡”顯然無需討論。這一部分的呈現(xiàn)也比較常規(guī)。

一直被張顯宗當做自己同謀共犯的唐文奇出場后，審訊開始峰回路轉。

辯護律師表現(xiàn)精彩，成功挖掘出警方辦案中的逼供嫌疑，精神病醫(yī)師、唐文奇前女友等人對唐文奇精神狀況的質疑，成功把唐文奇“塑造”成一個低智商、精神狀況混亂、容易被人操控的形象，與張顯宗留給民眾的聰明冷靜理性的冷酷形象形成鮮明對照。姐姐多次獄中探視，要求唐文奇配合，里應外合，姐姐在庭審現(xiàn)場的哭訴，不僅明顯回避了律師的質問，還加深了姐弟倆相依為命的苦情形象，這段戲會讓置身事外的觀眾突然意識到，所謂“弱者”的眼淚具有著強大的迷惑性和煽動力。唐文奇的表現(xiàn)更為精彩，與律師的對峙有來有往，完全樹立了一個無辜的糊涂可憐蟲形象。

九名隨機抽選的陪審團成員出場時便有了《十二怒漢》的氣場，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段的人，坐在一起決定他人的生死，這對他們的考驗極為重大又極其“隨意”。陪審團的爭論顯示了價值觀的多元取向，對任何一件事都會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電影展示爭論多，妥協(xié)少，投票結果也比較順利的產生。

張顯宗有罪。唐文奇無罪。

此時的鏡頭逐一掃過，張顯宗的氣餒憤恨是真實的，唐文奇姐姐的喜極而泣是真實的，其他人都只是做完一份工而已。

導演何爵天認為這部電影想探討的是法庭存在的意義，“法庭是一個尋找真相和正義的地方？還是一個表演舞臺？控辯雙方各以不同理據(jù)試圖說服陪審團，以左右他們的最終決定?！?/p>

電影后半段頻繁使用舞臺劇的呈現(xiàn)方式，讓被告、律師、陪審團回到案發(fā)現(xiàn)場，尋找蛛絲馬跡。但時過境遷，“真相”早已不復存在，何為真，何為假，取決于如何表達。

唐文奇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低智商”，其中的悖論極為明顯：能夠如此詳實準確富有情感地回顧案情并做出全部有利于自己的陳述，是“低智商”可以做到的嗎？電影用了很多細節(jié)鋪陳唐文奇的復雜性，前后不一的口供，與現(xiàn)實相悖的陳述細節(jié)，在案發(fā)現(xiàn)場重新發(fā)現(xiàn)的會計二級水平的試題，都在暗示一些可能性。然而也僅僅是可能性。

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到達。

但電影傳達的現(xiàn)實可能比呈現(xiàn)的現(xiàn)實更灰暗。比起“正義究竟存不存在”，更嚴肅的問題是，“正義究竟重不重要”。除了被告本人，親屬、律師、法庭、陪審團、警察、記者、證人等等，有多少人真正關心事實、關心真相、關心他們的生死？

親人可能哀其不幸，也可能怒其不爭；警察可能依法執(zhí)法，也可能刑訊逼供；律師可能洗刷冤屈，也可能放任真兇；陪審團可能問心無愧，也可能重在參與；記者可能探秘尋真，也可能博位求財?！笆虏魂P己，高高掛起”，正義是否只對當事人有意義？

擴大一些，電影是在關注和探討社會問題，但也是導演演員名利雙收、躋身精英的捷徑，冗余的暴力色情鏡頭是為了還原事件真相還是吸引觀眾眼球博取更高票房？

再擴大一些，觀眾觀看電影，尤其是刺激性的限制級電影，是應該關注編導傳達的社會議題，還是單純享受感官愉悅滿足獵奇心？

每個人都只關注自己的部分，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累積起來的偏差足以改變整個事件的面貌。如果確有歪曲的可能，法律還值得信賴嗎？執(zhí)法機關還能保證真正的公平正義嗎？

正義可以在非正義的情況下獲得嗎？只有純粹的正義才是正義嗎？

如果電影在內地上映，可以想象結局必然是唐文奇幡然醒悟、投案自首，或者警方發(fā)現(xiàn)新證據(jù)，繩之以法。這反應了大部分人樸素的愿景。但現(xiàn)實可能正如片名所示，追尋正義的路是一條漫長的回廊，柳暗花明，前途未卜。

片中律師談及張顯宗與父母的緊張關系時曾說：“管教這把尺，無論是長或短，軟或硬，有個衡量的標準一定要堅持到底，就是愛，沒有這個衡量標準作為基礎的話，這把尺只會教出憤怒的下一代?！?/p>

