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瘋癲與文明
——評《奇愛博士》、《發(fā)條橙》和《飛越瘋?cè)嗽骸?br>
??伦杂小动偘d與文明》一書,而結(jié)合福柯異于常人的性取向來看,也許真的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會認(rèn)為??伦约罕旧砭褪且粋€瘋子。可是,要知道《瘋癲與文明》本質(zhì)上是一部歷史學(xué)著作,而??碌恼軐W(xué)思考,或者說他人對福柯及其理論的哲學(xué)解釋,都是基于歷史而言的。然而要在中國的語境下去理解福柯所敘述的瘋癲與文明的關(guān)系史,幾乎很容易產(chǎn)生偏差,尤其是只有印刷文本的情況下。因為中國并沒有瘋?cè)嗽?,或者說精神病院的歷史,要說有,那也是20世紀(jì)的精神病院,這與西方漫長的處理“瘋?cè)恕钡臍v史相比,是小巫見大巫。所以,當(dāng)一位不研究西方的中國人提到“瘋狂”這個詞時,貶抑的含義是會首先進入他或她的腦海的。在中國考察“瘋”一字,恐怕沒有一段與之相關(guān)的歷史?!都崱贩Q“瘋”為頭風(fēng)病,即腦血栓之意。以“瘋”指稱“精神錯亂”,怕是20世紀(jì)之后的含義,說不定也與東亞某國的語言有關(guān)。而到近些年,我們學(xué)著西方,把一些中性的含義也加入了“瘋”一字,指做事的反常。這便慢慢接近西方語言了。另外,“癲”字更常見地是與“瘋”同義,而自近代以來也逐漸包含了“不羈”的意思。福柯在他的瘋癲歷史書中,講述了從文藝復(fù)興時期開始的西方“文明社會”對“瘋癲”以及“瘋癲之人”的看法的流變,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并未在“例外的例外”的中國土地上出現(xiàn)。
進入21世紀(jì),影像文本開始廣泛參與“文化研究”。所謂“文化研究”,想必反映了博學(xué)的大師們,對人文領(lǐng)域的一切現(xiàn)象進行考察的夢想。文化研究者的一個預(yù)設(shè)是,某一現(xiàn)象絕非單純的哲學(xué)的、歷史的、文學(xué)的或社會學(xué)的現(xiàn)象,它必定為各方面因素聯(lián)動的結(jié)果,任意一方面因素的單獨解釋都是不完美的,都不能揭示這一現(xiàn)象的“真實”。因此,它們致力于讓自己博學(xué),于是影像文本便成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對象之一。在拙文中將要提及的三部影片,《奇愛博士》(1964年)、《發(fā)條橙》(1971年)和《飛越瘋?cè)嗽骸罚?975年),除了第一部,想必都是文化研究者不應(yīng)遺漏的文本吧。筆者不愿意,也沒有能力成為一位博學(xué)的文化研究者,只是希望在拙文中胡亂書寫一些小感想,其拋磚引玉之功,便是想讓文化大家們略略回頭,你們是否在考察過去的現(xiàn)象時也不應(yīng)忽視影像文本呢?
《飛越瘋?cè)嗽骸返挠⑽脑笠馐恰帮w越杜鵑巢之人”,將“杜鵑巢”譯為瘋?cè)嗽?,是一個并不非常聰明的做法。盡管字典上很明白地寫著,“杜鵑”在某些情況下就是指“缺乏理智、愚蠢、瘋狂”,不過我想不是每位觀眾都會去翻字典的。和拙文主題聯(lián)系最緊密的也就是此片,它直接地將故事設(shè)置在一家精神病院之中。很多時候我們還是會把取難而舍易,認(rèn)為精神病院就是一個社會,或者說一個政府,病人就是社會中的被政府所管轄的個體。這樣想沒有問題,但是,影片所表現(xiàn)的精神病院的規(guī)則,并沒有太多的夸張和虛飾——就應(yīng)該如此(網(wǎng)上某篇影評認(rèn)為此片表現(xiàn)了“資本主義社會精神病院的罪惡”)。我們不應(yīng)在還未弄清楚精神病院和病人本身關(guān)系之前,就開始大談?wù)蜕鐣蛡€人的問題,然后去聯(lián)系捷克裔導(dǎo)演佛曼“布拉格之春”后的逃亡。
是精神病院認(rèn)為病人是有精神問題的嗎?理解影片之后,我們會得到否定的答案。首先,除了麥克墨菲,其他病人幾乎都是自愿來到醫(yī)院接受治療的。其次,從某種意義上說,麥克墨菲也是自愿前來的(裝病),他的個人特殊性在于他在來之前是一名罪犯,因此他終究無法“想走就走”。第三,醫(yī)院無法確定麥克墨菲是患病的,所以他們才將他留下繼續(xù)觀察。這樣,精神病院是影片中包括麥克墨菲的所有人的避難所,只是因為麥克墨菲本身有著強烈的個性,所以他盡管逃避了監(jiān)獄中的繁重勞動,但并沒有在醫(yī)院中獲得滿足。麥克墨菲的個性和身份是為了情節(jié)發(fā)展而設(shè)定的,是一種偶然性的因素。要分析瘋癲,我們的關(guān)注點就不應(yīng)在麥克墨菲身上: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認(rèn)為自己發(fā)生了精神錯亂。而那些像哈定、比利之類的人物,他們自己覺得自己不正常,這才是關(guān)鍵所在。
讓我們暫停一下,跳到《發(fā)條橙》一片上。筆者認(rèn)為此片最能揭示中心的一句臺詞,是在影片第二部分的結(jié)尾處。那里,主角亞歷克斯接受了研究所的心理治療,從而對暴力和性產(chǎn)生了極度的厭惡。嘗到這項心理治療計劃的內(nèi)政部長弗雷德里克認(rèn)為,痊愈的人們將不再使他人受難,而是永遠使自己受難——人人都將被拯救,人人都將是耶穌??上У氖牵?dāng)前只有亞歷克斯一人得到了“拯救”,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位神靈,那么他的結(jié)果就是被惡魔所擊垮。當(dāng)然,影片最后讓亞歷克斯這位現(xiàn)代世界的耶穌如圣經(jīng)故事所述一般復(fù)活了,那么,如同老年黑人所說的失卻法律和秩序的骯臟的現(xiàn)代世界,就因耶穌的死而警醒了嗎?影片的結(jié)束畫面仍然是性愛,受人們所鼓勵和支持的性愛。內(nèi)政部長的得意的“消滅犯罪”的計劃,在舞臺上就差點為一名貌似反對黨政治家的發(fā)言所完全駁倒。這名反對黨說,亞歷克斯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任何選擇了,尤其是沒有道德上的選擇,他無法選擇去從善或者從惡。反諷的是,不論是內(nèi)政部長還是亞歷克斯自己,亞歷克斯走出研究所的時候,都不斷地暗示:從現(xiàn)在起,你自由了。顯然,影片希望說明的是,當(dāng)?shù)赖聵?biāo)準(zhǔn)也成為政府的統(tǒng)一政策時,那人們就真正是被上了發(fā)條了。
回到瘋?cè)嗽骸/側(cè)嗽菏钦蛘呱鐣?,或者說“文明”所設(shè)立的,歷史地看,瘋?cè)嗽褐械寞側(cè)吮闶恰安晃拿鳌钡娜?。亞歷克斯被強制送到監(jiān)獄或者研究所去“文明化”,而哈定和比利則自愿地或半自愿地進入醫(yī)院接受“文明化”。如果后者不進入醫(yī)院,那么他們會被“文明”看作“不文明”的人,最終的結(jié)果也是強制性的。觀眾可能還記得這樣一個場景。麥克墨菲問拉契德護士,他能不能不吃藥,搞特殊。拉契德護士回答他說,他不自覺吃藥,醫(yī)院自然有辦法強制他吃藥。在《飛越瘋?cè)嗽骸返恼麄€劇情中,麥克墨菲始終在抵制醫(yī)院的治療,但他沒有一次是能戰(zhàn)勝醫(yī)院的保安而按照其自由意志行動的。那么,“文明”所認(rèn)為的瘋癲與不瘋癲之間的界線是什么呢?正如福柯所說,一切都是理性惹的禍。自文藝復(fù)興時期到19世紀(jì),瘋?cè)说谋瘧K史決不能怪罪于某一特定的社會或政府,而是應(yīng)該讓理性,還有秉持理性理想的人們進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可以這么說,沒有理性,就沒有瘋癲的歷史。
