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電影新作》2012年第2期。

《星星的孩子》在2011年第七屆“中美電影節(jié)”中獲得最佳新晉導演獎，這無疑是青年導演陳苗的一部“有話要說”，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誠意之作。影片關愛殘疾人，關愛智障兒，正面的表現(xiàn)其生存狀態(tài)極其監(jiān)護人的生活，以期引起社會對這一弱勢群體的關注，影片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令人起敬，藝術手法也與其相得益彰。

一

近年來，宮廷斗的古裝片，無厘頭的喜劇片、時空倒錯的穿越片，天馬行空的武俠片、計謀重重的諜戰(zhàn)片充斥銀幕，以一種瘋癲狂歡，娛樂至死的姿態(tài)使人們在激烈的競爭壓力下尋求解脫，在迷茫孤獨中得到精神麻醉和片刻的歡愉。這些與社會現(xiàn)實脫離的“致幻劑”和“止痛片”有少量是可以的，但是若呈現(xiàn)洪水泛濫的勢頭，則不妥矣。我們需要娛樂片，更需要如《星星的孩子》一樣的電影來正視殘酷的人生，直面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彰顯人本質(zhì)的力量，給我們戰(zhàn)勝困境的力量和勇氣。

在《星星的孩子》中,年輕的母親梁錚錚帶著一位孤獨癥（也稱自閉癥）孩子，飽經(jīng)生活的磨難與情感的挫折。這個天生行為異常的孩子缺乏情感反應、語言也有障礙。剛一出場就興之所至的拉動了火車緊急制動閘，導致了一場有驚無險的恐慌和“災難”。他經(jīng)?？贪逯貜偷刈鲋矚g的事情：玩陀螺，吃大排面，不高興時聲嘶力竭長時間嚎叫。他不能和社會正常交往，沒有溝通能力，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對周圍的一切不發(fā)生反應。如《雨人》（1988）中的“雨人”一樣，一旦日常生活出現(xiàn)一點變化，他就會強烈地抵制，直到恢復原來的式樣與秩序。影片向觀眾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假如“星星的孩子”就生活在你的身邊，或者就是你的親人，你該怎么辦？

根據(jù)2007年第二次全國抽樣調(diào)查顯示，中國0-6歲的兒童孤獨癥患病率為千分之1-2，總數(shù)約為11萬人，預計每年新增0-6歲孤獨癥兒童1.5萬人。作為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這么多的“星星的孩子”需要全社會的關愛和幫助，在藝術作品中也被不斷的表現(xiàn)。薛曉路導演的《海洋天堂》（2011）講述了一位患了絕癥的父親在臨終前和智障兒子相依為命，并為其安排好一切的故事，敘事節(jié)奏舒緩，影調(diào)溫馨，頗有一種記事散文的感覺，其不動聲色的煽情場面令觀眾潸然淚下，取得票房和口碑的雙贏。而早在1990年，張元導演的《媽媽》被譽為中國第一部獨立制作的影片，講述冬冬在六歲時患癲癇性痙攣，導致大腦損傷。但母親梁丹堅信冬冬的病能被醫(yī)好，她的努力給同事、追求者和前夫造成了很多不便，這是一個在平淡中演繹的催人淚下的感人故事，曾在柏林電影節(jié)獲得影評人獎。

作為一部時隔20年內(nèi)容幾乎和《媽媽》相近的新生代電影，《星星的孩子》另辟蹊徑，在主題和藝術表達方式上也與《海洋天堂》有異，導演陳苗以自己獨到方式對此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影片講述了男性的猥瑣，贊揚了母性的光輝，展示了女性生存中的困惑，同時也對底層人生存境況進行了深入的表現(xiàn)。她用影像在呼吁，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生存艱難，在為社會做出犧牲和貢獻，需要關愛。

二

從編劇的角度來看，《星星的孩子》也用了些苦情戲的手法，與號稱催淚彈的臺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1988）有些相似之處，都表現(xiàn)了女性生存之艱和思兒之苦。但《媽媽再愛我一次》表現(xiàn)母子情深，處處設置煽情點，敘事上是幾乎完全模式化與臉譜化的善惡二元對立的情節(jié)和人物設置，與其不同，《星星的孩子》把母親梁錚錚置于自己的心理困境中，讓她在與外界的不斷沖突中來展現(xiàn)內(nèi)心的掙扎和人格結(jié)構的重組。

