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無聊的下午我順手打開了中國電影資料館的APP，看到當晚的《女人的故事》還有余票。面對晚上無聊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課和十塊錢的票價我不難做出選擇，于是一個人坐上了345快去到熟悉的德勝門西。

先說一下缺點吧，個人感覺配樂什么的還是有時代的局限，以及一些鏡頭的轉化還是顯得粗糲，最重要的是老電影沒有字幕加上有時代感的臺詞語氣實在有些難受。當然了，瑕不掩瑜，這些小細節(jié)不妨礙這是一部具有價值的電影。

故事情節(jié)很簡單，就是三個女人迫于生計，下海經商賣腈綸線。最先出場的是金香，她被“換親（女方嫁給男方條件是男方的姊妹嫁給女方的哥哥）”許配給一個啞巴，母親勸說的時候都是要金香為家里著想，不能因為家里窮娶不到媳婦而“絕了后了”。同時，來子媽也在為自家小叔子娶不起媳婦而憂愁，得賺點錢才能娶得上好媳婦。小鳳家的情況就更加糟了，只有五姐妹的家里已經被村里人恥笑“斷子絕孫”了。三個女人的煩惱其實都是一樣的，根源都是重男輕女。一個女人是不是好女人要看她是否為丈夫生兒子，又是否能為自己的兒子、哥哥甚至是小叔子幫忙娶媳婦生兒子。這一套評價體系在村落的聚居生活中貫穿始終，沉重的壓迫感撲面而來，女人是男人的附庸，來子媽沒有自己的名字她的身份依附于她兒子，而如果金香真的嫁過去估計就變成了“啞巴嫂”吧。更令我不寒而栗的是，這種評價體系根深蒂固至今仍然存在—我的母親三姐妹從小就要被村里人指指點點，而我的奶奶也一直在渴望她唯一的兒子能生個孫子…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陪丈夫高考好幾年的妻子，為了生個兒子而超生流浪的孕婦…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情況，集中在這部電影里更全面的展示了在男權社會下女性的生活狀態(tài)。

萬幸的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女人們也可以經商，取得跟男人同等甚至更高的經濟地位，在農業(yè)社會這是相對困難的—雖然在這部電影鏡頭里我也只看到了女人勞作的身影。同處困境的這三個女人，一起背著腈綸線，翻山越嶺搭汽車坐火車，走向外面的世界想要掙錢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當然在這途中，有更多的困難等著她們：同為女性的售票員會冷嘲熱諷“女人出門做什么生意啊”，在北京的她們作為“鄉(xiāng)巴佬”會被各種冷眼看待，還因為沒有經驗被騙錢，被重慶本地人欺負…男人要吃的苦（城鄉(xiāng)差別、地域差異）一點沒少吃，還要受到女性獨有的性別歧視。三個女主角在過程中的表現(xiàn)也都很真實：會因為被騙錢而哇哇大哭，也會跟城里人拌嘴而賭氣要“家去”。但我們更需要看到的，是她們的百折不撓，靈活變通，這些人的美好品質并不因為她們是女性就缺席。

除了對女性的肯定，這部片子的超前的討論如今仍是先鋒：30歲不結婚的就是剩女嗎？女人有穿衣自由嗎？婚前性行為可以嗎？如何平衡家庭和自我？導演給的答案很明確：30歲不結婚一樣活的自在，自己掙得錢想怎么花怎么花錢，愛穿什么穿什么，發(fā)生婚前性行為“我吃什么虧了？礙著誰了？”我很高興35年前這些問題就被搬上大熒幕討論，我也很難過35年之后我們的討論仍然止步于此甚至可能無法在大銀幕上見到了。

最后她們回到村里，來子媽會要丈夫過來接她，不再是那個逆來順受的家庭主婦，她也是丈夫的妻子是要被關愛的人；小鳳賺了錢讓妹妹們可以在村里抬頭做人；金香也有了另外二人的支持，要去法院解除她與啞巴的婚姻關系。她們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跳出了封建的、迂腐的評價體系，活出了自己。讓我又想到她們在山城旅店，一起看著重慶的夜景，眼里有光，心中有力量。

昨晚沒有休息好，又與數(shù)據和代碼纏斗一天，本已十分疲憊，打起精神趕往資料館，路上打開了《南海姑娘》。

這是《菲靡靡之音》中我最喜歡的一首，1995年的阿菲已經在風格上找到了cocteau twins的坐標，聲腔精怪，加上層次豐富的配器，雖是翻唱女神鄧麗君的老歌，但也正如專輯名所暗示的，這已經不是甜姐當年被批為“靡靡之音”的時代，而是新的審美窗口向華語音樂打開的契機。

本來對87年的老片子和第五代導演沒有報太高的期待，但看完后意外地發(fā)現(xiàn)，《女人的故事》也做了這樣的嘗試。在小鳳、金香、來子媽三人的喜怒哀樂中，改開浪潮的背景音里，城鄉(xiāng)二元、男女兩分的紐結被輕輕地揉松了一點點，“星星”落在了她們的身上。