理性本身是無罪的,理性也不負(fù)有原罪。但在瘋癲史上,為何理性如同魯迅筆下的禮教一般吃人了呢?在《發(fā)條橙》和《飛越瘋?cè)嗽骸穬刹坑捌?,我們都深深地為不理性的罪犯和病人們同情。我隨機問過一些《飛越瘋?cè)嗽骸返挠^眾,問他們:拉契德護士是正面角色還是反面角色?回答都是反面角色。然而,理性沒有錯,同時理性也不能被迷信。犯罪難道不應(yīng)該被打擊嗎?如果不是,那為什么幾乎所有觀眾都會在《發(fā)條橙》中的暴力和強奸式或濫交式性愛鏡頭感到不適?影片的第三部分彌漫著深深的憂慮和思考,到底應(yīng)該讓“文明”去為人們選擇理性,還是讓人們在犯罪之前自覺地選擇理性?這種自覺性是否可能?也許,自愿進入瘋?cè)嗽旱哪切┎∪嗽谀撤N程度上已經(jīng)是自覺的了,但是他們在進入醫(yī)院之前已經(jīng)對社會造成了某種危害和混亂,所以這里的自覺并不完全。印第安人最后成功逃出醫(yī)院,奔向未知,我們?nèi)匀粵]有看到答案。
答案在《奇愛博士》之中嗎?影片很短,一群“瘋狂”的人們將人類文明導(dǎo)向毀滅。影片的反戰(zhàn)主題十分明顯,然而,核戰(zhàn)爭的爆發(fā)原因卻是荒誕的。片中,美國總統(tǒng)可能認(rèn)為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已進入瘋癲狀態(tài),殊不知,對蘇聯(lián)實施核打擊的作戰(zhàn)制度卻是通過“民主”討論后得出的,美國總統(tǒng)也參與了這些討論。因此,民主也并不意味著根本的理性,否則,“理性”的美國總統(tǒng)也不至于很難挽回嚴(yán)重的后果。也許,里帕將軍的過于敏感和性問題確實讓他不會理性;也許,奇愛博士對世界末日和人類毀滅和地下生活的向往使他看起來是最不理性的一個人;可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卻不僅僅來自于這兩個人的沖動和科學(xué)技術(shù),也不僅僅來自于美國人民的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無可挽回的核攻擊計劃,而是還要加上會被自動觸發(fā)的蘇聯(lián)人的“末日武器”。如果將世界濃縮為冷戰(zhàn)時期的兩個超級大國,那么人類的毀滅竟然是人類自己導(dǎo)致的,也就是說,自殺,這一永遠被定義為瘋狂的舉動的動機,竟然是大多數(shù)人的不瘋狂、大多數(shù)人的理性。
綜合三部影片看,理性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理性首先無法為人類自覺地選擇,而強制地灌輸理性則是不理性的;另一方面,大多數(shù)人的理性甚至有可能導(dǎo)致世界末日,而非烏托邦。三部影片的拍攝年代距今已有三十年,今天的我們重提理性的話題,但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理性的人已經(jīng)變少了。在這個連思想都是可以被消費的時代,人類能夠從財富的汪洋之中探出頭來,靜心凝望頭頂?shù)男强詹⒕次分畣幔?/div>
2 ) 人類命運的囚徒困境
一,人類命運史上最承重的兩封書信
1962年10月27日,美利堅合眾國史上最帥的總統(tǒng)肯尼迪,也就是那個與弟弟共享全球最性感風(fēng)中女郎夢露,后來被開花彈打爆頭蓋骨的帥哥,向蘇修分子赫魯曉夫發(fā)出了一封接受他10月26日星期五"提議"的信:
“親愛的主席先生:
我非常仔細地閱讀了您1962年10月26日的來信,對您表示愿意迅速謀求一個解決辦法的聲明表示歡迎。然而,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在聯(lián)合國的有效安排下,停止在古巴進攻性導(dǎo)彈基地上施工,并使古巴一切可供進 攻之用的武器系統(tǒng)都無法使用。 ……
但是讓我強調(diào)一下,其首要的因素還是要在有效的國際保證之下,停止在古巴的導(dǎo)彈基地上的工作,使這一威脅繼續(xù)存在下去,或者使這些問題同歐洲和世界安全的一些廣泛問題聯(lián)系起來而拖延這一有關(guān)古巴問題的討論,肯定將會加劇古巴危機并嚴(yán)重危害世界和平。因此,我希望我們能按照此信和您1962年10月28日的信件中提出的辦法迅速取得一致意見。
約翰·肯尼迪”
在此之前,10月24日,美國陳兵從佛羅里達到波多黎各的弧形海域,68個空軍支隊,8艘航母,90艘軍艦參與 了封鎖古巴海峽。更嚴(yán)重的是,美蘇兩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都進入警戒狀態(tài),核彈頭上弦,核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在熱核戰(zhàn)面前,隕石撞擊,兩次世界大戰(zhàn),颶風(fēng)野火海嘯黑死病,都只是小兒科,因為當(dāng)前全球儲存的核武庫足夠把地球毀滅幾十遍以上。
10月28日,星期六。莫斯科電臺廣播了赫魯曉夫的回信。
信中說:
“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國人民對于您所稱為進攻性武器所感到的憂慮,這的確是一種可怕的武器。您和我都了解,這是一種什么性質(zhì)的武器。為了盡快地消除這一危及和平事業(yè)的沖突,為了給渴望和平的各國人民以保證,蘇聯(lián)政府除了此前已下達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現(xiàn)又下達新命令拆除您所稱為進攻性的武器,并將它們包裝運回蘇聯(lián)?!?/p>
這就是著名的古巴導(dǎo)彈危機。
所幸關(guān)鍵時刻,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選擇了審慎與克制。
主不可怒而興師,將不可慍而致戰(zhàn),好在當(dāng)年美國的總統(tǒng)不是小布什同志。
如果說人類在其億萬年漫長的歷史,有哪一次無限接近過毀滅的話,誰都無法否認(rèn)這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而人類卻無法擔(dān)保什么時候就會發(fā)生第二次。
二,紅色警戒
也是在1962年,為了拍攝一部核威懾影片認(rèn)真學(xué)習(xí)了三四年的庫布里克忽然讀到經(jīng)濟學(xué)家托馬斯·謝林在《原子科學(xué)家通訊》上發(fā)表的一篇《紅色警戒》評論文章,當(dāng)即聯(lián)絡(luò)原作者彼得·喬治并以3500美元購買下了該書電影改編權(quán)。
2005年,托馬斯·謝林,因廣涉運籌學(xué)、外交學(xué)、國家安全、核戰(zhàn)略、軍備控制理論,以其博弈理論(game theory)增加了我們對于沖突與合作的理解而獲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
他當(dāng)年在《原子科學(xué)家通訊》的那篇評論,指《紅色警戒》是一篇絕好的偶然核大戰(zhàn)案例,核威懾的邏輯是建立在“對等摧毀保證”上的非邏輯思維上,令任何一方都不敢輕舉妄動。
但問題出在啟動核大戰(zhàn)的按紐掌握在人手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受情感邏輯或者意外事件干涉,從而讓核戰(zhàn)爭意外啟動,基于此原因,核威脅理論又開始向分散下放指揮權(quán)發(fā)展,這讓諸如戰(zhàn)區(qū)的空軍司令都有機會發(fā)動核戰(zhàn)爭。
遭受攻擊的一方,為避免被先發(fā)制人打擊失去還手能力,就有必要啟動一套自動還擊系統(tǒng),也就是說如果本方受到核攻擊,一組電腦程序自動發(fā)出攻擊指令,啟動毀滅性核攻擊。
這套系統(tǒng),就是影片《奇愛博士》里蘇聯(lián)使用的DOOMSDAY MACHINE,當(dāng)系統(tǒng)檢測到相當(dāng)劑量的核輻射判定己方被攻擊時,就指令發(fā)射全部核彈頭飽和攻擊,摧毀整個世界。
而《紅色警戒》的原作者彼得喬治,從此深陷核戰(zhàn)恐懼癥中不能自拔,終于在1966年6月1日飲彈自殺。
三,中導(dǎo)條約
你別以為這些都只是電影和書中的情節(jié),政治和軍事哪有這么荒誕不經(jīng)?