弗洛伊德認為人格結(jié)構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組成?！氨疚摇卑嫠璧幕居?、沖動和生命力，趨樂避苦，按“快樂原則”行事，求得個體的舒適，生存及繁殖?！白晕业摹睓C能是尋求“本我”沖動得以滿足，而同時保護整個機體不受傷害，它遵循的是“現(xiàn)實原則”?！俺摇笔侨烁窠Y(jié)構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其機能主要在監(jiān)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為，要求自我按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去滿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則”。自我一仆二主，侍候著本我和超我這兩個殘暴的君主，因此人就經(jīng)常處于焦慮之中。但之所以為人，就在于能戰(zhàn)勝自己的本能需要，成為一個社會的人，一個合乎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人。

《星星的孩子》兩個男人，一個是孩子的生父，一個是母親后來遇到的情人，他們都不能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拋棄了母子兩人，人性中“本我”的一面——也就是趨樂避苦的魔鬼的一面占了上風，因此墮為人所不齒，應受到道德譴責的人。而母親梁錚錚如同我們所有人一樣，她有著人之為人的最基本“本我”需要。作為女人，他有自己的對正常家庭生活的需求，對來自男人世界的感情的需求?？墒怯捎谧蚤]癥的兒子的存在，丈夫出走，情人洪衛(wèi)星背叛，在一連串的打擊之下，不勝獨自養(yǎng)育自閉癥兒子之苦，她甚至想拋棄智障兒子。在住旅館時想把兒子拋給好心的旅館服務員，在與工廠總監(jiān)洪衛(wèi)星的相處的過程中隱瞞兒子病情的事實，后來把兒子故意弄丟了。這些都是趨樂避苦的“本我”在作祟，但是在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之后，遵循道德原則的“超我”占了上風，她終于坦誠的面對自己內(nèi)心的自私和魔鬼的一面，勇敢的到處尋找并從派出所領回了孩子，并承擔了遺棄親子罪，返回了故鄉(xiāng)。

影片猶如一把解剖刀，剖析了主人公的心理變化與起伏，讓觀眾看到了女主人公梁錚錚與自己斗，與環(huán)境斗的過程。同時也讓觀眾看到自己內(nèi)心的魔鬼，佛家言“起慧劍，斬心魔”，影片相信人性的光輝最終能夠戰(zhàn)勝心魔，從而使主人公最終如同圣母一般閃耀出了光芒。

這樣的母親，顯然不合乎中國以往電影中那種忍辱負重，十全十美的母親形象，而是一個有瑕疵的母親，一個有著缺憾的母親，她行走在天使與魔鬼激烈交戰(zhàn)的懸崖上，加入天使的隊伍或者與魔鬼為伍是她揮之不去的心結(jié)，但她最終升格為天使。這種母親的形象是高度個性化的，不可替代的“這一個”。《海洋天堂》中的單身父親坦然面對死亡，有條不紊的為自閉癥兒子安排生活。實際很可能充當母親角色的鄰居，卻因為老王擔心大福會成為她將來沉重的負擔，而拒絕了她的愛。這是儒家教義中標準的“仁人”，是被拔高和神圣化的男性。而陳苗的電影《星星的孩子》與其迥然不同，不但男性被批判，而且母親也不是一出場即為“圣母”。

影片猶如生活的一段切片，最終又回到原點，可以說是一部狀態(tài)電影。影片沒有和第六代初登影壇時的《媽媽》《冬春的日子》等電影一樣，對社會轉(zhuǎn)型期的人性的陰暗處和社會的冷酷面進行放大或顯微，讓人徹骨生寒。也沒有如商業(yè)片《雨人》和《漂亮媽媽》（2000）一樣對人物簡單的進行善惡二元化的對立處理，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電影手段煽情，讓各種人為的戲劇性的沖突接連不斷，最終構成一個大的沖突，解決矛盾后，大家各得其所，一切如觀眾所愿。

