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守護、在意、體現(xiàn)的精神、傳統(tǒng)、風骨，至今仍令人所贊嘆折服。 而顧維鈞正是這樣一批人物中的一位。他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外交界的領袖人物，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v觀其一生，唯有贊嘆：從驚訝開始，以贊美告終。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對一個24歲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27歲成為駐美國公使、34歲出任外交部長的人來說，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還能說什么？《聯(lián)合國憲章》上簽署的第一個名字，是三個漢字：“顧維鈞”。 1945年6月26日，在憲章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團因在發(fā)起國中按字母順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擔任首席代表的顧維鈞第一個在《聯(lián)合國憲章》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正在代表中國在《聯(lián)合國憲章》上簽字）

上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yǎng)，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著名學者溫源寧寫過一篇印象記，起首便是：“無論什么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lián)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溫源寧寫道：“作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稱得上輝煌，要加以逐一列舉，人們將不得不從驚訝開始而以贊美告終……他以1912年5月出任內閣秘書開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員夢寐以求的最高職位他都已經得到了：駐美國公使（1915～1920）、巴黎和會代表（1918～1919）、國聯(lián)理事會中國代表、駐英國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總長，而現(xiàn)在是駐法國公使。有一次，顧博士還做過幾個月代理國務總理?！?/p>

（1932年4月14日，國際聯(lián)盟李頓調查團中國代表、國民政府駐英大使顧維鈞（左）與國際聯(lián)盟調查委員在大連）

50年后，溫源寧在臺灣去世之前，如果他還記得自己當年這篇充滿“溢美之辭”的小文的話，他也許會微笑。因為顧維鈞比溫源寧文中所寫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經歷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過更多的高職位。 再后一年，顧維鈞在紐約逝世?！都~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載文表示哀悼，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駐紐約總領事前往吊唁。 溫源寧筆下讓人“從驚訝開始以贊美告終”的顧氏履歷還需要加上：中國駐外使節(jié)升格后，擔任駐法、英、美等國大使；1945年出席舊金山會議，參與起草和簽署《聯(lián)合國憲章》；1957年后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副庭長，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五百余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 溫源寧說：“他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中國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會時，顧博士已經由于是中國權益既有尊嚴又有才干的捍衛(wèi)者而聞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顧維鈞在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中，位居后進。但當需要向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報告山東問題時，他的前輩們由于種種原因，或者拒絕出席、或者拒絕發(fā)言，是顧維鈞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談，痛陳山東問題的由來以及中國的態(tài)度，并從國際法的角度雄辯論證了山東當歸還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 這場精彩發(fā)言成為和會當天的頭條新聞。發(fā)言剛一結束，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國務卿藍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外務大臣貝爾福紛紛向他表示祝賀。 隨后，顧維鈞在和會上展開穿梭外交，希望能爭取到對于中國最有利的結果。最終，在無望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拒簽和約。而根據外交史學者的研究，“此時獨力支撐代表團的顧維鈞對拒簽和約的最終實現(xiàn)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會晤。前排左起：王云五、顧維鈞、丘吉爾、王世杰、胡霖）

從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顧維鈞的杰出表現(xiàn)一直證明著他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對他的評價——“這所大學有史以來最有才華的學生”。 寫過《顧維鈞傳》的肖崗回憶：“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將他與梅蘭芳、汪精衛(wèi)并稱為中國‘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畫。我的學生時代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度過的，那時顧維鈞的外交活動蹤跡，常常是學校師生乃至全國民眾關注的焦點：‘顧維鈞在國聯(lián)控訴日本的侵略了’、‘顧維鈞主張國共合作，團結抗日’……” 今天，圖書館里，灰藍色封皮的《顧維鈞回憶錄》擺放得整整齊齊，積了一層薄薄的灰，顯然少有人問津。這個人，已經成為一段傳奇，不知能否成為一筆財富？

本文摘自：《民國風度》 作者：徐百柯

敘利亞駐聯(lián)合國大使巴沙爾·賈法里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發(fā)表的悲憤演講，令人印象深刻。是這個演講的傳播，讓我知道了一部中國電影《我的1919》。

現(xiàn)實中，巴沙爾·賈法里的演講，沒能避免美英法等國對敘利亞的軍事打擊；電影里，顧維鈞等中國代表的努力，也沒有換來巴黎和會上中國應得的基本權益。一直以來，某些霸權國家，只信奉森林法則，弱肉強食。