舉個栗子,特朗普,就問你服是不服!
繼2002年退出《反導(dǎo)條約》山姆大叔在全球各地大肆布置反導(dǎo)系統(tǒng)后,2019年8月3日,美國又在非典型政客雞冠頭大統(tǒng)領(lǐng)帶領(lǐng)下,撕毀了1987年由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簽署的《中導(dǎo)條約》,從而讓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中遠程導(dǎo)彈研制和生產(chǎn)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世界將再一次陷入軍備競賽,上一次是海軍的航母潛艇競賽,這一次,除了核力量的裝備競賽,還有中子武器,激光武器,基因武器,太空武器。
人類向自我毀滅又成功邁出了一大步。
在武器裝備的競賽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世界各國就一直深陷囚徒困境,事實上,沒有哪一個時代人類曾走出過這個困境。
四,庫布里克
斯坦利庫布里克并不是以導(dǎo)演職業(yè)出道,他初期的職業(yè)是記者,但對于電影的熱愛讓他成為了著名的地下電影創(chuàng)作者,并揚名好萊塢。
他的作品不多,加一起大概也不超過20部,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卻都禁得起觀眾和時間的檢驗,這一點連光影國師老謀子也是做不到的。
不重復(fù)自己,這是觀眾看庫布里克的電影第一感受。他的電影樣式不一,風(fēng)格多變,有史詩商業(yè)片《斯巴達克斯》,人物志《巴里林登》,問題青年族群《發(fā)條橙》,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越戰(zhàn)片《全金屬外殼》,黑色荒誕劇《奇愛博士》。但所有的影片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充滿了哲學(xué)遐思。
如果說庫布里克的電影,有什么一直在遵循的個人風(fēng)格,那就是哲理化。
他深深地關(guān)注人類的命運,在對人類的過去和現(xiàn)在觀察中,還預(yù)測著未來。雖然他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詞的發(fā)明者,但他卻絕對是最有力的鼓吹者。
他的最后一部影片是《AI》,可惜他并未能親自完成就因病去逝。斯皮伯爾格接手了他的遺愿,拍出了一部驚世駭俗的機器人消滅人類的電影。相信這也正是庫布里克的初衷,人類社會遲早被人工智能顛覆。
在他拍的電影中,《奇愛博士》并不是最好的作品,但卻是他對人類未來關(guān)切得最深的一部作品,對人類的未來比他創(chuàng)作的史上最佳科幻片《2001,太空漫游》揭示得更深。在特朗普撕毀《中導(dǎo)條約》后,他在《奇愛博士》里講的故事,正在一步一步向現(xiàn)實演變。
五,奇愛博士到底講了一個什么故事
這是一部只有三個場景七個主要人物的黑白電影,空軍基地和基地指揮官瑞皮將軍,B53戰(zhàn)略轟炸機和機長昆少將,總統(tǒng)作戰(zhàn)室里的總統(tǒng),參聯(lián)會主席,蘇聯(lián)大使和核科學(xué)家。
但是這部場景和人物都不多的黑白影片卻不簡單,"關(guān)于核戰(zhàn)略的所有東西,你都可以從《奇愛博士》中學(xué)到",美國科學(xué)家聯(lián)盟的太空戰(zhàn)略、國際安全及軍情分析大腕約翰·派克(John Pike)如是說 。
整個西方世界的領(lǐng)導(dǎo)人都相信蘇聯(lián)人已造出了能毀滅世界的終極武器并布置在北極某處,為了不被蘇聯(lián)先發(fā)制人使用核武摧毀己方,美國通過遍布全球的空軍基地保持了24小時不間斷有一個支隊的轟炸機攜帶著上億噸當(dāng)量的核彈頭在距離蘇聯(lián)境內(nèi)目標(biāo)兩小時航程的空域飛翔,一旦美國被攻擊,這些飛在天上的每架轟炸機就會向蘇聯(lián)傾瀉相當(dāng)于16倍二戰(zhàn)炸彈總和的核彈頭。
而為了防止蘇聯(lián)的斬首行動令總統(tǒng)無法下達命令導(dǎo)致的指揮中斷,空軍基地司令被授權(quán)可以向飛在空中的轟炸機群下達啟動Plan R的命令打擊報復(fù)蘇聯(lián)。
換句話說,就是全球任意一個美軍戰(zhàn)略轟炸機基地司令都有權(quán)啟動與蘇聯(lián)toe to toe的核大戰(zhàn)。
而保證基地司令不會濫用這種職權(quán)的機制,就是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對他們的忠誠度測試。
這個機制的漏洞就是萬一有人發(fā)神經(jīng)呢?
所以全人類的命運可能只是系于某個基地司令的褲腰帶上。
這不就還真有人會發(fā)神經(jīng)!
