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的女孩

The mystery of what happened to the girls goes unsolved in the novel, which includes a biographical note about Lindsay’s own Australian boarding school and her childhood in the district where the novel takes place, and an author’s note suggesting that it might be a true story. When director Peter Weir went to discuss the film rights for his 1975 adaptation, he was warned not to ask if something had really happened, but he did anyway. Lindsay said she hoped he wouldn’t ask again. So Weir asked if the question of what occurred was open-ended. Could they have fallen down a hole or been abducted by aliens? She said yes, it could have been any of the above.

Others had the same two oddly linked questions: was it a true story,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 characters? People searched old local newspapers in vain for mention of missing girls. In 1980, Yvonne Rousseau published The Murders at Hanging Rock, examining all the competing theories, including a parallel universe, UFO abduction, and a gruesome murder committed by two young men, leaving no trace. Australians read the book in school and became obsessed with the mystery.

According to Lindsay’s literary agent, John Taylor, she was impatient with the questions in part because she knew what happened. She had written, in those productive four weeks, a final, twelve-page chapter explaining how it all ended, and she’d turned it in with the book. Her publishers told her to cut it, so she did. But when she was 84, she gave the chapter to Taylor to be published after her death.

In the missing chapter, published as The Secret of Hanging Rock (stop reading if you don’t want to know), the girls hike up the rock and reach a circular plateau, where they begin to feel strange. Their math teacher, Miss McCraw, appears in her underwear,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her. They take off their corsets and throw them off a cliff, and the corsets hang in the air. Seeing the suspended corsets makes the girls understand that they’re in the presence of a time warp, and they follow the math teacher into it, through a crack in the rock. They enter another dimension and never return.

You can see why the publishers told Lindsay to get rid of the ending. The earthly mystery is what gives the novel its impact. And people took the author’s note about fact and fiction seriously because the novel, with its romantic crushes, maddening injustices, and sweltering heat, is so realistic—because Lindsay was so good at making her characters feel like real people, to which something terrible had happened.

摘自外網(wǎng)

說起澳大利亞導(dǎo)演，迅速浮現(xiàn)腦海的名字可能不超過三個，彼得·威爾就是其中一位。彼得·威爾1944年8月21日出生于澳大利亞悉尼市，從悉尼大學(xué)畢業(yè)后，先是進入電視臺，后來進入聯(lián)邦電影協(xié)會，拍了幾部短片與紀錄片，1971年拍攝了第一部劇情片《霍姆斯塔爾》，與1974年《巴黎食人車》同為低成本黑色喜劇片，基本奠定他去好萊塢之前的風格?！栋屠枋橙塑嚒芬彩枪P者首次接觸彼得·威爾的電影，不無隱喻的超現(xiàn)實風格、具有驚悚元素的犀利路線，讓人印象極其深刻，這些具有高度辨識度的特征在他日后作品中皆有清晰印記，其澳大利亞時期最出色的作品——1975年《懸崖上的野餐》中亦是如此。至于80年代彼得·威爾去好萊塢之后，各項獎項光環(huán)加身則是另一則故事了。

《懸崖上的野餐》改編自1967年瓊?萊斯利的同名小說，盛傳有真事原型乃誤傳，但這種以訛傳訛的流傳方式也側(cè)面說明此片的深入人心。本片拍攝于澳大利亞一處名為“吊石坡”的地方，因為影片之故，此處也成為一個游歷熱點。1900年的情人節(jié)，一群來自亞普莉亞德女子學(xué)院的女學(xué)生在維多利亞州馬其頓山附近的海茵懸崖郊游，期間三個女生和一位教師無故失蹤，后尋回一個名叫艾瑪?shù)墓媚?，而她與另一位參加尋找的少年邁克爾皆莫名失憶，于是線索中斷，另外幾名師生就此正式被宣告失蹤，再無消息。女子學(xué)院也因而失去口碑與生源，教師辭職，最終校長亦自殺于海茵懸崖。

夢境的現(xiàn)實演繹

影片一開場就是一段愛倫坡的《夢中之夢》摘錄——“Is all that we see or seem but a dream within a dream ”（凡我們所見所感，不過一場夢中之夢。）高懸于片首的這段詩，可視作是解讀本片的題眼之一——影片中人物經(jīng)歷的神秘遭遇是否只是南柯一夢？或者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講，按照博爾赫斯的理論，世上萬物都處于上帝的大夢中，一切事物遲早重演，而人類歷史上所有的事件不過都是由上帝排演的戲劇，宇宙的歷史是一個周而復(fù)始的序列，就連時間也是一個不停旋轉(zhuǎn)的圓。這個概念其他版本的闡述亦出現(xiàn)在彼得·威爾另一部代表名作《楚門的世界》中，所謂走向真實的世界，或許根本不存在「真實」，而是生命終結(jié)時的徹悟，或者是上帝從夢境中清醒的那一刻。