義憤填膺的巴沙爾·賈法里

在外交上，弱國即使有合理的請求，也常因強國的利益而無法得到滿足。于是，“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就常常出現(xiàn)在弱國的合理請求失敗之后。這種無可奈何，讓人覺得，弱國在外交上的發(fā)聲沒有了意義。

但我認為，面對強國，弱國更需勇敢發(fā)聲。只有這種發(fā)聲，才能讓外界人士知道，某些強國行為的不公正、不正義，也才能激發(fā)本國人民對這種不公的反抗斗志。

1919年，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在歷史上，這一年是中國近代史和現(xiàn)代史的分界年。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面對列強的槍炮不斷妥協(xié)的屈辱史，而現(xiàn)代史是中國不畏外國列強，付出鮮血和生命獲得最終勝利的反抗史。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的簽字，就是反抗外國列強的第一槍。

顧維鈞和中國外交總長

電影《我的1919》，以巴黎和會中國全權代表顧維鈞的視角來講述。那一年，中國雖然是戰(zhàn)勝國，雖然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孱弱的國力和長期遭受外國剝削的現(xiàn)狀，標識出中國無疑是一個挨欺負的弱國。

顧維鈞剛到法國，作為外國使節(jié)的他，就被一群傷殘的法國兵痞毆打了。在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升旗儀式上，中國代表們都穿上了特色的漢裝，而遲到的顧維鈞被迫以衣裳破爛的傷痕之姿出現(xiàn)在了現(xiàn)場。更為不幸的是，原本已經確定的五個中國代表名額，被臨時告知減少到了兩個。這些下馬威和臨時的變故，昭示出中國的談判代表們，在此次和會上維護中國應得利益的艱難。

在同一年的巴黎，還有一群旅居在此的華人。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在用自己的方法維護著中國的基本利益。組織工人積極反抗的肖克儉，就是那群華人中的典型代表。即使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妻子，也沒讓肖克儉放松他的斗爭。

這些尋找中國出路的先烈們，用自己的方式為祖國奉獻著青春。

即使展示了真實，也未能贏得尊重和合法利益

巴黎和會進行中，大會組織方故意將中國代表的發(fā)言準備時間縮短至一小時。在這樣不利的情況下，顧維鈞用簡明的道理和詳盡的事實，揭露了日本的陰謀，表達了中國的合理請求，贏得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大眾討論。也是因這段演講帶來的強烈反響，給中國爭取的基本合法權益帶來了一線轉機。

但外交成果的取得，除了與外交官現(xiàn)場的機敏應對有關外，更需要國家的實力做支撐。很顯然，那個年代的中國，實力遠遠不夠。

面對國內軟弱政府一封封催促簽字的電報，面對國內拒絕簽字的洶涌民意，面對巴黎華人發(fā)出的死亡威脅，面對無法接受的喪權辱國條約，電影中擁有現(xiàn)場決定權的中國外交總長崩潰了。當他和顧維鈞最后一次見面的時候，他為自己選擇離開巴黎的決定留下了眼淚，顧維鈞也只能流著淚無奈的說出，還有機會再爭取。那個晚歸的夜，外交乏力的現(xiàn)狀，讓顧維鈞無法與憤怒的旅法華人正常溝通，幸好有那個法國女人的獵槍阻止了憤怒華人的毆打。

為了進一步引起國際社會對這一不公正事件的關注，肖克儉用自焚的方式進行了最后的抗爭。在巴黎和會的簽字現(xiàn)場，顧維鈞在闡明了中國立場后，拒絕了簽字。

為自己國家奮斗的敘利亞軍民

中國第一次在不平等文件上拒絕簽字的舉動，雖然沒有在當時捍衛(wèi)住中國的基本合法權益。不過經歷幾十年的斗爭，中國最終贏得了勝利。

想想，敘利亞大使巴沙爾·賈法里的演講，雖沒能避免敘利亞遭受美英法的打擊。但可以肯定，他的講話一定能引起更多外界人士對敘利亞真相的探尋，并激勵受苦難的敘利亞人民，促使他們?yōu)樽罱K的勝利付出艱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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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9

今天，在中美外交談判桌上 楊潔篪主任對著美國務卿說：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ā)同中國談話。 而1919的顧維鈞先生，滿腔的熱血被現(xiàn)實痛擊，在巴黎和會上連維護國家的基本權利也沒有，他說：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沉痛的一天。