而最了不起的是，這并非一部主義與理念的對抗之作，而是一部復雜且細膩的擁抱之作。

《女人的故事》拍攝于1987年，是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取材自同學肖矛母親創(chuàng)作的長片。當時剛畢業(yè)的她們去鄉(xiāng)下采風，母親講述了這個“劉姥姥們進城賣線”的故事，給彭小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領任務”拍完了青少年片《我和我的同學們》后，仍念念不忘，最后打動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投資48萬元拍攝了這部電影。

本片雖然在國內鮮有人知，但在國際上享有盛譽，被認為是彭小蓮的代表作。日本著名紀錄片導演、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創(chuàng)始人小川紳介非常欣賞這部作品。1996年小川過世后，指定由彭小蓮完成他的遺作，也就是2001年的《滿山紅柿》，讓這份“記錄者”的共鳴開花結果。

彭小蓮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這可是一部公路片。此話不假，只不過在路上的“行者”既不是精通化學的垮掉派，也不是煙火般一閃而過的末路狂花，而是三個長城腳下的農村婦女。

可農村婦女又如何？她們仍然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迷茫與機會。

多虧了小蓮導演在營造細節(jié)上“驚人的天賦”，我們得以在她們自然如日常的對話中，窺見八十年代末期的農村現(xiàn)實：

“公社”制度仍有遺存，計劃生育政策和農民工路徑開放雙雙導致農村人口流失，并由此引發(fā)“宗祠”傳統(tǒng)的崩塌。這三個客觀原因共同作用，使她們——一個為小叔子結婚發(fā)愁的大嫂、一個被用來給哥哥“換親”嫁給啞巴的少女、一個因為母親沒有生兒子而家門備受歧視的長姐，具備了離開村子、出門掙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這讓人聯(lián)想到從政女性比例較為平等的北歐國家。有分析認為，恰恰是金融危機帶來的銀行經濟結構沖擊和高福利帶來的財政壓力破壞了傳統(tǒng)的社會形象偏見。此時，女性選舉人以更務實的改革方案贏得了選民們的支持，使她們得以脫穎而出，以力挽狂瀾者的形象出現(xiàn)。

在這些案例里，出走的不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娜拉”，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祥林嫂”。而她們?yōu)樯钏取榧彝ニ鄱鲎?，也在實際意義上阻止了“娜拉”的誕生——在電影結尾絕妙的正面特寫中，三個女人堅定地站在一起，面對來搶“老婆”的啞巴。

我們知道，金香的未來已經被出走的女人們改變了。

非常出色的女性主義電影，三位女性角色代表了女性不同程度的對男權社會、父權制度的反抗。來子媽，一個沒有姓名的女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制度的維護者，一方面她承認女性的能力，認為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地賺錢，另一方面，她賺錢的目的之一是延續(xù)香火（給小叔子娶媳婦），同時，她代表父權批判和羞辱小鳳。

金香，她的反抗是懵懂的，她要逃離換親的命運，卻不知逃向何方。金香想通過獲取財富來擺脫命運的擺布，但經濟獨立并不等于女性的獨立，經濟獨立是女性獨立的前提。金香真正的獨立是在最后一幕結束之后，留給觀眾的想象里，通過法律手段判定她和啞巴的婚姻無效。

小鳳，徹底的女性主義者，她的反抗是全面而清醒的，由于家中有5個女兒加上父親去世，小鳳從小就看清了農村女性的地位現(xiàn)狀，可貴的是沒有人教她什么是女性主義，她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四個字，一切反抗的勇敢和希望的力量都是自發(fā)的，小鳳要靠自己改變個人和身邊的人的命運。金香逃跑之后，來子媽擔心金香哥哥的婚事，小鳳支持她：“沒有人替金香著想啊”。清晨小鳳回到旅館面對來子媽的指責而大哭：“我吃什么虧了”，這種觀念在當時可以想象是十分超前的，放眼現(xiàn)在的影視作品也找不到這樣的女性形象。

另外一個筆墨不多但是值得一提的女性角色是火車上的孕婦，為了“延續(xù)香火”東躲西藏，最后在臺階上抱著孩子大笑“我終于有兒子啦”，同時，小鳳對她的態(tài)度也由一開始的同情變成了無視?？吹竭@里我覺得她的精神已經不太正常了，那個嬰兒真的是她想要的兒子嗎？

除了這幾位女主人公各自的故事，他們之間的互動也很精彩，尤其是最后一幕，啞巴來抓金香的時候，小鳳和來子媽把她護在身后。盡管觀念不同，但女性還是會本能地保護女性。另一方面，這一幕里啞巴手里的繩子在今天看來格外地諷刺，三十多年過去了，沒想到捆女人的工具升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