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精神
——從《東京審判》談起

    近日難得有暇，這個周末看電影，閱讀，然后想起記錄三個人的名字：梅汝璈，袁傳宓，阮儀三。
    先說梅先生，1946年3月東京審判，中國國民政府委任梅汝璈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一個鐵肩擔道義的人?！稏|京審判》的導演高群書寫在拍攝記《危局上的城》里提到，梅汝璈是我們這個時代難以企及的人物。片子的開端，梅先生一直堅持法官坐席按《日本受降書》上的簽字排名，中國排在第二位，而不是主法官衛(wèi)勃安排的美英之后。這為案件中他數(shù)次及時翻譯中國證人的話給主審官有很大幫助。他是個強勢的人，這種強勢一直堅持到最后，片子結尾，劉松仁演的梅汝璈有一句臺詞：“（只要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要站起來”，然后一個一個地游說十位法官，審判東條英機等甲級戰(zhàn)犯死刑。在看到衛(wèi)勃宣讀投票的時候，我的心跟著激動，緊張而狂跳。那是個中華民族的英雄，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精彩辯論至今也是法律界的經(jīng)典案例。
    袁傳宓是生物學家，南京大學生物系的一個老師，為長江流域的生態(tài)保護忙碌了一輩子。在我的專業(yè)領域——景觀生態(tài)學上有一個詞叫生態(tài)廊道，許多甲方在看我們所做的規(guī)劃的時候，常為這個詞匯而困惑不解。我經(jīng)常用1/3的匯報時間去給甲方解釋這個詞，是留給動植物的生存通道，希望開發(fā)商在大刀闊斧的同時能夠給鳥兒、魚兒留一些生存的空間。扯遠了。在長江修建葛洲壩的時候，是給魚兒留了條“過魚道”，就是我們所說的“生態(tài)廊道”。每年長江魚兒洄游的時候，是要到上游產(chǎn)卵的?？墒恰斑^魚道”是沒用的，魚不聽人的命令，魚有魚的規(guī)矩。近年來，耳畔總是聽到關于長江許多珍惜魚種滅絕的消息，是因為人類的一己之利而剝奪了魚兒為父為母的權利。袁傳宓是應該被人們記住的，他每年都帶著幾個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認本能的魚兒一桶一桶的運過壩去。就這樣袁先生忙碌了一輩子，為魚兒，為鴨子，為了長江流域的生態(tài)保護，為了一種科學和人文的精神，為了子孫后代的未來。
    阮儀三是同濟大學城規(guī)學院的老師，一直致力于歷史城市保護的工作。他寫過一本書叫《護城紀實》，記錄了他這幾十年來關于當代城市發(fā)展的立場和行動。江南六鎮(zhèn)、平遙、麗江、九華山……一個個如今蜚聲海內(nèi)外的古城名山，當年就是這個小個子的男人奔走保護，甚至多次差點罹難而保全的。我曾有幸聽過阮老師半年的課。2005年的秋天，每周五早八點，當我們這些年輕人還睡眼惺忪地趕到教室的時候，七十多歲的阮老師早就精神抖擻地站在講臺前了。我每次聽他的課都能感受到他的熱情、激動，和對這個國家歷史文化的深沉的愛，這種熱情常常讓我忽略了他的年齡，甚至覺得自己的心態(tài)在他面前都顯得老了。
這三個人的領域分別在法律、生物、城市規(guī)劃上，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骨子里都是一樣的，都有著知識分子的文化良心，都有著一種貫穿生命的精神，都是我欽佩的人。
    畢業(yè)以后，我從一個城市換到另一個城市，看起來順風順水，卻依然不快樂，我想不懂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度購買服飾美容類的奢侈品成了我努力工作的理由。
    這一個月來，身邊的人和事發(fā)生了一連串的戲劇性，讓人措手不及。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思索我所欠缺的——生命的精神！
    我們?yōu)槭裁垂ぷ?？我曾問過朋友，他說，“工作是為了有收入過我們想過的生活”。在擁有了想過的生活之后呢？幾位前輩已經(jīng)用他們的作為來證實了：工作是為了實現(xiàn)生命的精神，是為了對得起一個當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良心。
    人活著，有一份比錢更重要的為之奮斗的事業(yè)，有一種貫穿生命的精神，這種精神所帶來的滿足感和自我肯定，才是讓內(nèi)心真正充盈著快樂和熱情的原動力吧？！