是的，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1840年到今天，東方的太陽已經升起了，181年忍耐的苦痛已經夠了，新一代的國人必然會昂首挺胸、自信地堅定地走向未來。

據《我的1919》的編劇們說：“這是一個命題作文。它是關于李大釗和‘五四’運動的，。這是一部獻禮影片?！钡牵紤]到正面表現(xiàn)五四運動之“陳舊”，與巴黎和會之“新鮮”，他們決定改弦更張，認為這也“完全可以涉及這個命題作文的基本內容”。于是，“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從李大釗變成了顧維鈞” [1]。的確，看起來這部影片的結尾是在堅持“扣題”的：出現(xiàn)了老套的民族主義符號“長城”，同時下方字幕說：“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xiàn)代史的分界點，中國革命從此舊民主主義階段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階段”——依然是這個來自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官方歷史敘事。

然而，MZD是怎樣論證這個分界點的呢？MZD的理由是，在五四運動后期，學生的罷課發(fā)展為商人罷市，最終進于工人罷工，于是，“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也就是這一意義上，五四運動成為了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出現(xiàn)的先聲；中國革命找到了它新的主體。這樣的論證，當然帶有著強烈的目的論和政治性，當然是在給本政黨奪取政權的合法性與必然性做論證；然而，剝去這意識形態(tài)的外殼，我們依然能從這個論述中看出智識上的合理性：在這個新生的中國的歷史敘事中，顧維鈞等人在巴黎的抗爭，不過是人民群眾在國內的運動的背景；外交家們在舞臺上的騰挪閃躲只是真正的歷史主體出場的召喚者。而在行動著的大眾性運動中，“中國人民”這一歷史主體逐漸浮現(xiàn)；他們終于選擇“聯(lián)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再向帝國主義者撒嬌，從而實現(xiàn)了對民族國家中國的再造。在這里，“國家”在根本上是由“人民”所造就，用法國大革命時的術語，“積極公民”的集合即行使主權的“人民”，是一個優(yōu)先于國家的“實體”；在這個意義上，五四運動才能夠被論證為超越了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指向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開端。

可是在《我的1919》結尾這段字幕中，上述文字后卻使用了另一種話語來表述“五四”的轉折點性：“中國人第一次對西方列強說不”。這最后的一個“不”字，是在前面的部分消失后突然跳出來，字體加大；這樣看來，所謂“歷史轉折”或“分界”的意義，也就不是新的歷史主體的出場，而是早已存在的那個實體“中國”態(tài)度的轉變。這個具有強大視覺沖擊力的“不”，難免讓人想起在1996年出版，在本片推出前后風靡一時的政論《中國可以說不》。

有論者指出了本片的“個人化視角”，并論證說，這一視角主要由插入顧維鈞的第一人稱旁白來體現(xiàn)。他并對此大加稱贊：“在過去的一些影片中，個人的尊嚴往往被民族尊嚴所掩蓋；它倡導的觀念是：只有民族國家有了國際地位，作為集體中的一員才會得到尊重…但是，每一個中國人作為個體，并沒有因此獲得足夠的尊重…”然而，有趣的是，“每一個中國人”作為個體在國外必須受到“尊重”，這種要求國家民族身份可以轉化為每個國民個體在他者面前的更高價值的話語，其實比所謂“集體話語”更具有進攻性，因為這恰恰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話語！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在列強那里幾乎合法化了他們在十九世紀發(fā)動的幾乎每一次殖民與帝國主義戰(zhàn)爭！“

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我的1919》所選擇的題材與表現(xiàn)形式，絕不只是為了追求“新鮮”，它實際上已經提供了全面改寫MZD話語下的五四認識乃至中國歷史認識的框架。而這一框架，絕不是像某些人從自由主義立場上發(fā)出的歡呼那樣，僅僅是一種“撥亂反正”，是重新樹立個體在歷史中閃亮的價值這樣簡單；它所有意無意配合的，恰恰是已經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的中華民族，再次向“empire”出發(fā)的腳步！

