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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像我這樣美麗的女子”，優(yōu)酷的播放頁面顯示的注解是：“特呂弗講述另類謀殺案”，為什么是另類？它和普通的謀殺案有何特殊之處？開場回憶錄方式的“一年前”似乎提供了線索：一名女性讀者到書店尋找史丹寫的一本書，服務人員以為是暢銷小說，但讀者說是一本關(guān)于女性犯罪的社會學論文，在尋找無果的情況下，書店老板對讀者說：“這本社會學論文從未出版過。”但是他卻陷入了回憶，字幕打出“一年前”這個時間標記，于是，關(guān)于史丹，關(guān)于女性犯罪，關(guān)于社會學論文，都變成了“一年前”的那個樣本。

片頭的書店場景基本上是脫離整部電影的，甚至在最后也沒有前后呼應的結(jié)構(gòu)安排，也許是暴露了特呂弗在電影構(gòu)思上的隨意性，但是當故事發(fā)生在一年前，當一年前成為一個樣本，其實是為了凸顯啟示意義，但是矛盾之處在于這篇論文根本沒有出版過，沒有出版過其實取消了樣本變成文本的意義，或者故事只是一種傳說，但是書店老板為何會陷入回憶，買書的人為何是個女性？這其中的微妙關(guān)系是不是有著特呂弗獨特的用意？

當書店老板開始回憶的時候，仿佛故事就發(fā)生在自己身上，仿佛自己就是那個寫作了論文的史丹，但是這種共謀的意義卻提供了一個缺席的結(jié)局：書并沒有出版。電影最后的結(jié)果似乎回答了這個問題：因為史丹最后變成了殺人犯而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也就是說，在這一年時間里他還在監(jiān)獄里，他關(guān)于對女性罪犯卡梅拉的采訪和調(diào)查，其實是一個現(xiàn)實的文本，和他一樣也在監(jiān)獄里。人在監(jiān)獄失去了自由，文本在監(jiān)獄失去了出版的機會，這雙重的缺席使得“一年前”的故事又超出了現(xiàn)實意義，當男人講述，當女性尋找，男與女的對應也從單個的案例延伸到了更普遍、更廣泛、更具批判性的社會學意義。

如何解讀社會學意義？不如從特呂弗的“另類”入手，“女性犯罪”是社會學家史丹調(diào)查和采訪的一個主題，可以拆解這個詞組：女人+性+犯罪+罪惡。他采訪的對象是一個名叫卡梅拉的罪犯，所以從性別意義上，卡梅拉就是一個女人，她走上犯罪之路似乎就和她的這個性別屬性有關(guān)，她和粗魯、暴力的父親住在一起，喜歡彈奏琴弦，喜歡唱歌，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長軌跡，卡梅拉就是逐漸從少女變成女人，變成別人的妻子，變成小孩的母親，如此，便構(gòu)成了她作為女性的人生。但是她從小似乎沒有母親的關(guān)愛，這便是一種愛的缺席，加上父親的暴力，如此，在她的成長中就慢慢偏離了正常的軌道。

母愛的缺席，讓自己本身為女性的卡梅拉陷在男人的擺弄中，父親罵她打她，甚至踢破了她的琴，將她扔到草垛上；后來父親時候她被送到了孤兒院甚至進入了兒童犯罪研究中心，據(jù)她自己的回憶，第一次是被醫(yī)生侮辱的；之后卡梅拉逃出了兒童犯罪研究中心，搭車遇到了后來強占她而成為丈夫的克羅維斯；為了自己的生存她去做了酒店服務員，在男人的挑逗中身體一次次被侵占，后來和歌手山姆上床，為了使自己也走上唱歌的舞臺；之后又一次在逃跑中搭車，認識了“殺蟲先生”亞瑟，滿口道德和上帝信仰的亞瑟又一次占有了她的身體；在這個過程中，卡梅拉和律師馬連也保持了男性肉體關(guān)系……按照卡梅拉的說法，她要和是個男人保持性關(guān)系，從這一處在高速飛馳的聲音中和山姆共枕頭，到另一處和律師匆匆上床，從這一處與性變態(tài)的丈夫周旋，到后來和亞瑟的曖昧，卡梅拉作為一個女性一直處在男人的包圍中，看起來她用謊言來維持自己的生活，讓男人服從與她，其實作為一個女性，反而是被騙者，或者說是一個弱者。