生活不是一場夢，但是可以成為一場夢。女孩們在情人節(jié)那天緩緩吟誦的詩句，具有幻想的屬性，也擁有凄涼的意味。如花的少女們，當然難免滿懷對愛與自由的渴求，而在緊身衣和嚴苛校規(guī)的束縛下，她們只能在美麗憂傷的詩句中想象著愛情的美妙，只能在旖旎的夢境中做自己戲劇的女主角。夢見自己做夢，夢到有人在夢見自己，因為拖欠學(xué)費而沒能去成野餐的姑娘薩拉，本有一個弟弟波蒂，以為天各一方，其實近在咫尺，而他們的心靈感應(yīng)卻在夢中實現(xiàn)了（波蒂夢見薩拉的那刻，即薩拉自盡離世，與弟弟來告別），讓畫框外處于上帝視角的我們看得格外心酸。

從姑娘們踏進山中，光線就開始變得夢幻般明亮，空氣澄澈，樹影斑駁，女孩們金色如云的秀發(fā)在通透的陽光下閃爍著夢幻的光澤，光線柔和得有一種莫名暈眩感，一切都像被催眠般的昏沉茫然。神秘的核心人物——米蘭達從一出發(fā)就流露出既不安若失又釋然開懷的神情，望向天空中群鳥振翅掠過的天空，她仿佛已預(yù)見到某種不可控的事情將要發(fā)生。

草地上的午餐如油畫般擁有古典主義韻味，在少女們朦朧的身影上方，百萬年前的巖石仿佛突然從昏睡中驚醒，巉巖陡峭，風聲可聞，隔著鏡頭觀眾都似乎能嗅到山脈的呼吸。少女望著蠻荒山谷喃喃自語：“我們可能是整個世界唯一活著的生靈。”此時，空間被隔離孤絕，時間也喪失了意義——鐘表齊齊停佇，一切都陷入不祥的夢境里?！耙话偃f年來就是為了等我們”，則如同我們在現(xiàn)實中常常感應(yīng)到的déjà vu——仿佛是夢中經(jīng)歷過的似曾相識之感。要求丈量幾塊巖石的幾位少女上山后如被召喚似地脫去鞋襪、赤足舞蹈，然后臉貼大地昏睡過去，鏡頭從她們身上掃過，轉(zhuǎn)場到山下，教師邁克勞小姐臉上涌現(xiàn)的奇異表情，即使在事后回想，依舊難以解讀。

離開的四名少女中，一直處于拖后腿狀態(tài)的伊迪斯因趕不上其他人，只能目睹其他三位走入深山，而她突然之間發(fā)出的尖叫撕破了山谷里平靜的假象，他們集體在做的夢都被驚醒了。驚醒之后追問夢境內(nèi)容，依常理照例記不得，伊迪斯果然全然忘記，但唯獨談及下山時曾瞥到邁克勞小姐匆匆的身影時，卻帶著詭異的笑容。

如果說整個野餐是女子學(xué)院的集體夢，那么夢境中還有兩位不期而遇的闖入者——寄人籬下的上流社會男孩邁克爾與車夫波蒂（即薩拉的弟弟），目睹美麗的少女們從眼前路過，他們也不知不覺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悲劇發(fā)生后，兩人心生悔意，后悔當時未能及時阻止少女們，道德的守序與少年未泯的天性熱情促使他們再次進山尋找少女們，卻如同踏進同一個夢境一般，同樣失憶茫然，唯有手里緊攥的一小片蕾絲證明這一切又絕非僅僅是夢境。也正是通過這個小小的證據(jù)，人們發(fā)現(xiàn)了唯一的幸存者艾瑪，當然——艾瑪同樣如夢初醒，一無所記。

整個失蹤段落，都讓我聯(lián)想起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里副線的主角中田，小學(xué)時經(jīng)歷過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從此喪失了記憶，卻從此獲得與貓通話的能力。這些神秘的現(xiàn)象如若最終揭秘成功，影片則流于平庸懸疑片，而彼得·威爾對神秘主義的偏愛，卻始終未揭啟所謂「真相」，讓極具現(xiàn)實感的細節(jié)與荒誕的情節(jié)走向融為一體，始終維持著夢幻的氤氳。

情欲的汩汩流淌

影片畫面唯美，獲1977年英國電影學(xué)院獎最佳攝影獎。配樂也不遑多讓，尤為出彩的是運用了大量排簫（Panpipes）來制造既浪漫抒情皆忐忑緊張的氛圍。排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之一，在希臘神話中被稱為“潘神的牧笛”。山林水澤之神Syrinx為逃避牧神Pan的追求，化身為水邊的蘆葦，牧神為之神傷，削蘆管制成樂器吹奏，用它迷人的聲音來治愈失戀的痛苦。眾所周知，牧神是創(chuàng)造力、音樂、詩歌與性愛的象征，同時也是恐慌與噩夢的標志。因此，彼得·威爾采用這種樂器的意圖很明顯。