《星星的孩子》最大的力量是真實的力量，倡導的是現(xiàn)實主義美學原則甚或紀實主義美學原則。和《漂亮媽媽》中宛若圣母一樣任勞任怨與失聰兒子其樂融融相處的母親不同，《星星的孩子》在感性的故事情節(jié)中，對女性命運伸出了理性評判與思考的觸手。影片既沒有對母親的形象拔高，也沒有對其的不幸遭遇進行商業(yè)煽情式處理。結(jié)尾處小孩依舊沒有叫出媽媽，這樣的處理合乎生活的本來面目。如果叫出了，雖然順應了觀眾的心理情感需求，但是不合乎生活實際。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應生活的力度和深度就要打折扣。因為研究顯示，孤獨癥的發(fā)病原因可能與接觸藥物、感染、重金屬、環(huán)境毒素及遺傳因素等有關，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可以治愈的藥物。

從女性主義電影的角度來開，影片真實的反映的女性在現(xiàn)實生活的困惑、無力，在男性社會中所受到的傷害。女性也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客體，是其窺視和觀看的對象，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一個血肉豐滿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影片也對自私的男性進行了嚴厲的苛責和質(zhì)問，對其逃避主義予以嘲諷。影片走的是女性情感片的溫情路線，不煽情不濫情，沒有讓觀眾痛哭流涕，而是娓娓道來發(fā)人深省。

三

影片表演方面可謂洗凈鉛華。梁靜演活了主人公梁錚錚，她倔強，堅韌，有著小女人們共有的小心計，小智慧，也有著作為一個單身女人孤苦與困惑，以及作為母親的柔腸百結(jié)。而飾演兒子的小演員尤為出色。如果不是被導演告知，觀眾很難判斷這不是一個真正的孤獨癥兒童。觀眾通過特寫，近距離接觸到了這個“星星的孩子”，他注意力很難集中，眼神瓢忽不定，與人沒有眼對眼的注視，很難實現(xiàn)交流。由于不能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系，他也難以體會別人的情緒和感受，無論母親和周圍的人說什么，做什么，他都不理也不看。他分不清“你”“我”，答非所問，他稱媽媽為“地球”，并不明白這意味著和代表著什么。導演高妙的駕馭能力和小演員不露痕跡的表演令人起敬。

影片的道具應用也很出彩。特別是牽連母子兩人的繩索，成為了影片最為匠心獨具的設計。剛開始時把母子倆連在一起的繩索完全是母親為了控制兒子，但孩子被新奇的世界所吸引，時不時意欲掙脫母親的約束，而母親用繩子在拴住兒子的同時，也使自己行動不便。一根繩索，表現(xiàn)了孩子的病情，同時也表現(xiàn)了母親的面對的問題之所在。而在最終，依然自閉的孩子主動把繩子綁在了自己的身上，繩子既變成了牽連母子的外在象征物，同時也是孩子對母親的依賴和信任。

《星星的孩子》在思想深度和精神內(nèi)核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個人的體驗》(1964年)異曲同工。1963年28歲的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出世了。嬰兒的頭蓋骨先天異常，腦組織外溢，雖經(jīng)治療免于夭折，卻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后遺癥。大江根據(jù)這一經(jīng)歷寫成小說，獲得了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在這部發(fā)表后即獲得新潮文學獎的作品中，當主人公鳥在面臨腦殘疾嬰兒的生死抉擇——或聽從情婦勸告，借黑市墮胎醫(yī)生之手埋掉病兒，或接受醫(yī)院建議，為病兒施行腦疝氣手術以拯救其生命時，他離家出走，以酒買醉，痛苦、逃避、彷徨，最終決定聽從醫(yī)生的建議，與留下嚴重腦殘疾的兒子共度生涯。

《星星的孩子》和《個人的體驗》一樣，昭示了人是通過煉獄般的痛苦之后才會有精神的升華，經(jīng)過靈魂的拷問，才會勇敢的面對苦難，勇于承擔，而不是逃避，這才是人類生生不息的本質(zhì)力量。諾獎授獎辭中指出：“大江通過薩特的存在主義獲得的哲學要素——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貫徹其作品始終?！?/p>

我覺得這樣的評價同樣適應于《星星的孩子》。

[1]楊曉林，陜西寶雞人，同濟大學電影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