這是女性的一種身份宿命，丈夫的槍、歌手的名聲、律師代表的法律、亞瑟所謂的上帝，都是一種男權(quán)社會的武器，包括最初讓她成為了孤兒的父親，和第一次奪走了貞操的醫(yī)生，他和他，是男人的他們，他們掌握著權(quán)力，他們主導著規(guī)則，所以卡梅拉走上犯罪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是女性的一種反抗，甚至是對于男權(quán)的顛覆。但是她在這個改變權(quán)力之路上，唯一的工具就是肉體，也就是用性打開了自己的生存之路?？肆_維斯是在卡梅拉走投無路的時候讓她搭車，繼而占有了她，并成為了他的妻子；為了繼續(xù)生存，她勾搭上了歌手山姆，用自己的肉體換取了所謂作歌手的理想，但這理想也只是被汽車馬達轟鳴的聲音覆蓋的性交易；為了能使被車撞上的丈夫那里得到賠償，她也把自己放在床上，和律師馬連茍合，最后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錢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她又搭上了亞瑟的車，謊稱克洛維克是哥哥，最后也是在假裝被絆倒之后讓亞瑟得到了滿足，而自己也拿到了更多的錢。

用身體鋪設自己的路，對于卡梅拉來說，沒有任何羞恥，相反她視自己的肉體為資本，一次次讓男人得到滿足，一次次讓自己生存下來，于是在最后亞瑟和她相約跳下教堂塔頂而她沒有跳下的時候，她變成了殺人嫌疑犯，最后變成了罪犯，而在獄警的口中，她就是那個“蕩婦”。女人讓她出于弱勢，性交易讓她生存，但是為什么最后她會成為殺人犯？也就是說，卡梅拉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其實，在卡梅拉整個過程中，她所堅持的一條原則是：和命運打賭，這是一種極端的做法，9歲時父親死去，在別人看來是因為自己抽掉了那架梯子，所以被認為是“殺死”了父親，而她當初的想法只是賭博，因為父親對她打罵，當她把梯子拿走之后，父親一定還會對她拳腳相加，甚至會打死她，但是最后卻是父親被摔死了——不是自己死而是父親死去，這便是卡梅拉賭博式生存的結(jié)果，但是從法律層面上來說，父親被摔死，她有一定的責任，但并非會成為殺人者，就像看門的獄警對史丹說的那樣：“是地球重力殺死了他父親?！?/p>

而在丈夫克羅維斯面前，在歌手山姆面前，在律師馬連面前，在殺蟲先生亞瑟面前，她都抱著這樣一種賭博心態(tài)，也只是為了使自己能夠生存下去，所以除了不斷出賣肉體將性當成是活著的不二法門，是一種罪之外，她其實并沒有真正去殺人，反而在男性世界里，到處是欺騙，到處是謊言，到處是虛偽，最后亞瑟要和她一起自殺，她也沒有付諸實踐，似乎是對于生命的一種最基本尊重。但是，最后是男權(quán)社會把她送進監(jiān)獄，讓她變成殺人犯。但是一個轉(zhuǎn)折是，史丹在采訪和調(diào)查了卡梅拉的經(jīng)歷之后，想方設法找到了那個教堂塔樓上的證據(jù)，并最終使她清白，成為了舞臺上的著名歌手，卻最終在史丹即將和他上床而被丈夫克羅維斯發(fā)現(xiàn)后，打響了她一生中的第一槍，克羅維斯倒在了那里，而她甚至作偽證，將槍放到了昏迷的史丹手上，致使最后史丹鋃鐺入獄。

為什么史丹讓她重獲自由之后她卻真正射出了殺人的子彈？這便是這個“一年前”的故事真正的內(nèi)核所在，即到底什么是社會的“罪惡”？卡梅拉從9歲開始“殺死”了父親，接著在男人的世界里成為“蕩婦”，最后因為從塔樓推下了亞瑟，她就是殺人犯，就是在法律意義上的罪人，這是第一層的罪惡，也是最為表象的罪惡。而更深層的罪惡并不僅僅和卡梅拉道德意義的惡有關(guān)，當史丹進入監(jiān)獄調(diào)查卡梅拉，其實是一層一層揭露出整個社會的罪惡。