皮森基地司令瑞皮將軍因為性無能,懷疑是蘇聯(lián)特工在水里投毒而遷怒于共產(chǎn)主義,下令所轄轟炸機支隊執(zhí)行plan R。
為了讓他的命令得到有效執(zhí)行,他在確定go code后,關(guān)閉了基地并切斷了基地與外界的所有聯(lián)系,并在總統(tǒng)派遣的部隊攻進基地時舉槍自盡,把只有自己知道的轟炸機群召回代碼一同帶進了地獄。
當(dāng)他的攻擊行動被通報到參聯(lián)會主席巴克將軍時,這位軍方首腦不得不中斷了與女秘書行魚水之歡而回到總統(tǒng)作戰(zhàn)室匯報情況,臨走他告訴女秘書等我很快回來。
作戰(zhàn)室的會議,總統(tǒng)以下的三巨頭均缺席了,他的國務(wù)卿正在越南,國防部長在老撾,副總統(tǒng)在墨西哥,來參會的,是他們的秘書。
決定世界生存的,并不是臺面上的人。
我們來看這個密室政治是如何進行的。
參聯(lián)會主席壓下聲調(diào)通知總統(tǒng)他的下屬越權(quán)行為時,壓抑不住心里的興奮,既然結(jié)果已無法逆轉(zhuǎn),他進一步建議起飛更多的飛機攻擊蘇聯(lián)所有的核基地,一擊致命,徹底解決蘇聯(lián)威脅,但是他只能保證這樣的飽和攻擊也只可以解決蘇聯(lián)90%的核力量。
他說,美蘇導(dǎo)彈比是5:1,我們向他們的每個導(dǎo)彈基地發(fā)射3枚導(dǎo)彈,剩余的導(dǎo)彈打敗他們還綽綽有余。他一句話道出了各國瘋狂的軍備競賽是多么的必要,伊朗,朝鮮為何砸鍋賣鐵也要研制核武的邏輯就正在這里了。
在軍方好戰(zhàn)鷹派眼里,美國的代價只是2000萬平民可能被蘇聯(lián)漏網(wǎng)的10%核力量消滅,這是一個可接受的平民傷亡。而如果不先發(fā)制人,這個損失可能是1億5千萬人口。
幸好總統(tǒng)是鴿派,他聲明他的國家不會是首先使用核武的一方??墒乾F(xiàn)實中加州牛仔小布什就公開宣布美國采取的是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到目前為止,人類史上唯一使用過核武的一方也正是美國。
為了將人類從核戰(zhàn)邊緣拉回,敵對方的蘇聯(lián)大使也被邀請參加了這個絕密會議。
這大概是史上僅有的一次交戰(zhàn)國雙方一起參加一方的作戰(zhàn)會議了。
大使給總統(tǒng)和作戰(zhàn)室的政要帶來了兩個信息。
一是蘇聯(lián)的終極武器是doomsday,這是一套機器控制的系統(tǒng),當(dāng)檢測到相當(dāng)劑量的核輻射系統(tǒng)判定蘇聯(lián)正在遭受核攻擊時,這套系統(tǒng)會自動發(fā)出攻擊指令,能夠毀滅地球的核裝置會自動啟動,氯化鈷G炸彈,它爆炸后的核輻射半衰期是93年。也就是說,地球表面一切生物消失后,93年內(nèi)不會再產(chǎn)生任何新的生物。
二是蘇聯(lián)總書記正在喝酒,而且他已經(jīng)喝醉了。
這第一個信息令在場所有人都慌了,剛剛滔滔不絕大講一擊致命的參聯(lián)會主席也無法保持淡定,他的可接受犧牲2000萬平民來打贏戰(zhàn)爭的理論,說到底是別人的生命,當(dāng)輪到自己也得賠上性命時,他表現(xiàn)出的求生欲卻是最強烈的。
首先他是不相信有這樣的騷操作,然后奇愛博士證實了這個騷操作不但可以有,還相當(dāng)簡單容易制作。這個末日機器的遏制理論是讓對方產(chǎn)生害怕進攻心理的藝術(shù),所以必須排除人的因素,因此該裝置的啟動完全交于機器,并且是不可逆的。
但是奇愛博士也提出了置疑,末日機器的設(shè)計思想是必須讓對方知道這個機器的存在,蘇聯(lián)怎么可能對此保密,除非是根本就還未造出這樣的機器。
大使給了他可信的回答:總理希望在下周一黨代會上宣布,他是一個喜歡制造意外驚喜的人。
驚喜和意外,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
這一下輪到作戰(zhàn)室的政要們驚慌了,政客和將軍們再也沒有了鴿派鷹派之分,所有的人都在焦慮如何避免末日機器被觸發(fā)。
轟炸機群聯(lián)系不上,撤回命令無法傳達?,F(xiàn)在敵對的兩方首腦必須合作了,美國總統(tǒng)請求蘇聯(lián)總理在轟炸機群進入對方雷達時悉落擊落。
他提供了自家轟炸機的數(shù)量,航線,一國首腦向敵國首腦出賣自家軍事情報以協(xié)作打掉自家轟炸機群,這大概又是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了。
千鈞一發(fā)之際,基地司令的副官解出了死鬼司令設(shè)置的通訊代碼OPE,向機群發(fā)出了撤回指令。
看見大屏幕上回撤的機群,作戰(zhàn)室的高官們都長吁了一口氣,相互擁抱慶祝。“死神剛剛從我們頭頂掠過”,眼含熱淚的鷹派巴克將軍抑制不住的激動,“我提議大家一起向主禱告”。
然并卵,有一架由昆少將指揮的轟炸機,由于被蘇聯(lián)導(dǎo)彈擊傷,無線電失靈沒收到指令,繼續(xù)向蘇聯(lián)境內(nèi)飛去。
這是一個由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員組成的機組,但他們卻都有最好的飛行素養(yǎng),在他們的高超技術(shù)和無間協(xié)作下,受損的轟炸機通過低空飛行躲過了蘇聯(lián)雷達搜尋,成功抵達目標(biāo)上空。
看起來上帝還是不忍就這樣滅了人類,投彈時核彈頭卡殼了。
but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盡職盡責(zé)的昆少將,手工修復(fù)了投射系統(tǒng),騎著核彈頭沖向了大地。
蘑菇云騰起的那一刻,全球各地相繼騰起了一模一樣的云層。那是一層半衰期為93年的氯化鈷G輻射云。
作戰(zhàn)室現(xiàn)在的主角已變成了奇愛博士,主持美國核武研發(fā)的布蘭德公司武器研發(fā)主任,他現(xiàn)在提議在深礦井保存人類精英。
為保存人類,井下生活將是一個男人配十個女人,這令在場的男人全都雙眼發(fā)光。
而半身不遂乘坐輪椅的核武專家,奇愛博士,也奇跡般地從輪椅上站了起來,他情不自禁地喊了聲:mein Führer. I can walk.
召回機群的代碼,OPE, of purity essence. 精華之液!就是基地司令挑起核戰(zhàn)爭的原因。
影片對此進行了無數(shù)次暗示,片頭的空中加油,瑞皮向上翹起的雪茄,昆少將騎在胯下的核彈頭,甚至是相關(guān)人物的姓名,Jack Ripper, Major Kong, Buck, 都全充滿雄性氣息或性暗示。
原來對交配權(quán)的爭奪,才是人類一切爭斗的起源。
庫布里克把題材如此凝重的電影拍成了黑色幽默,很多地方看似荒誕不經(jīng),而世界恰恰就是這樣荒誕不經(jīng)地在運行。
神經(jīng)病和酒鬼抓住人類未來的睪丸,明天和意外,誰都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
3 ) 聊聊這么長的片名
這部影片的片名很值得玩味
中文叫奇愛博士,但英文名其實很長,而且很值得玩味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這個片名很長,而且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
首先是Strangelove,直譯過來是奇怪的愛。那是對于什么有著奇怪的愛呢?影片的另一半片名給出了答案(love the bomb)
原來是對炸彈,即戰(zhàn)爭暴力,的狂熱之愛。
本片的主旨,是批判,諷刺冷戰(zhàn)背景下,人類在政治的推力下,終將被暴力和戰(zhàn)爭以一種荒謬但又符合邏輯的方式反噬。同時,從片頭一升一降得空中加油,到貼滿美女海報的機艙,影片中還包含了大量的性暗示。
之所以這樣安排,是因為性和暴力,都是人類基因里最原始的欲望和沖動。
戰(zhàn)爭無疑是釋放并放大這種罪惡的欲望的最大平臺了。一個人的暴力,可以理解為打架,斗毆,而全人類的暴力,就是戰(zhàn)爭了。在戰(zhàn)爭的背書下,燒殺搶奪,奸淫擄掠好像都變合理了。
而沒有約束的性,往往是伴隨著征服,暴力,共同出現(xiàn)的,想想古代攻破一座城池,征服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后,有多少強奸伴隨著發(fā)生?
同時,Strangelove也是本片重要角色的名字,但為什么卻直到影片中段才剛出場,甚至在整部影片中都沒有太多戲份呢?