理智與情感：從《紐倫堡審判》到《東京審判》

passionfly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紀念和追憶的時節(jié)，“9.11”事件五周年，“9.18”事變七十五周年，美國國恥日接踵而來的是中國國恥日，上蒼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們，對于戰(zhàn)爭的反思與感慨，縱亙歷史，橫越國界。

     電影《東京審判》的上映，無疑給這樣的時節(jié)更增添了濃濃的秋意?！稏|京審判》，一部以法律為主題、再現(xiàn)歷史、弘揚愛國的主流電影，卻得不到公共財政名正言順的支持，流落到民間以市場化運作，卻又險些在法治缺失的電影產(chǎn)業(yè)中因資金籌措不慎而翻船；《東京審判》，一部投資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幾經(jīng)周折終于攝制完成，卻因牽涉國際時局和政治穩(wěn)定，涉嫌煽動民族仇恨，而遲遲未得審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時的樣片被刪減成一小時才終獲上映，而在票房成績斐然并受到觀眾肯定之際，許多院線卻仍在猶豫和觀望。這樣一部電影的傳奇式經(jīng)歷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中國電影人在權力與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鋼絲；融資時如孫兒，受審時如媳婦；唯求劇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見天日；其藝術之多艱，其世態(tài)之炎涼，此案可見一斑。

     話說回來，同情歸同情，雖然資金困難又被刪減，但對電影的本身的評價及其內(nèi)容主題的思考卻容不得降低標準和感情用事。要評價《東京審判》這部電影可以有各種參照，比如和時下國內(nèi)外的商業(yè)電影比，和國內(nèi)的“主旋律”電影比，和類似題材的文藝片及藝術電影比等等。

     首先與商業(yè)片比，總的說來，《東京審判》在制作的觀賞性和商業(yè)運作的層面，是在努力追趕國外的商業(yè)大片。比如歷史和法律題材選擇的看點、國際化演員班底和明星陣容、懸念和節(jié)奏的把握、攝影和視頻剪輯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樂等，無疑這些與國內(nèi)傳統(tǒng)的“主旋律”電影相比，觀賞性明顯加強了。但是如果真跟國外頂尖的商業(yè)大片比，該片又明顯有失分量不足，用導演高群書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線的故事性很差，幾乎是象征性的情節(jié)和場面，敘事不夠流暢和集中，幾個人物的糾葛很零散，過分依賴旁白，而旁白又顯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贖》和《百萬寶貝》里旁白的感覺。支線不僅單薄而且跟主線沒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線里只是個看客，這又直接導致主線暴露出重復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筆后照應的懸念和豁然開朗的效果也就不明顯（比如“保密”宣誓與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瘋癲也沒有下文而轉(zhuǎn)成了不遠不近的旁白解釋等），舉證和反詰本適宜在支線中先予設計，然后在庭審中再現(xiàn)照應，結果片中卻成了間隔著新聞短片和旁白解釋的一次次開庭，幾乎淪落為帶音效和鏡頭跳躍的紀錄片。商業(yè)法律片的靈魂就是“懸念”和“節(jié)奏轉(zhuǎn)換”，懸念沒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國商業(yè)大片比，該片幾乎沒有外景，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遺憾，歷史商業(yè)片的靈魂就是“獵奇”和“時空感”，全篇自始至終沒有當時中國和日本老百姓的群眾場面，也沒有今天兩國年輕人和老人間交互的反應，這就大大降低了觀賞性，遠比不上《一盤沒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時空感。

     導演高群書自稱《東京審判》中是犧牲電影而保全歷史，也就是說該片很多地方失卻觀賞性是為了再現(xiàn)歷史原貌，而不作藝術性的夸張和情節(jié)增刪。那么，我們就不能單從商業(yè)片角度指摘其不夠好看，而還要從歷史劇、文藝片的角度審視其得失。然而，總的說來片中明顯體現(xiàn)出了導演國籍的主觀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這便違背了歷史片的中立和真實原則，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歷史內(nèi)涵。比如從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檢察官在審判期間是不得單方面接觸的，而片中多次展現(xiàn)中國法官梅汝璈和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私下飲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責怪檢察官起訴和舉證不力，這都有損中國法官的形象和尊嚴。再比如，刑事訴訟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而導演卻把約瑟夫?季南檢察官的慷慨陳詞放到了最后，以此作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對戰(zhàn)爭和不人道，殊不知這樣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審判程序的正義感和公信力。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并沒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國“主旋律”影片中的一邊倒“鎮(zhèn)壓反革命”式的庭審，高群書至少在《東京審判》中給了日方辯護人廣瀨一郎少許的辯護時間，也給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東條英機自我辯護的臺詞，總算是給“階級敵人”留了一口氣，好讓導演繼續(xù)有靶子來鞣、讓觀眾繼續(xù)來泄憤。也許有些憤青看到這里會指責筆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說話”?？墒钦埬銈兿胍幌?，片中出庭指證日方的日軍軍官證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辯護人斥責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嗎？在被民族情感沖昏頭腦的時候，我們尤其需要用理智來反思自己，是否會犯日本人犯過的同樣錯誤？