在《我的1919》中，歷史的舞臺中央再次交給了資產階級的外交家們；而“群眾運動”則被化約為由何政軍扮演的肖克儉所象征的少數(shù)人密謀或是赤裸裸的暴力：他先是率領一小隊華人在會上外抗議和會對中國利益的無視，后又與朝鮮革命者合作，來爆破日本使團在巴黎的駐地。顧維鈞教訓這個虛構的，“從小和他一起長大”的人物：“你這樣會碰得頭破血流”，果然，一切的努力都化為徒勞，最終，肖克儉只能以一死相抗，在凡爾賽宮外自焚。影片中，這一自焚在國際輿論上的反響沒有進行任何交代（哪怕是負面的交代，比如在報紙角落里的一個豆腐塊，或者某個外國人物的“可惜了”、“太蠢了”之類的評價），而只表現(xiàn)了他被安葬在一戰(zhàn)華工墓園里，陳道明扮演的顧維鈞和肖的妻子、許晴扮演的“梅”在他的墓前祭奠的情景。

顧維鈞為到肖克儉的選擇而痛惜震動，同時也受到了眾多華工埋葬在華工墓園這一事實的啟發(fā)和感染；于是在后續(xù)的會議上，他成功地使用了華工墓園的照片作為論據，向與會者證明了中國對于協(xié)約國的勝利所作的貢獻。于是，在片中，何克儉所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行動者，被成功地歸位為襯托顧維鈞事功的背景。被MZD顛倒的歷史終于再次正過來了，以至于評論家韓小磊歡呼這是“一次遲到的歷史發(fā)現(xiàn)”！[2]最終，像肖氏這樣自覺地為群眾運動奮斗的人，和一戰(zhàn)中的華工們被動地卷入時代洪流的人，不僅在肉身層次擁有著在巴黎郊外的相同歸宿，而且在精神層次上其實也只起到了一樣的作用，那就是成為顧維鈞這樣的精英人物在國際舞臺上捍衛(wèi)中國時所使用的一個“論據”。五四運動中登場的“無產階級”或別的什么行動者，與歐戰(zhàn)中的“華工”，都不能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活動的意義，而必須有待顧維鈞們來幫他們完成！

然而，歷史的眼光是諷刺的，西線的華工們確實未曾有過把自身政治化，為自己創(chuàng)造意義的機會；但東線的華工們卻有過，而且也把握住了這樣的機會！與五四運動幾乎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僅在國內登上了“歷史舞臺”，而且還在俄國革命中成為紅方的一支主力軍，以至于白方提出了“猶太布爾什維克用中國人和拉脫維亞人屠殺俄國人”這樣的切齒咒詛。

恰恰也就是這種對群眾運動的認識，讓作者構思出了這樣的場景：顧維鈞被要求不在和約上簽字的華人包圍，由于不愿提出不簽字的保證，他遭到了群眾的圍毆；而這時，早已對他心生愛慕的房東女兒讓娜沖出來，大喊“他比你們所有人都勇敢，都有責任感”，救出了顧維鈞。對于以陳道明的形象占據歷史舞臺中心的顧維鈞們來說，相比使用暴力來妨礙他們的事業(yè)的群氓，異國女性的崇拜倒是一種最好的保護與慰藉了！說到底，陳道明的顧維鈞的“個人”形象，恰恰是一個重生的中國資產階級人物的自我形象；它是富有魅力的男性，是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角色，足以贏得西方女性的青睞和崇拜。

讓我們暫且離開對影片和會之外的情節(jié)的分析，走進和會的現(xiàn)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1月28日的十人團會議上的無底稿演講，是他外交生涯的第一個，或許也是最閃耀的那個亮點。根據顧維鈞本人的回憶，他的演講內容是強調了山東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沿革中對中國的意義，并提出了“山東是中國的圣地”。然而，在顧維鈞的回憶錄中，并沒有記載他曾經由這個認識出發(fā)，進一步把“山東”與“耶路撒冷”相比擬，也沒有提到他曾用“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來論證“中國不能失去山東”；而只是說自己的演講當時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美國國務卿蘭辛上前與他熱烈握手，法國總理克里蒙梭也為之鼓掌。盡管本片采取了顧維鈞個人回憶的“視角”，同時在多數(shù)情節(jié)中，使用顧維鈞的回憶錄作為最重要的歷史資料來參考，卻唯獨在這個“山東-耶路撒冷”比喻中，沒有按照顧的回憶來處理！