個人認(rèn)為,奇愛博士在片中是納粹極端思想的繼承者,隱藏得非常深,幾乎直到影片結(jié)尾才表明,如果不是因為和片名同名,大部分觀眾在前期觀影的過程中很可能都不會對這樣一個角色有太多關(guān)注,導(dǎo)演可能借此想表達的是,像這樣不顯山漏水,但內(nèi)心卻懷揣著極端思想,想要顛覆人類的狂熱分子,很有可能就潛伏在我們身邊,很可能就是一個不怎么引起關(guān)注的人,即使是和平年代,只要有機會,隨時都會被他抓住機會搞一波事。
至于究竟要怎么停止對核爆的焦慮呢?(“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影片里好像沒有明說,這其實就是答案了。因為根本不用刻意學(xué)習(xí)或者說明,跟著制定好的規(guī)則和政策,被推著走就行了,就好像片中指令發(fā)出后無法撤銷,也是之前制定的規(guī)則所決定的。
焦慮只會發(fā)生在一切沒有發(fā)生前,真的發(fā)生了也就那么回事,就好像憋尿,憋的時候好著急,到處找?guī)?,可一旦真的沒憋住,尿褲子了,其實也就那么回事,感覺還暖暖的,挺舒服。
4 ) 庫布里克的黑色幽默:沒人敢如此戲弄戰(zhàn)爭
庫布里克,很善于玩轉(zhuǎn)黑色幽默。
電影《光榮之路》中,法國陸軍將軍下達了一個士兵們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wù),當(dāng)任務(wù)失敗,士兵撤退時,這位將軍痛下黑手,準(zhǔn)備讓沒有吃到德國槍子兒的士兵,嘗嘗法國的槍子兒。
《全金屬外殼》里,士兵小丑頭上寫著“天生殺手”,胸前別著“和平印章”的行為藝術(shù)裝扮,是庫布里克對美國越戰(zhàn)赤裸而無情的諷刺。
這兩部電影中,處處可見黑色幽默。而真正讓庫布里克成為黑色幽默大師的,是《奇愛博士》。
這部被稱為庫布里克“未來三部曲”之一的電影,表達了庫布里克對人類未來的基本看法:人類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
1964年,電影上映,冷戰(zhàn)還未結(jié)束,庫布里克送去了一份禮物,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人敢如此戲弄戰(zhàn)爭。
一、
美蘇兩大陣營冷戰(zhàn)時期,美國空軍基地的一位空軍將軍突然下達命令,啟動R計劃,34架攜帶數(shù)千萬噸核彈的飛機進攻蘇聯(lián)。(相當(dāng)于整個二戰(zhàn)期間核彈量的11倍)
這意味將爆發(fā)一場核戰(zhàn)爭。
這位瑞皮將軍,是私自下達命令的,并切斷了和華盛頓總部的一切通訊設(shè)備,事前他沒有報告他的上級圖吉德森將軍,更沒有經(jīng)過總統(tǒng)的簽字。
他瘋了嗎?為什么這么做呢。
原來這位看著強悍高大,嘴里喜歡叼著雪茄的將軍,性生活有問題,所以他不能征服女人,就要用炮彈征服世界,推行極端的種族主義。
他這一點倒是很像那位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元首希特勒,
于是乎,瑞皮將軍因為自己的隱疾,把冷戰(zhàn)變成熱戰(zhàn),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二、
得知這一消息的圖吉德森將軍,并沒有顯示出生氣和驚訝,因為此時他還在跟他的女秘書打情罵俏。
等他在作戰(zhàn)室平淡的把這一信息告訴總統(tǒng)梅爾金時,總統(tǒng)慌了。而他依然像個沒事人一樣若無其事,甚至還接到女秘書打來的一通抱怨電話,在核武器準(zhǔn)備進攻蘇聯(lián)的時候,他還在安撫女友的情緒,許諾將來一定將她扶正。
同時,也可以看出,圖吉德森將軍是一個好戰(zhàn)分子。對于阻止這一行動,他向總統(tǒng)表示無計可施。對于先發(fā)制人,進攻蘇聯(lián),他倒是激情四射。
三、
當(dāng)梅爾金總統(tǒng)電話告知蘇聯(lián)總理時,這位總理喝的醉醺醺的,像個女人一樣喋喋不休的鬧情緒。
此時,蘇聯(lián)大使透漏一個驚天秘聞:只要蘇聯(lián)遭到進攻,會立即啟動“世界末日機器”,可以毀滅地球上所有生物和人類。
作為美國戰(zhàn)略顧問的奇愛博士,這種機器是電腦程序設(shè)定好的,一旦有人想關(guān)閉它,它就會自動爆炸。
這位奇愛博士本來就是德國人,曾經(jīng)為納粹服務(wù),二戰(zhàn)后移民美國。雖然改名換姓,依然遏制不住心中的法西斯情節(jié),身殘志堅的致力于摧毀這個世界。
核彈在蘇聯(lián)基地爆炸后,奇愛博士提出了一項“人類精英計劃“:從數(shù)十億人口選中幾十萬人藏于深埋地下的礦井中,等到百年后,核污染散去,才重返陸上。
這位坐著輪椅的奇愛博士,每次說到激動點的時候,他總會脫口而出,大喊“我的元首”。更為滑稽的是,他的右臂會不受控制的自動行“納粹禮”。
當(dāng)奇愛博士提到“人類精英計劃”中的男女比例是1:10時,在場的男士們沸騰了,因為這將意味著人類將取消“一夫一妻制”,連蘇聯(lián)大使都稱贊這是好主意。而最興奮的莫過于圖吉德森將軍,他聽的兩眼發(fā)光,也許他和女秘書之間的秘密情史終于可以正大光明的進行了。
四、
一場毀滅人類的核武器大戰(zhàn)爆發(fā),而并沒有人真正關(guān)心。
整個統(tǒng)治世界的男人們,不是吃著口香糖想女人,就是想著如何盡快行動,如何盡快占領(lǐng)地下礦井,好在下一輪的兩大陣營的對立面中占據(jù)優(yōu)勢。
最后,奇愛博士,再次想出一個絕妙計劃的時候,殘疾的雙腿竟然奇跡般的站起來了,這是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意味著納粹重生。
其實奇愛博士、瑞皮將軍、圖吉德森將軍,他們是三位一體的,他們是戰(zhàn)爭的設(shè)計者、發(fā)起者、受益者。世界是他們的,而游戲規(guī)則從未變過。
撕下文明的外衣,庫布里克表示,人類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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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奇愛博士》主題旋律《炸彈快跑》的考證詳述
一架和五角大樓失去聯(lián)系的B52轟炸機孤獨地承載著毀滅世界的任務(wù)。
一路昂揚地飛過身下美麗的高山大河,平原深谷,飛過歐洲大陸,飛向蘇聯(lián)……
配樂是一段在原聲帶里被命名為《炸彈快跑》(Bomb Run)的無歌詞男聲哼唱。
無歌詞哼唱用得是地方的話,能起到插曲和配樂沒有的奇效。
《奇愛博士》里這一段就很動人,記憶里只有《一個和八個》開頭日出時候的那段可以比。
以下是對這段配樂出處的考證過程。
1.關(guān)于《奇愛博士》里一段配樂的問題
《奇愛博士》里面用得很多的一段,最早出現(xiàn)是在10分左右,B52轟炸機向基地確認(rèn)了用核武器襲擊蘇聯(lián)的R計劃的時候。
音樂是軍號伴著鼓點,調(diào)子很好聽,很振奮。像在給出征的戰(zhàn)士鼓勁兒似的。
最早聽到它是在一首joan baez歌<Johnny I hardly knew ye>,演唱年代不祥,大致在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間。歌詞是以一個傷兵妻子的口吻寫的,是反戰(zhàn)的。因為調(diào)子很明快上口,我一聽之下覺得應(yīng)該是很有名的歌,但搜索歌詞,卻發(fā)現(xiàn)歌詞居然沒有統(tǒng)一的版本,和joan baez相關(guān)的網(wǎng)頁也不多。這可能說明這首歌早就有了,且有很多人翻唱過。后查到歌詞節(jié)選改編自愛爾蘭詩人Padraic Colum(1881-1972)1922年編選的一本愛爾蘭詩集里的一首詩,是沒有留下作者的民歌。民歌里出現(xiàn)的地點Athy也是一個愛爾蘭地名。
那這段音樂是不是專門為這首詩譜的曲?還是它本來是一段軍樂,后來有人取反諷之意,改成了反戰(zhàn)的民謠?
繼聽過joan baez的版本后,又在一個月之內(nèi)聽到過兩次這個調(diào)子。一是在Sex and the City里,主角Carrie和人閑聊的時候說到和戰(zhàn)爭有關(guān)的話題,Carrie表示她對此有所了解,就哼了一小句。
二是看電視頻道換到某臺在演《女子特警隊》,隊員們受訓(xùn)時給她們放投影的軍事教學(xué)片,那個好像是國外軍隊演習(xí)的場面配的也是這段音樂。
據(jù)此我覺得它最初是一段軍樂的可能性比較大,那它是哪一國的軍樂,從什么時候開始有的呢?