     其實，稍微冷靜一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為戰(zhàn)爭受害者的中國人自己，我們的哀怨和憤怒已然不絕于耳，倒是更想聽一聽日方的辯護詞。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別想問個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對方干掉，僅僅報仇了事；而是特別想讓他自己來評評這理：到底是為什么？怎么能這么不講理！你的理論是什么？只有問明白了這個，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們自己也犯同樣的錯誤，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安心。顯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僅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達到上述效果的；因為，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沒準哪天納粹的思想會從我們自己的腦子里滋長出來，然后殺掉了我們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拍二戰(zhàn)戰(zhàn)犯的庭審片，藝術家和史學家們應該超越同盟國的感情、立場和成見，而更多地使用法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去尋求戰(zhàn)爭、屠殺、滅絕人道背后的道德準則和正義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是二戰(zhàn)戰(zhàn)犯庭審片的《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相比，則高下立現(xiàn)。

     “紐倫堡審判”（1945.8-1949）是二戰(zhàn)結束后依據(jù)蘇、英、法、美簽訂的《關于控告及懲處歐洲軸心國家首要戰(zhàn)犯協(xié)定》（倫敦憲章），在德國紐倫堡成立的由4國法官組成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德國首要戰(zhàn)犯進行的審判，此后由美國國內(nèi)文職法官對不同級別的德國戰(zhàn)犯相繼進行了多達十二輪、歷時三年的審判?！皷|京審判”（1946.4-1948.11）則是由11國法官組成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zhàn)犯進行的審判。這兩次審判確定了國際戰(zhàn)爭法上戰(zhàn)爭犯罪的內(nèi)涵，并且確立了追究戰(zhàn)爭犯罪個人刑事責任的新原則。1946年至1950年，經(jīng)過聯(lián)合國大會確認，聯(lián)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將這些原則編纂為“紐倫堡原則”。電影《紐倫堡審判》就是根據(jù)歷史中的紐倫堡第三輪審判（對德國法官和司法官員的審判）改編而成，該案的真實法官是美國俄勒岡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蘭德，影片中為著名演員斯賓塞?屈塞（Spencer Tracy）飾演的海伍德主審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另外，該片還成功塑造了首席檢察官泰德?勞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辯護律師漢斯?魯爾夫律師（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國法學家恩斯特?詹寧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線中出現(xiàn)的德國高級將領遺孀瑪蓮?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飾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該片攝于1961年，片長三個多小時，編劇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使該片成為法律電影中的經(jīng)典作品。該片與《東京審判》最大的區(qū)別在于，首席檢察官泰德?勞森和首席辯護律師漢斯?魯爾夫之間的實力和筆墨是相當?shù)?，甚至辯護人最后成為了主角，他的演說口才和辯護魅力幾乎征服了整個法庭。而主審法官海伍德則是一個中立的旁觀者，直到判決時刻他的審判魅力才爆發(fā)出來，他在更高的層次上和被告德國法學家詹寧較量著法官的公正性，而這才符合法律庭審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紐倫堡審判》在劇情中選取了一個緋聞死刑案、一個智障絕育案，兩案都是納粹德國《種族凈化法》實施的結果，當年的主審法官是否對其審判負有個人責任呢？辯護律師提出了以下主要辯護意見：（1）當年的案件判決公正，法官有理由認定被告確有不正當性行為和智障；（2）對智障者施行絕育手術在美國亦有先例（赫爾姆斯法官于巴克訴貝爾案1927）；（3）主控檢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營殘酷屠殺錄像與本案無關，而且有礙公正判決應當不予采用；（4）德國法官對大屠殺沒有知悉和過錯，不應由個人承擔國家責任（5）在被告詹寧出于良心和自責當庭認罪并懺悔之后，辯護律師居然不僅沒有繳械投降，反而奇跡般的反客為主，指責美國軍火商、簽訂《蘇德友好條約》并參與瓜分波蘭的蘇聯(lián)、與希特勒簽訂宗教協(xié)定的羅馬教廷、曾在綏靖演講中稱道希特勒的丘吉爾首相等都應當承擔戰(zhàn)爭責任……這最后的反詰徹底擊潰了主控檢察官，讓觀眾出乎意料地情緒大轉(zhuǎn)折，實屬全片高潮。影片的結尾，是海伍德法官驚人的公正定力贏回了法庭判決，此時正值蘇聯(lián)兵臨柏林，美國軍方對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壓力——要求對德國官員從輕發(fā)落以爭取德國民眾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頂住了政治壓力，堅決地依據(jù)案件本身案情，判決詹寧等人全部有罪入獄。而被告詹寧當年正是因為頂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壓力而做出了輕率的判決，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決贏得了被告詹寧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堅定的背影蓋過了辯護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將劇情推向了頂峰。