本片的兩位女主角——米蘭達和薩拉之間，有一層若有若無且不自知的曖昧同性之愛。尤其是身為孤兒的薩拉，對孤兒院回憶一直心懷恐懼，能在女子學(xué)院讀書本是恩人相濟，但出于某種未提及的原因，恩人已經(jīng)久未出現(xiàn)，學(xué)費也拖延甚久，被學(xué)院校長屢次訓(xùn)斥，飽受冷眼痛苦，因而極度渴望溫暖的愛。而擁有圓滿家庭的米蘭達，美貌聰慧，通達明理，是薩拉心中“波蒂瑟利天使”的象征，對天使懷有愛慕也是人之常情，更或者薩拉也并未明晰這種愛慕的具體成分。但毫無疑問地，同性之間這種克制的曖昧與渴慕，雖然寥寥幾筆，卻折射出彼時被禁錮的身體和靈魂，無不在吶喊自由。即使嚴厲自律如校長，在聽說邁克勞小姐失蹤后，也一度失態(tài)喝醉后說溜嘴：“我全依靠著這個女人”，依稀可見兩人互相倚仗的親密關(guān)系；雖然生還的艾瑪被驗證依舊是處子之身，但在世人眼里也蒙上一層不祥不潔的面紗，校長借著醉酒質(zhì)問依舊無法應(yīng)答的邁克勞小姐：“她怎么可以讓別人把她拐跑、失蹤、被人強暴，像一個愚蠢的女學(xué)生一樣被人謀殺在骯臟的海茵懸崖？”但最終結(jié)果呢？這位激烈的老小姐最后也自殺于海茵懸崖，除了學(xué)院凋零、難以為繼的因素之外，難道不也因為沉湎失去摯愛的痛苦成分更多嗎？

如果說同性之愛只觸及表層些許，那么對于異性情愛的描摹則大膽許多。在兩個少年邁克爾與波蒂的注視眼光里，少女們婀娜的身軀流光溢彩，如春日朝陽，照亮了他們的眼神，使他們身不由己地亦步亦趨，這份愛慕是純真美好的。甚至在確認米蘭達無生還可能后，邁克爾依然無法消散對自己的譴責，米蘭達化身為優(yōu)雅的天鵝，出現(xiàn)黑夜的床尾，這一超現(xiàn)實筆觸堪稱神來之筆。他在花園里偶一回眸，仿佛看見米蘭達笑靨如花，轉(zhuǎn)眼即渺無蹤跡，只有池塘里天鵝無聲滑過水面，少年悵然若失。

不惟少年，少女們被束縛的天性在山谷里也得到解放。早在馬車駛過鎮(zhèn)上時，就收獲不少男子傾慕的眼神追隨，她們低低地笑著，被允許脫去手套的時分如釋重負，緊身束胸的年代，連微笑的尺度也既定。也就不難想象女孩們單獨上山后脫掉鞋襪的釋放感，在明晃晃日頭下舞蹈的狂喜，身體的緊縛與心靈的重壓，在那一刻被拋卻，她們回歸到人性本真的需要。她們需要愛，渴望擁抱，把青春的臉龐貼到巖石上，仿佛獲得了大山粗獷原始的生命力，因為無處抒發(fā)正常情感的需要，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巖石提供了廣博的胸懷，山谷敞開擁抱，等待她們撲入無拘無束的廣袤邈遠。這一切，既是少女們情思的勃發(fā)，也是注定的命運使然，之前女孩們屢次談到“doomed”（命中注定），因此誰能斷定這個失蹤的夢境是悲還是喜？

女仆明妮是影片中難得明亮溫暖的角色，她有知心的愛人，在擁有自己幸福的同時，也能體察女孩們的冷暖。在薩拉被校長遺棄、驅(qū)逐時，是明妮勸她要保重身體，當戀人以常見的偏見評論女孩們時，明妮嘆息了一聲：“也有孩子是孤兒?。　痹谀瞧吕淇諘绲耐恋厣?，在那座以物質(zhì)為最大追求目標的學(xué)院里，是什么賦予了明妮溫柔的脾性和珍貴的同情？除了良善本性，是因為她擁有肌膚相親的戀人，唯有實實在在的親吻和擁抱，才能滋潤女性善感多思的性情，她的情欲明亮、真切、蓬勃、溫暖，在嚴苛的維多利亞時期，她是幸運的。