2.糊涂了
其實有了dr. strangelove這么有名的片子答案是不難找的
算是部分答案吧:
The score for the B-52 scenes is mostly made up of the melody of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a traditional Irish anti-war song, which also provides the melody for the somewhat better-known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ivil War song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Again". While the former tells the story of a soldier coming back from a war heavily mutilated and broken, with the last lines being "They're rolling out the guns again, but they'll never take my sons again", the latter describes the celebrations that will take place when the soldiers return from war: "The men will cheer and the boys will shout / The ladies they will all turn out / And we'll all feel gay /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美國南北戰(zhàn)爭期間,一位愛爾蘭裔南方軍隊樂隊指揮Patrick S. Gilmore把一首抗議英格蘭征兵的愛爾蘭反戰(zhàn)民歌Johnny,I Hardly Knew ye(《強尼,我快認(rèn)不出你了》)改成了歡迎戰(zhàn)士凱旋的歌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當(dāng)強尼凱旋歸家時》)。
事實上,這首曲調(diào)上口的歌在戰(zhàn)時廣為流傳,南北方的軍民都在唱。
carrie是時尚女,她如果知道一首古老的愛爾蘭民歌是奇怪的,但她知道南北戰(zhàn)爭的歌并用它來表達對“戰(zhàn)爭“的了解,就很容易解釋了。
女子特警隊員看的教學(xué)片很有可能是關(guān)于美國的。
老庫的心思一向用得很狠,此處對待戰(zhàn)爭的兩層潛文本也算一例。
他這部片子里的戲謔、瘋狂和黑暗與johnny,i hardly knew ye是一致的。johnny這樣形似armless,boneless,chickenless egg的怪物,和核彈一樣,都是人類不斷進步的必然產(chǎn)物,它們既是人性的,也是非人性的,既是原始野蠻的,也是現(xiàn)代文明的。它們的產(chǎn)生和侵蝕對于人類而言是不可避免的,而所有一切的終結(jié),就和dr.strangelove的結(jié)局一樣,是一場美麗的終極毀滅。
3.補上這兩首歌的歌詞
1).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again
This is generally credited to the Union Army bandmaster, Patrick S. Gilmore, who wrote it in 1863. It is similar to the Irish song Johnny I Hardly Knew Ye(a tale of a maimed soldier returning from war). Which version came first is debated.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Again,
Hurrah! Hurrah!
We'll give him a hearty welcome then
Hurrah! Hurrah!
The men will cheer and the boys will shout
The ladies they will all turn out
And we'll all feel gay,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The old church bell will peal with joy
Hurrah! Hurrah!
To welcome home our darling boy
Hurrah! Hurrah!
The village lads and lassies say
With roses they will strew the way,
And we'll all feel gay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Get ready for the Jubilee,
Hurrah! Hurrah!
We'll give the hero three times three,
Hurrah! Hurrah!
The laurel wreath is ready now
To place upon his loyal brow
And we'll all feel gay
When 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2).Johnny, I Hardly Knew Ye
By Anonymous
Padraic Colum (1881–1972). Anthology of Irish Verse. 1922.
WHILE going the road to sweet Athy,
Hurroo! hurroo!
While going the road to sweet Athy,
Hurroo! hurroo!
While going the road to sweet Athy,
A stick in my hand and a drop in my eye,
A doleful damsel I heard cry: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and guns, and guns and drums,
The enemy nearly slew ye;
My darling dear, you look so queer,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looked so mild?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looked so mild?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looked so mild,
When my poor heart you first beguiled?
Why did you run from me and the child?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etc.
“Where are the legs with which you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thy legs with which you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the legs with which you run
When first you went to carry a gun?
Indeed, your dancing days are done!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etc.
It grieved my heart to see you sail,
Hurroo! hurroo!
It grieved my heart to see you sail,
Hurroo! hurroo!
It grieved my heart to see you sail,
Though from my heart you took leg-bail;
Like a cod you’re doubled up head and tail,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etc.
“You haven’t an arm and you haven’t a leg,
Hurroo! hurroo!
You haven’t an arm and you haven’t a leg,
Hurroo! hurroo!
You haven’t an arm and you haven’t a leg,
You’re an eyeless, noseless, chickenless egg;
You’ll have to be put with a bowl to beg: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etc.
“I’m happy for to see you home,
Hurroo! hurroo!
I’m happy for to see you home,
Hurroo! hurroo!
I’m happy for to see you home,
All from the Island of Sulloon;
So low in flesh, so high in bone;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etc.
“But sad it is to see you so,
Hurroo! hurroo!
But sad it is to see you so,
Hurroo! hurroo!
But sad it is to see you so,
And to think of you now as an object of woe,
Your Peggy’ll still keep you on as her beau;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With drums and guns, and guns and drums,
The enemy nearly slew ye;
My darling dear, you look so queer,
Och,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3).Johnny I hardly knew ye(joan baez演唱版,附試譯)
Joan Baze常常以簡單的配樂襯托她同樣簡單卻在樸實中見動人之處的聲音。她演繹的這首老歌,除了表示妻子堅定信念的最后一節(jié)的伴唱,模擬軍樂隊的打鼓聲壓倒了其他所有隱約可辨的配樂。歌聲和鼓點相呼應(yīng),節(jié)奏感強烈得仿佛一首軍歌,而她歌唱的是這樣一個在戰(zhàn)爭中失去四肢和雙眼的士兵,驚悚、殘忍、痛苦和反諷纏繞在一起,直到最后妻子唱出自己的決心:再也不讓那些制造槍支的人奪走他們的孩子。
然而,那是她能決定的事嗎?對于那些人她又是什么呢?
也許,她只是平凡,渺小,普通,充滿著世界各個角落的墊在金字塔最底層的奴隸,而這個世界屬于奧林匹亞山上的少數(shù)神明,為了永遠不能到達的“永恒”,讓他們主宰的藝術(shù)世界成為可能,艱難地活著的人類的痛苦不得不永續(xù)不熄。
戰(zhàn)爭,永遠睡在你我身邊,凡人不知道她什么時候醒來。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Hurroo hurroo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Hurroo hurroo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The enemy nearly slew ye
My darling,dear,you look so queer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帶著你的槍和鼓和鼓和槍
帶著你的槍和鼓和鼓和槍
帶著你的槍和鼓和鼓和槍
敵人差點殺了你
我心愛的,親愛的,你看起來這樣怪異
強尼,我差點認(rèn)不出你
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Before you left carrying a gun
I fear your dancing days are done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你過去習(xí)慣奔跑的雙腿在哪里?
你過去習(xí)慣奔跑的雙腿在哪里?
你過去習(xí)慣奔跑的雙腿在哪里?
在你持槍離開前(習(xí)慣奔跑的雙腿)
我怕你跳舞的日子結(jié)束了
強尼,我差點認(rèn)不出你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were so mild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were so mild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were so mild
When my heart you did beguile
And why did ye run from me and the child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你過去如此溫和的雙眼在哪里?
你過去如此溫和的雙眼在哪里?
你過去如此溫和的雙眼在哪里?