根據臺灣中研院學者，研究北洋政府外交史的權威唐啟華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一書中的考證，顧維鈞在和會中不曾提出過“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之類的比喻，這“應系報紙報道時之夸大渲染?！比欢诎屠韬蜁爸钡轿逅倪\動后的中國輿論中，將“山東”和“耶路撒冷”聯(lián)系起來的提法卻是廣泛存在的；筆者所見中，最熱衷使用這種比附的，是梁啟超及其領銜，有其身處的所謂“研究系” 背景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在1919年5月發(fā)表的《國民外交協(xié)會宣言》中稱：“山東何地也？…此鄒魯之名邦也，此孔孟之圣跡也。以我國之耶路撒冷，為數(shù)千年民族信仰之中心，吐露文明之源泉..”[3]。而更早可見的類似說法，則是梁啟超個人在自赴巴黎，聲稱欲為和會中國代表團后援時，在“巴黎萬國報界聯(lián)合會歡迎會”上發(fā)表的演說詞：“山東為我國之耶路撒冷，而其地勢橫亙南北，握地勢之要樞”[4]。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認這個類比是否確實出自梁任公的師心獨見；但在五四運動的現(xiàn)場，這個說法顯然就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并廣為人們所接受。

我們還不能考證出，“山東-耶路撒冷”這一比喻，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與顧維鈞的這次演講掛鉤的。事實上，梁啟超與顧維鈞所傾向的是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這一比喻被廣泛挪用的這一結果，或許足以啟示我們，把“山東”和“耶路撒冷”聯(lián)系起來，是從一戰(zhàn)結束到抗戰(zhàn)開始期間，從梁啟超開始的眾多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廣泛接受、傳播和討論的一個“母題”。甚至，我們還可以猜測，這種比附，連著這種比附中耶路撒冷應該毫無疑義地屬于“西方”的認識，正是中國當時文化界的一個“共識”。

中國知識分子們之所以愿意采信這個很可能是來自知識界內部根據梁啟超等人的相關比附敷衍而成的傳說，恰恰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論證是極具說服力的，是可能會折服下到《費加羅報》記者，上到克里蒙梭的西方人的；然而這也就確實暴露了那一代中國資產者的“德性”。而在1999年的這部《我的1919》中，回到歷史舞臺中央的陳道明的顧維鈞同樣大聲地把這句未經確證的“名言”講了出來，并且正是靠著這句話贏得了現(xiàn)場的各國政要的主動握手。據黃建新說：“他的那個演講，我最起碼看到有幾十份資料記載，都是美國總統(tǒng)帶頭鼓掌并且下來和他握手，然后就是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包括日本首席代表西園寺公望都下來和他握手。我們影片的外交顧問看到這段時曾提出疑問，他說，我不了解這段歷史，但從國際慣例來說一個總統(tǒng)不可能下來和他握手…這等于總統(tǒng)表了態(tài)..我們保留影片原來的情節(jié).我是從文學形象的意義，不是從政治的角度去評價他..”[3]那么，他是不是同樣也曾經看到了對于“山東-耶路撒冷”論的不同說法的材料呢？他是否同樣是為了顧維鈞的“文學形象”來決定了對這一比喻的取舍呢？他是不是也和梁啟超們一樣，產生了跨越中間這幾十年的第三世界革命插曲的共鳴：這個“山東-耶路撒冷“的比喻，是多么巧妙?。≡搶Α蔽鞣健坝兄嗝磸姶蟮纳ρ?！

是啊，多么巧妙的比喻！在那個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英帝國剛剛在阿拉伯起義者配合下占領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黎凡特，“收回”了西方所“不能失去”的耶路撒冷；在巴黎和會上，阿拉伯人是不會有代表的；會上的“東方人”大概只有中國人與日本；而《貝爾福宣言》也在一年前剛剛發(fā)布，替整個世（歐）界（美）“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國已經慷慨地宣布將允許歐洲大家庭中多余的棄兒猶太人在這里建立“猶太民族家園”，遂行“西方”對這塊圣經誕生之地的“開辟”。在這樣的背景下，用“耶路撒冷”來提醒西方列強，山東同樣該是中國奪回的戰(zhàn)利品，而不該讓日本染指，就像巴勒斯坦不能交給阿拉伯人一樣，這是多么振聾發(fā)聵啊！對于一代代的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中的許多人來說，更弱的民族的權利毫無疑義、理所應當?shù)貞撟鳛楸唤桓兜幕I碼；他們所嘆息的僅僅是把中國也劃入到這樣的行列中去而已?？上У氖?，歷史已經證明了，這個漂亮的答詞沒有能夠打動“世界”。歸根到底，顧維鈞把中國想象成“西方”，然而，中國在一戰(zhàn)中的事功卻顯然更接近那些為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流血的起義的阿拉伯人；而日本，才是那個和“西方”同構的真正勝利者！