     《紐倫堡審判》中控辯雙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辯式的庭審制造出了巨大的張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觀眾的情緒也隨著懸念的一再加劇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時，支線的情節(jié)也可圈可點，伯霍特夫人出于維護死去丈夫的榮譽，極力影響海伍德法官對德國人的看法。通過伯霍特夫人我們可以看到戰(zhàn)后德國民眾的普遍情緒和心理，夜半街頭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幾乎把每一個觀眾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卻沒有動搖海伍德的判決。矛盾的劇情讓觀眾心里五味雜陳，同情與正義感交織，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惡，我們自己的罪惡，而不是別人的；思考正義，永恒理性的正義，而不隨立場和情感變換。這便是《東京審判》所不能企及《紐倫堡審判》的地方。傾聽敵人的聲音，反思自己的罪惡，堅定公正的判斷，以直報怨而非以牙還牙，確是知易行難。每當網(wǎng)絡上發(fā)起廢除死刑的討論時，那些理性和人道的聲音往往被激進和沖動的叫喊淹沒；每當討論起日本人的紀律、團結、勤奮等優(yōu)秀民族性格時，談論日本的文學、音樂、電影等優(yōu)秀文化時，卻被很多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漢奸；甚至叫囂著要掃平日本，滅絕日本人，而這與當年希特勒滅絕猶太人，日本人滅絕中國人的理論和情緒又有何分別呢？《東京審判》誠如導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現(xiàn)中國人氣派的歷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國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紐倫堡審判》超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立場，然而啟發(fā)的是全人類對自我命運的審視，對道德、理性和正義等價值觀的再發(fā)現(xiàn)。

     我們再以此來反觀《東京審判》中日方的辯護，片中主要列舉了以下觀點：（1）律師提請法庭庭長回避，全部法官資格均受質(zhì)疑，本案應交由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審理；（2）本庭以“勝者為王”的原則審判戰(zhàn)敗方履行公職的國家公務員，沒有合法依據(jù)；（3）松井石根的“亞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論”。（4）板垣征四郎的“一貫堅持和平、撤軍、停戰(zhàn)論”，出兵東北是因為東北混戰(zhàn)、民不聊生；（5）東條英機的“生存自衛(wèi)論”認為，日本政府是按照憲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財產(chǎn)被凍結后，日本為了生存只有戰(zhàn)斗，因此實屬自衛(wèi)戰(zhàn)爭；中國政府發(fā)動軍民抵抗才招致被殺戮，應由中國政府承擔責任；而日本以國運相賭、以失敗告終，戰(zhàn)敗責任不關天皇也只應由日內(nèi)閣及首相承擔，但發(fā)動自衛(wèi)戰(zhàn)爭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沒有錯。