父親的粗魯和暴力，當然是一種罪惡，甚至正是他踩破了琴弦使得卡梅拉最初的理想覆滅；丈夫讓她搭車并占有了她，看起來也像把卡梅拉當成了性奴，而在這個過程中，為了不讓卡梅拉看歌劇的電視，他甚至用槍打碎了電視機，這又是對于卡梅拉理想的暴力破壞；而歌手山姆用馬達的聲音覆蓋床上的呻吟和快感，更是對于音樂的一種褻瀆；亞瑟一直說自己的“正人君子”，也一直幫助卡梅拉，他站在道德制高點指責街頭那些裸露的畫刊“道德淪喪，毒害兒童”，但他得知卡梅拉的放蕩后說，“上帝什么都看到了，你是可恥的，沉迷在罪惡中”，卻又覬覦于卡梅拉的肉體……而當卡梅拉的故事逐步在史丹面前展開的時候，史丹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似乎抱有著對于這個個體的同情和尊重，他在第一次采訪中認為卡梅拉父親之死，是因為卡梅拉在和命運做賭博；當他知道卡梅拉和山姆在一起，認為這是因為她缺乏一種愛，需要社會的認同；后來和馬連發(fā)生關(guān)系，史丹將其解讀為“她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護”；當自己逐漸對熱情、性感的卡梅拉產(chǎn)生好感，他解釋說“我對她的好感完全是出于理智”……

不斷地出入監(jiān)獄，不斷地面對卡梅拉，不斷地聽說她的遭遇，史丹其實慢慢從社會學家的身份變成了傾聽者、朋友，而為她帶煙、帶花生、換領(lǐng)帶，最后他變成了傾慕者，于是監(jiān)獄變成了卡梅拉上演“女性犯罪”的另一個社會，另一個舞臺，她正是利用史丹對她的好感最終得到了無罪的證據(jù)，而史丹也最后蛻化為另一個男人，在為卡梅拉鮮花、接吻，乃至上床的過程里，和那些男人站在了同一行列中，于是這個“一年前”的故事變成了一種普遍性的“女性犯罪”樣本——當最后卡梅拉用子彈射死了丈夫又偽造了現(xiàn)場，史丹反而成為了犧牲者變成了殺人犯。

從女性到性交易，再到犯罪，再折射出社會的罪惡，卡梅拉無疑用“女性犯罪”來定義一種社會現(xiàn)實，她以反抗和賭博的方式讓自己生存，而男人從侵占她成為控制者到最后被她送進監(jiān)獄成為犧牲者，男權(quán)似乎在自身的罪惡中被解構(gòu)，所以最后史丹從電視新聞里看到大紅大紫的著名歌手卡梅拉，一種反轉(zhuǎn)是對于社會最無情的諷刺，更為悲劇的是，本來史丹寄予希望讓自己獲得最后一絲希望的律師，竟然變成了卡梅拉的另一個情人，于是希望變成了泡影，于是犯人成為了男人，就像卡梅拉對史丹說的：“意外就是這樣，想想我，我生存著，每件事都有好的一面，監(jiān)獄里很有趣，現(xiàn)在你知道了，你和我一樣?！?/p>

女性犯罪，男性犯罪，女性成為罪犯，男性成為罪犯，是這個社會本身的罪：無論是道德還是法律，其實都無法自證清白，活著只是賭博，只是交易，只是謊言。但是當“一年前”的故事未曾出版而具有普遍意義的時候，特呂弗卻并不用悲觀的方式來解讀這個社會，在整個故事中，有一個容易忽略的人物，她就是史丹的助手海倫，她幫助史丹整理采訪錄音，卻在工作之外對她傾注所有，她不求回報，她只是愛著他，所以她總是提醒史丹不要被卡梅拉欺騙，而在史丹最終被卡梅拉陷害送入監(jiān)獄之后，在史丹幾乎絕望的時候，鏡頭卻給了在監(jiān)獄不遠處那幢樓房頂上的海倫，她正在認真地打著字。她一直在史丹的身邊，她一直沒有放棄，她也許也是史丹最后的希望，就她的名字一樣，是“美麗之神”，而不是只有肉體意義的卡梅拉。而她不停敲打的文字也許正是那本史丹沒有寫完的社會學論文，她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用愛、信任和寬容書寫，并將最終出版，成為女性犯罪的真正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