而世紀末的，渴望自己作為“個人”被“尊重”的新一代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他們通過這個作為他們自我形象的身著華服的“顧維鈞”，用陳道明充滿男性魅力的磁性、沉穩(wěn)的聲音再次說出那句話：“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更有趣的是，他們對這句話的魔力更加深信不疑，以至于使用了這樣的情節(jié)來強化它對“西方人”的有效性；片中那個對顧維鈞一直冷眼相待，對自己的女兒對顧的崇拜感到不安和恥辱的中國代表團所租住的古堡的主人，被交代為“貴族”之后的房東太太（為什么要特意交代她的這一身份背景？為什么在之前要加意刻畫她的保守立場？），也在她的女兒從中國暴民手中救出顧維鈞后，沖入顧的房間，對他激動地說：“不能簽字，那是不公正的！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回憶起我在小學時第一次看到這里時感到的震撼和感動，我不由得開始后背流汗了。以陳道明的形象回歸歷史舞臺中央的顧維鈞們，他們所一直試圖在捍衛(wèi)的，除了中國的山東，原來更包括了西方的耶路撒冷！

而在影片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jié)：在和會現(xiàn)場，鏡頭兩次掃過兩位穿著英國陸軍式樣的制服，卻帶著阿拉伯頭巾的人物；這大概是想比擬英國人支持與保護下在阿拉伯大起義后建立的敘利亞、伊拉克等謝里夫家族擔任國王的阿拉伯君主國；然而，在巴黎和會中，這些尚未被承認獨立的國家，沒有一個能夠派出正式代表進入會場的?。ūM管費薩爾的代表曾經被允許短暫地出席，以接受五大國代表對其情況的質詢）。讓歷史上不在場的阿拉伯人出現(xiàn)，這僅僅是因為歷史顧問的失職，還是想要表達些什么？如果是前者，那為何還要特意讓他們穿上英國軍裝？而如果是后者，天??！想象一下，真的有一位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治家當場聽到顧維鈞說“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吧！他會不會氣得昏過去？？

阿拉伯人違背歷史的在場，與朝鮮代表團符合歷史的不在場，在本片中都得到了看似輕描淡寫但又足夠醒目的表現(xiàn)，它們共同在說明的是什么呢？

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中接近答案。，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強調了自己當時是用純熟的英語發(fā)表這篇演講的，而在《我的1919》中，陳道明卻在演講全程中使用中文；他在出發(fā)演說前，還特意地聲明了這一點，并告知同事“準備一個翻譯”。此外，在最后拒絕簽字時，顧維鈞發(fā)表的聲明，同樣使用了漢語。在這里，巴黎和會的舞臺和八十年后那個以漢語為工作語言之一的聯(lián)合國的舞臺出現(xiàn)了奇妙的某種模糊；中國資產階級這一次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后，將可以有資格使用自己的母語大聲講話了——雖然他們所要捍衛(wèi)的，似乎還是同一個山東，和同一個耶路撒冷。

《新民主主義論》實現(xiàn)了對1919的征服，而《我的1919》又得以實現(xiàn)了對1919和《新民主主義論》的雙重征服。據說曾經被拋棄的風采出眾的“個人”顧維鈞以陳道明的形象歸來了；而同時歸來的，還有“耶路撒冷屬于西方”的認識，以及與“西方”分享對第三世界的權力的認識。絕望的朝鮮革命者進不了會場，見不到大會主席克列孟梭，只好到處安放炸彈；而自信的中國資產者，卻已經可以使用自己的母語喊出“不“，并且經常重復這個”不“了；不只是”不“，甚至已經是”否決權“！所有歷史上的中國革命者們，請在各地的“華工陵園”里面安息吧！你們沒有辦法用你們選擇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但是沒有關系，陳道明-顧維鈞們會完成你們的遺囑的！在這些假造死亡革命者的遺囑并“執(zhí)行”這些遺囑的精英們的新的意識形態(tài)神話中，看似是在對抗抽象“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和用來反對抽象“專制主義”的“自由主義”，都一點點地露出了因派爾利澤姆的真面目；而這一切，都可以由這部新時期的“主旋律”大片，《我的1919》，加以見證。