     我們不妨對其仔細分析，首先“東京審判”的確在法庭的組成上更接近第一輪紐倫堡審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輪審判。但如果是國際審判，理應由交戰(zhàn)國以外的其它國家法官組成審判庭，戰(zhàn)勝國的確應當回避，這樣的國際審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則的確有“成王敗寇”報復性清算的嫌疑，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輪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在程序上都沒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國際審判，日方則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審理，即類似后十二輪紐倫堡審判。這樣做看似降低日本國格、有損日本主權，其實非常自洽且合理。因為在美國這樣的普通法國家，任何審判都將以先例的形式成為美國的國內(nèi)法，日方的主張其實是要求美國用其國民待遇的公正性來審判自己，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國想趁機報復戰(zhàn)爭中的敵人，則可能使美國國內(nèi)的法治秩序毀于一旦，這種代價美國無疑是不會付出的。這就恰如羅爾斯打的比方，“正義”就是讓甲來切蛋糕，而再由乙來選哪一塊。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論可以歸結為“功利主義政治觀”，也就是日本實施對東亞的政治、軍事和經(jīng)濟控制，對亞洲有好處——可以結束那里的戰(zhàn)亂、解散無能政府、興建公共設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壓迫等等，從經(jīng)濟學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無能的政府的確是一種效率改進。最后，東條英機的“生存自衛(wèi)論”其實是對控方“人道和平論”最強有力的反詰，因為他與人道主義理論站在了同樣的基石上，說白了就是：“我殺人，是因為我被人殺?！币簿褪钦f發(fā)動戰(zhàn)爭和抵抗戰(zhàn)爭的理由其實是一樣的——保護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國家可以以保衛(wèi)祖國的旗號殺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衛(wèi)祖國的旗號殺死企圖扼殺他的人，不存在誰比誰更加人道。

     憑心而論，面對日方的如此反詰，作為一個理智的人，一個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國人，我們該如何回答他們呢？我們在把他們送上絞刑架的時候，如何能讓他們心悅誠服呢？東京審判的11位法官在誓詞中說：“我們將沒有畏懼、傾向和偏私，只憑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斷?！彼麄冏龅搅藛?？我們又做到了嗎？我們總納悶日本人為什么不懺悔自己滔天的戰(zhàn)爭罪過；卻從來沒問一問自己，他們?yōu)槭裁粗两襁€要去參拜靖國神社呢？我們總納悶日本百姓是不是因為新聞管制而對歷史愚昧無知；卻沒有問一問自己，我們今天的電影為什么還要受到審查？為什么一個《東京審判》的上映卻如此艱難？我們總說美國在911之后還冥頑不靈，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還加大打擊別人；可我們在918之后反思過自己嗎？為什么同被西方列強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戰(zhàn)廢墟的中日，他們每次都崛起，我們卻是無盡的內(nèi)戰(zhàn)、腐朽和落后呢？我們總是在用馬列主義對人而用自由主義對己，在雙重標準中自得而不自知；我們總是在憤怒的風暴中不經(jīng)意地掠過了地震的根源，把責任推卸給外界而不拷問自己的內(nèi)心。

     二戰(zhàn)以后，世界法學界新自然法學重獲生機，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政治觀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輿論的唾棄，簡單切除式的社會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東京審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說：“不用死刑我們?nèi)绾尾拍鼙ＷC挑起戰(zhàn)爭的人不會死灰復燃？判決是為了讓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這只是狹隘的人性和樸素的情感；在《紐倫堡審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絕然相反地說：“依據(jù)政治信仰而殺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當然！我們的國家至今還在叫囂著為了保衛(wèi)祖國、為了生存！在生死攸關的時候，恰恰能體現(xiàn)出這個國家代表的根本價值——為了茍活而不擇手段！請問，活著到底是為了什么？今天，讓世界注視這里吧：正義、真理和每個人的價值！這才是我們代表的價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聲音才是真正振聾發(fā)聵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讓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過，這才是人類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輝。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看了<東京審判>,不得不說一些東西

這是一段中國人(至少是大陸人)都不熟悉的歷史.因為在大陸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教育中,東京審判都是被刻意忽略的.因為這是一件由國民黨主導的抗日事件,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被刻意弱化似乎成為這一類事件的共有特點.

所以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很少有人真正明白東京審判的具體進程和它的重要意義.

但這次黨國似乎要改變這種狀況,這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表明黨國在抗日歷史問題上開始正視國民黨的積極作用.

但看了影片以后,發(fā)現(xiàn)很多可以大做文章的題材還是被忽略了,有些材料甚至關系到當今的中日關系.做為正史片的導演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對這些題材視而不見都是他的失職.