無聲的情欲流淌在影片的各處細節(jié)，像是不經(jīng)意的閑筆，細品卻大有深意。幸存的伊迪斯唯一能回想起的，竟是只穿著內(nèi)褲（長裙里面的襯褲）的邁克勞小姐；生還的艾瑪被發(fā)現(xiàn)后，校長急于知道的并非傷在哪里，而是她是否仍是處女，且胸衣可疑地不見了……這些點到為止的處理手法，暗示著再禁錮的清規(guī)教律，也無法抑制人性的欲望，1900年的一切束縛，在這座懸崖上突然失靈了，情欲的覺醒，天性的解放，在時間坐標缺失的空間里，得到了非同尋常的張揚。

蠻荒的奇異力量

本片的時代背景是1900年的澳大利亞，正是加入英聯(lián)邦的前一年，澳洲的土著文化從此并入英國殖民版圖。本土文明的發(fā)聲力量自然微弱，但并非不存在，影片一開始就借校長之口宣言：“附近的居民說那里有毒蛇以及不同種類的毒蟻”，這些原生的毒蛇、毒蟻以及后來出現(xiàn)的蜥蜴、顏色艷麗的花朵，都是本土文明的縮影。影片中出現(xiàn)兩次螞蟻，分別在蛋糕和姑娘們的腳踝上爬行，它們也有自己存在的位置，如果有外來勢力的侵入，它們也會以自己的方式來反擊。

動態(tài)的生物會反擊，靜態(tài)的植物也會，片中有含羞草的一個實驗，證明生物在環(huán)境作用下的自衛(wèi)抵御能力，這一處也并非閑筆，可以更宏觀地折射懸崖和山谷在「動態(tài)」方面的詭譎能力。影片中多次出現(xiàn)對懸崖的仰視特寫鏡頭，遠觀仿若人臉，冷峻威嚴地俯視山腳下蠅營狗茍的人類，懸崖的視角與女孩們俯瞰山下時的視角是一致的，難怪有姑娘發(fā)出這樣的感嘆：“我們可能是整個世界唯一活著的生靈?！币约啊埃ㄈ祟悾┰诼男心撤N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儀式?！卑闹薮笃唇?jīng)開化的土地上，歐陸文明與土著文化的沖突斗爭從未消停過，懸崖是歷史的見證人。彼得·威爾通過朦朧光影、自然環(huán)境音和天空流云飛轉(zhuǎn)的營造，讓觀眾一度擁有“山有生命”的錯覺，矗立了百萬年的懸崖被這些新鮮的生命喚醒了，它強大的原始生命力產(chǎn)生某種磁場，或者說是某種動態(tài)的運勢，「吞噬」了投入其懷抱的師生們。我們是否可以大膽預(yù)測，這些火山巖看似靜止百萬年，其實內(nèi)部是動態(tài)的，正如野餐前邁克勞小姐對學(xué)生們講解的科普知識：“是通過擠壓形成了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陡峭多棱的山脈”。 正因為火山巖一直處于動態(tài)之中，當師生們走入深山后，山谷悄然合攏，因此也可以解釋為何再也找不到失蹤的人們。

彼得·威爾從不放棄對神秘主義元素的偏好使用?！端劳鲈娚纭分幸灿袑W(xué)生們到學(xué)校旁邊的巖洞里朗讀詩歌，也有對荒島上蜥蜴、鳥類、甲蟲的特寫鏡頭，向上追溯，與本片一脈相承。懸崖的「吞噬」與毒蟻、蜥蜴一樣，是原始蠻荒力量的象征，作為侵入本土的殖民文化對立面，在黑暗與光明兩極的相交處——懸崖，進行交鋒。這具有悠久歷史的龐然「活物」讓時間停滯，失卻空間感，后來他們返校時已是晚上十點半，遠遠超過校長吩咐的“晚上八點前回來參加燭光晚宴”。 這種神秘奇異的力量是地域性的文化跡象，也是土著種族的信仰支撐，彼得·威爾在多部作品中描摹了原始與文明的對比與碰撞，如《蚊子海岸》、《危險年代》、《最后大浪》等，都著力于構(gòu)建一個西方文明與原生圖騰文化膠著、撕咬、斷裂的過程。

落實到具體個人，西方殖民文化的侵蝕與衰亡也在女子學(xué)院里蔓延。當失蹤案件成為世界焦點，學(xué)院的末日到來，校長一向齊整的發(fā)髻變得凌亂，墻上輝煌的過往在燭光映照下，顯露出昏暗腐朽的氣息。資助薩拉上學(xué)的科斯格羅夫先生許久未來信，也不再提供學(xué)費，這個細節(jié)也值得深思，20世紀初英國的殖民版圖仍在擴張，這位科斯格羅夫先生是否亦遠走海外？選取兩個世紀的交接點意味深長，“Everything begins and ends at exactly the right time and place”， 萬事萬物的興起與滅亡皆有其特定時刻與地方，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