[1]、黃丹、唐婁彝：《五四運動·巴黎和會·我的1919——<我的1919>創(chuàng)作談》，《電影藝術》1999年06期。

[2]韓小磊：《一次遲到的歷史發(fā)現(xiàn)》。

[3]《國民外交協(xié)會之宣言》，《民國日報》，1919年5月10日

[4]梁啟超：《在巴黎萬國報界聯(lián)合會歡迎會演說詞》，見《<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轉引自易丙蘭：《巴黎和會時期研究系的國民外交活動研究》，《大連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5]黃建新、吳冠平：《話說1919年》，《電影藝術》，1999年11月

當年的許晴風姿綽約，笑起來的酒窩更加嬌羞可愛；當年的陳道明同樣儒雅老練；當年的何政軍初顯亮劍里政委的影子。這個片子，顯然比大場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慶生大片耐看許多，殊不知是我黨宣傳策略的退化還是民眾的惡趣味又提升了一個檔次。 單說中國外交和顧維鈞。恰巧今天在地鐵上一直在重溫唐德剛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國近代史出過兩個半外交家，周恩來和李鴻章，那半個算是顧維鈞了。但是，只有顧維鈞科班出身，他11歲考入衛(wèi)理公會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13歲考入圣約翰書院，16歲自費赴美留學，17歲考入哥倫比亞大學，21歲獲得學士學位，24歲獲得碩士學位。因此，顧維鈞可以說是一路上喝著洋墨水長大的，那么對國際法和外交規(guī)則了若指掌，行事風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禮儀，自然很容易獲得西方人的認同和好感。但是，彼時的中國是獨立于西方規(guī)則之外的弱國，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帝國叢林里，可以有機會迎頭趕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緊的是面子不能丟。在古老的國家里，禮數(shù)和宗教的儀式要高于國家利益，以為這是皇權專斷的唯一來源。片子剛剛開始，顧維鈞便遭到法國暴民的侵襲，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還是來到了攝像機鏡頭：規(guī)則比面子要遠遠重要的多。這就是為什么最后陸徵祥決定離開巴黎的時候顧維鈞依然爭辯“我們還有機會”，規(guī)則給你上訴的機會，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別人鉆了空子。當然，顧維鈞最為出色的表現(xiàn)還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爭論山東問題。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懷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說出反駁日本人自己的話，然后擴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著便拋出那有名的“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圣地耶路撒冷”，不僅震撼歐美代表，而且從心理上把中國問題轉換成歐洲乃至世界的普遍問題，最大程度的獲得普通民眾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國幾十萬名勞工在歐洲戰(zhàn)場灑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駁了日本人所謂“中國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戰(zhàn)勝國”的說法，精妙絕倫。這一篇慷慨激昂的辯詞，基本上遵循了反駁-擺出論據-立論的路線，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中，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簡直妙極了！中國外交使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努力失敗，但他無疑成為外交界的新星并開始在民國外交舞臺上大放異彩。 雖然顧維鈞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剛還是吝嗇的把他列為那半個外交家。那么周恩來和李鴻章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獎呢？其一，他們兩個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長，可以和國家最高權力和機構直接對話；其二，他們都非科班出身而憑靠“外交天才和個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終生成為紅色政權“在資本主義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當時的環(huán)境無非是“內勸昏君，外御強權”。中國自從始皇統(tǒng)一天下之后，便再無外交問題，設立的理藩院成為“司局級”單位也是把外交問題化為“內交”。唐德剛先生說古代中國的朝廷便是現(xiàn)代的聯(lián)合國安理會，我看不假。到了現(xiàn)代，由于對外戰(zhàn)爭的回應，清朝慢慢開始建立現(xiàn)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它是一個國家的縮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從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則和怪獸無異。選擇歷史邏輯，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規(guī)則并獲得規(guī)則的高度認同，審慎得調和權威和弱國之間的身份落差，推動國家進步，便是周和李的過人之處吧。 幾個有意思的歷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發(fā)布的“國民黨戰(zhàn)犯”43人名單上，顧維鈞位列第22。 二、1946年顧維鈞在1924年曾與李大釗會面,據顧回憶說李激昂地認為應當將外蒙置于蘇俄統(tǒng)治下以致于他認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陸徵祥任外交總賬率領中華民國參加巴黎和會，最后拒絕簽字，但其參與過簽署“二十一條”。 四、民國初年軍閥混戰(zhàn)，中央各部專業(yè)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yǎng)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奠定了中華民國外交現(xiàn)代化的基礎，陸征祥居功甚大。顧維鈞也是其延攬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