那時你讓我的心陶醉
可你為什么離開我和孩子
強尼,我差點認(rèn)不出你
Ye haven't an arm ye haven't a leg
Hurroo hurroo
Ye haven't an arm ye haven't a leg
Hurroo hurroo
Ye haven't an arm ye haven't a leg
Ye're an armless boneless chickenless egg
and ye'll have to be put with a bowl to beg
Johnny I hardly knew ye
你沒有胳臂,你沒有腿
你沒有胳臂,你沒有腿
你沒有胳臂,你沒有腿
你是一只沒有胳膊,沒有腿也沒有小雞的蛋
你不得不和一只碗放在一起去乞討
強尼,我差點認(rèn)不出你
They're rolling out the guns again
Hurroo hurroo
They're rolling out the guns again
Hurroo hurroo
They're rolling out the guns again
But they won't take back our sons again
No they never take back our sons again
Johnny I'm swearing to ye
他們又在大量制造槍支
他們又在大量制造槍支
他們又在大量制造槍支
但他們再也不會收回我們的兒子們
不,他們永遠不會再次收回我們的兒子們
強尼,我向你發(fā)誓
附記:
庫布里克除了喜歡改編別人的小說,也喜歡用前人的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配現(xiàn)代的非人性的場景。經(jīng)典的比如《發(fā)條橙子》里的貝多芬,如《2001太空漫游》里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藍色多瑙河》。有人說,在這部電影里聽《藍色多瑙河》,心里咒罵著庫布里克真是個天才,自己也快想發(fā)瘋了。
人性與非人性的探討也許是庫布里克最核心的關(guān)注點。
他的高明在于他沒有完全站在理性、文明、民主、自由的一方而對alex、jack、dr. strangelove這些現(xiàn)代畸形人完全持譴責(zé)批判的態(tài)度。這些人所呈現(xiàn)的非人性可能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故事把他們與奉行現(xiàn)代社會框定的“善”之價值的人們共同呈現(xiàn)在一個個瘋狂的境遇下,讓觀眾自己思考。這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不喜歡《斯巴達克思》,恨不能把它從作品列表里刪除,因為它一邊倒,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了。
6 ) 【轉(zhuǎn)】Almost Everything on "Dr. Strangelove" Was True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BY ERIC SCHLOSSER, ON JANUARY 23, 2014)
This month marks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Stanley Kubrick’s black comedy about nuclear weapons,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Released on January 29, 1964, the film caused a good deal of controversy. Its plot suggested that a mentally deranged American general could order a nuclear attack on the Soviet Union, without consulting the President. One reviewer described the film as “dangerous … an evil thing about an evil thing.” Another compared it to Soviet propaganda. Although “Strangelove” was clearly a farce, with the comedian Peter Sellers playing three roles, it was criticized for being implausible. An expert at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called the events in the film “impossible on a dozen counts.” A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dismissed the idea that someone could authorize the use of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the President’s approval: “Nothing, in fact, could be further from the truth.” (See a compendium of clips from the film.) When “Fail-Safe”—a Hollywood thriller with a similar plot, directed by Sidney Lumet—opened, later that year, it was criticize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e incidents in ‘Fail-Safe’ are deliberate lies!” General Curtis LeMay, the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said. “Nothing like that could happen.” The first casualty of every war is the truth—and the Cold War was no exception to that dictum. Half a century after Kubrick’s mad general, Jack D. Ripper, launched a nuclear strike on the Soviets to defend the purity of “our precious bodily fluids” from Communist subversion, we now know that American officers did indeed have the ability to start a Third World War on their own. And despite the introduction of rigorous safeguards in the years since then, the risk of an accidental or unauthorized nuclear detonation hasn’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an “always/never” dilemma.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at are necessary to insure that nuclear weapons are always available for use in wartime may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at such weapons can never be used, without proper authorization, in peacetime. During the nineteen-fifties and sixties, the “always” in American war planning was given far greater precedence than the “never.” Through two terms in office, beginning in 1953,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struggled with this dilemma. He wanted to retain Presidential control of nuclear weapons while defending America and its allies from attack. But, in a crisis, those two goals might prove contradictory, raising all sorts of difficult questions. What if Soviet bombers were en rou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President somehow couldn’t be reached? What if Soviet tanks were rolling into West Germany but a communications breakdown prevented NATO officers from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What if the President were killed during a surprise attack on Washington, D.C.,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civilian leadership? Who would order a nuclear retaliation then?
With great reluctance, Eisenhower agreed to let American officers use their nuclear weapons, in an emergency, if there were no time or no means to contact the President. Air Force pilots were allowed to fire their nuclear anti-aircraft rockets to shoot down Soviet bombers heading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ut half a dozen high-level American commanders were allowed to use far more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without contacting the White House first, when their forces were under attack and “the urgency of time and circumstances clearly does not permit a specific decision by the President, or other person empowered to act in his stead.” Eisenhower worried that providing that sort of authorization in advance c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foolish down the chain of command” and start an all-out nuclear war. But the alternative—allowing an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unanswered or NATO forces to be overrun—seemed a lot worse. Aware that his decision might create public unease about who really controlled America’s nuclear arsenal, Eisenhower insisted that his delegation of Presidential authority be kept secret. At a meeting with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e confessed to being “very fearful of having written papers on this matter.”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was surprised to learn,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aking office, about this secret delegation of power. “A subordinate commander faced with a substantial military action,” Kennedy was told in a top-secret memo, “could start the thermonuclear holocaust on his own initiative if he could not reach you.” Kennedy and his national-security advisers were shocked not only by the wide latitude given to American officers but also by the loose custody of the roughly three thousand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stored in Europe. Few of the weapons had locks on them. Anyone who got hold of them could detonate them. And there was little to prevent NATO officers from Turkey, Holland, Italy,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from using them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ember, 1960, fifteen members of Congress serving on the Joint Committee on Atomic Energy had toured NATO bases to investigate h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were being deployed. They found that the weapons—some of them about a hundred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bomb that destroyed Hiroshima—were routinely guarded, transported, and handled by foreign military personnel. American control of the weapons was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Harold Agnew, a Los Alamos physicist who accompanied the group,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to see German pilots sitting in German planes that were decorated with Iron Crosses—and carrying American atomic bombs. Agnew, in his own words, “nearly wet his pants” when he realized that a lone American sentry with a rifle was all that prevented someone from taking off in one of those planes and bombing the Soviet Union.
* * *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soon decided to put locking devices inside NATO’s nuclear weapons. The coded electromechanical switches, known a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PALs), would be placed on the arming lines. The weapons would be inoperable without the proper code—and that code would be shared with NATO allies only when the White House was prepared to fight the Soviets. The American military didn’t like the idea of these coded switches, fearing that mechanical devices installed to improve weapon safety would diminish weapon reliability. A top-secret State Department memo summarized the view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1961: “all is well with the atomic stockpile program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changes.”
After a crash program to develop the new control technology, during the mid-nineteen-sixties,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finally placed inside most of the nuclear weapons deployed by NATO forces. But Kennedy’s directive applied only to the NATO arsenal. For years, the Air Force and the Navy blocked attempts to add coded switches to the weapons solely in their custody. Du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they argued,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receiving the proper code from the White House might be disastrous. And locked weapons might play into the hands of Communist saboteurs.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lock capability,” a top Air Force general claimed, “would create a fail-disable potential for knowledgeable agents to ‘dud’ the entire Minuteman [missile] force.” The Joint Chiefs thought that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was the best safeguard against an unauthorized nuclear strike. A two-man rule was instituted to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someone to use a nuclear weapon without permission. And a new screening program, the Human Reliability Program, was created to stop people with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and substance-abuse problem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nuclear weapons.
Despite public assurances that everything was fully under control, in the winter of 1964, while “Dr. Strangelove” was playing in theatres and being condemned as Soviet propaganda, there was nothing to prevent an American bomber crew or missile launch crew from using their weapons against the Soviets. Kubrick had researched the subject for years, consulted experts,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a former R.A.F. pilot, Peter George, on the screenplay of the film. George’s novel about the risk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Red Alert,” was the source for most of “Strangelove” ’s plot. Unbeknownst to both Kubrick and George, a top official a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ad already sent a copy of “Red Alert” to every member of the Pentagon’s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for Ballistic Missiles. At the Pentagon, the book was taken seriously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what might go wrong. Even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S. McNamara privately worried that an accident, a mistake, or a rogue American officer could start a nuclear war.