放在香港電影里，這段臺詞滋味復雜。“愛”在影視作品中的“濫用”也到了陳詞濫調的程度。

但依然要強調，因為遠沒有達到。

任何制度和規(guī)則的設計都應該是為人服務的。正義可能是面目朦朧的，絕對的正義可能是不存在的，不要迷信正義，不要迷信規(guī)則，用“人”和“愛”的尺度，觀照世界。

灰暗的不是世界，而是觀照世界的眼睛。

模糊的不是正義，而是衡量正義的尺度。

形式大于內容是新人導演的通病，不過這次故事也講得很好，我理解新人導演想要用點新東西給自己的電影事業(yè)打開一條路，同樣，電影屆也需要有新鮮血液的注入。電影有后勁的，肥仔能生動地演警察，念過書，會騙人而且也會上廁所，那個坐在一片蛛網中的鏡頭，哪里是他被蜘蛛追殺，分明他才是端坐在中軍帳中的那只恐怖的毒蜘蛛，一步步把那些自以為高他一等的蟲豸拉進這張他精心編制的大網里。。。他這種懂得內收的狡黠顯然比表面狂妄內里懦弱的張顯宗更聰明，也更變態(tài)，更癲狂，更漠視人性。

正義回廊 (2022)

7.6

2022 / 中國香港 / 劇情 犯罪 / 何爵天 / 楊偉倫 麥沛東

導演：“如果放棄內地市場，主力在香港地區(qū)上映，回本的確有點天方夜譚，于是，我又傻傻地去找大陸負責做網絡電影的平臺負責人聊下，得到的回應是:大佬，你的主角殺自己父母，怎么可能過審?

本來我想趁樓市低迷，首付買回一套納米房（20平以內的房子），好讓我可以不用再睡在我父母那套“居者有其屋”的碌架床（指雙層床），也好讓無兒無女的我老去后有地方落腳，然而這筆錢終于都要用在這部《正義回廊》身上。”

三星、7分左右，有點難說。標題和海報都很抓人眼球，之前點映就想看，終于有合適的排期?？粗捌谕芨?，因此沒有特別觸動我就得降分了。屠殺肢解親生父母，這題材要想拍難看也不容易……它當然是個復雜曖昧的故事，他人永遠無法也不應該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相，但為了多面性而喪失敘事結構和清晰的傳遞有點不值（個人審美）。

演員選得蠻好，會讓人擔心“你倆以后還可以演其他角色嗎”的程度，但演技的精湛救不了整個故事。傳達的最清晰的是暴力執(zhí)法和窮人富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律師和陪審團倒是有意思。三方律師上一秒庭上針鋒相對，下一秒庭下友好約飯，臺前道貌岸然，臺后蔑視委托人。我看司法假發(fā)到現(xiàn)在還沒取締的意義不是紀念傳統(tǒng)象征權威正義，而是標志戲臺已經搭起演員粉墨登場，好一個social performance persona.

陪審團混亂，混亂善良，記住了九個人的臉沒記住他們的立場，愿意相信是編劇刻意為之。因為他們的立場搖擺、為杠而杠、像狼人殺輪到你了必須主動或被動說出一句沒意義的話。后現(xiàn)代共識不存在真相，更毋論越辯越明，好笑一女士表決前慷慨陳詞不要放過從犯的可疑之處，最后卻全員通過無罪。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看新三級片，之前要么在筆記本上看，要么是影院重映的外國片，片頭只會有一個靜態(tài)警告。在討論某地文化產業(yè)要完時，大家總寄希望于分級制度，好像那是靈丹妙藥。分級制度實行起來難嗎？一點也不，不實行的理由要么是不相信咱公民的平均素質，要么是打心眼里覺得咱老中成年人不配看三級，混不到內參就認命吧。分級制度能夠有效阻擋“不該看的人”不看嗎？售票時盡職問你一句成年否算好了，入場也不查證件，和網站彈窗點proceed差不多，管控強度還不如限制小學生玩手游。

分級制度的本質是分配責任，萬一出差錯，誰該賠償？制作方、發(fā)行方、還是觀眾自己？之前看過一個說法，電視分級是對監(jiān)護人而非孩童的警告。這次看片頭的正告，大意“如果未成年人執(zhí)意觀看本片導致本影院被處罰，我們將對你提出民事訴訟?！庇幸馑肌Ｕf回本片的限制級內容在哪里？血腥（對于不怎么看這種片的人來說，但我最近看了柯南伯格……）、色情（說沒有必要吧，真人又確實有這么一回事）、極端、“三觀不正”。張顯宗在法庭上大多數(shù)時面無表情、但面對兩位親人似乎也并非毫無感覺，后段劇情針對唐文奇時經常露出嘲諷的笑，以為他置身事外看好戲呢，宣布審判結果后不還是對“不公”破防。

遺憾，兩小時看完，沒有感到多渾身發(fā)涼（除了這垃圾影院的空調實在是凍死人不償命），像開頭所說，沒有觸動我，亦沒有takea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