Coded switches to prevent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nuclear weapons were finally added to the control systems of American missiles and bombers in the early nineteen-seventies. The Air Force was not pleased, and considered the new security measures to be an insult,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its personnel. Although the Air Force now denies this claim, according to more than one source I contacted, the code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was set to be the same at every Minuteman site: 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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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permissive action links were rudimentary. Placed in NATO weapons during the nineteen-sixties and known as Category A PALs, the switches relied on a split four-digit code, with ten thousand possible combinations. If the United States went to war, two people would be necessary to unlock a nuclear weapon, each of them provided with half the code. Category A PALs were useful mainly to delay unauthorized use, to buy time after a weapon had been taken or to thwart an individual psychotic hoping to cause a large explosion. A skilled technician could open a stolen weapon and unlock it within a few hours. Today’s Category D PALs, installed in the Air Force’s hydrogen bombs, are more sophisticated. They require a six-digit code, with a million possible combinations, and have a limited-try feature that disables a weapon when the wrong code is repeatedly entered.
The Air Force’s land-based Minuteman III missiles and the Navy’s submarine-based Trident II missiles now require an eight-digit code—which is no longer 00000000—in order to be launched. The Minuteman crews receive the code via underground cables or an aboveground radio antenna. Sending the launch code to submarines deep underwater presents a greater challenge. Trident submarines contain two safes. One holds the keys necessary to launch a missile; the other holds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with the keys; and the combination to the safe holding the combination must be transmitted to the sub by very-low-frequency or extremely-low-frequency radio. In a pinch, if Washington, D.C., has been destroyed and the launch code doesn’t arrive, the sub’s crew can open the safes with a blowtorch.
The security measures now used to control America’s nuclear weapons are a vast improvement over those of 1964. But, like all human endeavors, they are inherently flawe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Personnel Reliability Program is supposed to keep people with serious emotional or psychological issues away from nuclear weapons—and yet two of the nation’s top nuclear commanders were recently removed from their posts. Neither appears to be the sort of calm, stable person you want with a finger on the button. In fact, their misbehavior seems straight out of “Strangelove.”
Vice Admiral Tim Giardina, the second-highest-ranking officer at the U.S. Strategic Command—the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all of America’s nuclear forces—-was investigated last summer for allegedly using counterfeit gambling chips at the Horseshoe Casino in Council Bluffs, Iowa. According to the Iowa Divis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 significant monetary amount” of counterfeit chips was involved. Giardina was relieved of his command on October 3, 2013. A few days later, Major General Michael Carey, the Air Force commander in charge of America’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was fired for conduct “unbecoming 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Air Force, Carey had consumed too much alcohol during an official trip to Russia, behaved rudely toward Russian officers, spent time with “suspect” young foreign women in Moscow, loudly discussed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a public hotel lounge there, and drunkenly pleaded to get onstage and sing with a Beatles cover band at La Cantina, a Mexican restaurant near Red Square. Despite his requests, the band wouldn’t let Carey onstage to sing or to play the guitar.
While drinking beer in the executive lounge at Moscow’s Marriott Aurora during that visit, General Carey made an admission with serious public-policy implications. He off-handedly told a delegation of U.S. national-security officials that his missile-launch officers have the “worst morale in the Air Force.” Recent events suggest that may be true. In the spring of 2013, nineteen launch officers at Minot Air Force base in North Dakota were decertified for violating safety rules and poor discipline. In August, 2013, the entire missile wing at Malmstrom Air Force base in Montana failed its safety inspection. Last week, the Air Force revealed that thirty-four launch officers at Malmstrom had been decertified for cheating on proficiency exams—and that at least three launch officers are being investigated for illegal drug use. The findings of a report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leaked to the A.P., were equally disturb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ates of spousal abuse and court martials among Air Force personnel with nuclear responsibilitie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among people with other jobs in the Air Force. “We don’t care if things go properly,” a launch officer told RAND. “We just don’t want to get in trouble.”
The most unlikely and absurd plot element in “Strangelove” is the existence of a Soviet “Doomsday Machine.” The device would trigger itself, automatically, if the Soviet Union were attacked with nuclear weapons. It was meant to be the ultimate deterrent, a threat to destroy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event an American nuclear strike. But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s to tell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contraption defeats its purpose and, at the end of the film, inadvertently causes a nuclear Armageddon. “The whole point of the Doomsday Machine is lost,” Dr. Strangelove,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er, explains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if you keep it a secret!”
A decade after the release of “Strangelove,” the Soviet Union began work on the Perimeter system—-a network of sensors and computers that could allow junior military officials to launch missiles without oversight from the Soviet leadership. Perhaps nobody at the Kremlin had seen the film. Completed in 1985, the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Dead Hand. Once it was activated, Perimeter would order the launch of long-range missiles at the United States if it detected nuclear detonations on Soviet soil and Soviet leaders couldn’t be reached. Like the Doomsday Machine in “Strangelove,” Perimeter was kept secre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s existence was not revealed until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
In retrospect, Kubrick’s black comedy provided a far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dangers inherent in nuclear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s than the on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got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Pentagon,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This is absolute madness, Ambassador,” President Merkin Muffley says in the film, after being told about the Soviets’ automated retaliatory system. “Why should you build such a thing?” Fifty years later, that question remains unanswered, and “Strangelove” seems all the more brilliant, bleak, and terrifyingly on th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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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IS REALLY COOL:
Top secret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Pentagon:
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newsdesk/2014/01/primary-sources-permissive-action-links-and-the-threat-of-nuclear-war.html
沒看懂,好像有黑色幽默的地方在嘛就是覺得不好笑...科幻控可能會看懂?
液體的純潔
你可以毀滅世界,但不許在作戰(zhàn)室打架!這里是作戰(zhàn)室!
彼得塞勒斯和喬治斯科特都逗不過那個德州口音的機長
黑色戰(zhàn)爭片,戰(zhàn)爭與男人,戰(zhàn)爭與性,導(dǎo)演描述得太隱晦太有魅力了。最后昆少將騎著導(dǎo)彈轟炸敵人陣地,實在太酷了,那是每個男 性的夢想。
Mein Führer, I can walk!
關(guān)注冷戰(zhàn)史必看
第一次接觸庫布里克的片子,倍受打擊~~
這個譯名太囧了,看的好累中間還睡了,大腦都空白了。哦天
三大場景:機艙、作戰(zhàn)室、基地。過半場登場龍?zhí)啄衅鎼鄄┦?。騎氫彈的牛仔。向可口可樂公司要硬幣的英國紳士。
想想也是理所當(dāng)然,如果一場核爆為男人帶來的不是恐懼而是破處似的快感,他們當(dāng)然會從此開始大幹特幹呀……
7.0 最好的政治諷刺劇沒有之一。庫布里克用這部氟化水一般的電影玷污了戰(zhàn)爭機器們最純潔的體液。
正經(jīng)的喜劇,通篇的諷刺,瘋子的憂傷,好看得喪心病狂。
給庫爺跪了,不僅僅是起源的設(shè)想者,還是末日的預(yù)言者啊,他大概不是地球人。演博士的哥分飾三個角色,不僅讓觀眾來勁,他自己也一定爽得要命吧
庫布里克從來不讓人失望
94/100 你知道把整個時代的恐懼和幻想如此直觀的拍出來有多難嗎?
當(dāng)年此片竟然全面敗給窈窕淑女,奧斯卡這哪是中庸保守,根本就是腦殘。
Gentlemen, you can't fight in here! This is the War Room!
雖然是冷戰(zhàn)的時代背景,但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人類頭頂?shù)氖聦嵾h沒有改變。在漫長的最后一分鐘營救中,展現(xiàn)官僚的無能、人性的罪惡、和某種奇異的幽默感,在世界還未毀滅時他們已經(jīng)想著在新世界瓜分利益了(以人類之名),對俄國、英國、德國人都采取了典型化處理。極端的戲劇沖突展示深刻的當(dāng)代現(xiàn)實。
Dr. Strangelove比Dr. Strange更懂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