比如對天皇的審判問題.這是東京審判的焦點問題之一.由于美國的暗中支持而使天皇逍遙法外是這次審判的最大遺憾,這為日后日本政壇極右翼的死灰復燃埋下了禍根.而在影片中這個重要情節(jié)只是一筆帶過....又比如731,這也是很有戲劇性和悲劇性的事件,影片幾乎不提一字...難道是為了當今的中美關系

影片放棄了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追根究底,反而在一些情緒化的東西上大做文章:中國證人的歇斯底里,日本退伍老兵的臉譜化的道歉,中國留日學生的曖昧感情,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個被軍國主義蒙蔽的狂熱青年.這些是用來干嘛的呢,暫且不說這條副線的演員的演技慘不忍睹,就算他們的演技一流,這樣生硬且臉譜化的編劇也已經(jīng)毀了其在正史部分的苦心經(jīng)營.況且它在正史部分也是如此的差強人意.

部分的真實到底算不算真實.這是擺在導演面前的一道難題,選擇省略什么,表現(xiàn)什么,弱化什么,強調(diào)什么,就可以看出影片的真正用意.所以,我不善良地認為,這部影片不是為了讓人們?nèi)フ嬲私膺@段歷史,而是以歷史的名義片面地去概括歷史,使觀眾陷入一種兩難的尷尬境地.

除了劇本和創(chuàng)作意圖的上的硬傷,影片在敘事手法上和拍攝手法上也是不盡人意.比如影片過多地用了空間閃回這個手法,初看之下會給人情緒上的良好的壓迫感,但用多了,就會讓人懷疑攝影機出現(xiàn)故障.再比如在拍攝犯人的審訊時,鏡頭過于單調(diào),而且會規(guī)律性輪流地把幾位配角掃一遍,實在不知道為什么....

雖然我說了它很多壞話,但是我還是舉雙手支持這部電影的.壞話歸壞話,壞話是為了有更好的電影,不是為了罵而罵...高群書的這部處女作實在不容易,是他自己貼錢拍完的,令人尊敬.希望中國能早日出現(xiàn)偉大的抗日電影.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導演在拍攝題材的選擇上，可以說是獨具匠心。以往看過的以二戰(zhàn)為背景的電影，大多反映的是抗戰(zhàn)過程中的一些戰(zhàn)役，一些故事，而對戰(zhàn)后由國民黨主導的這次戰(zhàn)犯審判，卻有意無意的很少涉及。直接的結果，便是國人對這次審判，知之甚少。
可以說，導演絕對有機會把這部電影拍成一部經(jīng)典之作。但是結果，卻讓我十分失望。
很多國內(nèi)的電影中，都喜歡穿插一些感情戲，理由大多語焉不詳，順應時代潮流？還是吸引更多的觀眾？利用明星效應？恐怕大家心中有數(shù)，導演心中更是有數(shù)。無數(shù)的電影，電視劇就這樣被玷污了，比如《南京大屠殺》，比如《林海雪原》。
畢竟很多題材，是容不得你去編造，容不得你去“戲說”的！
《東京審判》的開頭，用了大量的時間交待了“排名之爭”，是為了突出梅的民族氣節(jié)？還是為了展示中國人的所謂“骨氣”。然后個人認為看上去更像是小孩子的慪氣或耍小脾氣。對排名不滿意就穿衣服走人，這是長中國人的志氣，還是顯露中國人的小氣？如此感情化的人，能理性的對審判的戰(zhàn)犯做出理性的判斷嗎？對于William回到會議室，是如何向其它法官游說的，導演并沒有交待。不過可以想象的到...
"The Chinese Judge do not agree with you, com'on give him the fucking second position and let's move on,okay?"
這樣子？
即使這件事真的表現(xiàn)了中國人的所謂氣節(jié)，我個人覺得導演的敘事手法也并不高明。
出了法庭，面對兩個日本醉鬼的挑釁，梅卻一改前面的熱血和大義凜然，變現(xiàn)的極為木訥。甚至對司機的行為“感到一絲絲的愧疚”。導演通過這件事又想表現(xiàn)什么呢？中國人的包容？中國人的寬大？以我看更像是軟弱和無能。
至于男記者和日本小妞的所謂愛情，在我看更加的不堪，甚至日本老兵的那句“狗日的日本鬼子”，相信也并不能引起大多數(shù)觀眾的所謂深層思考，更像是一個噱頭。
梅在量刑投票前的那句“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更像是一個懦夫。真的想不出導演安排這個情節(jié)的目的是什么，覺得安排一些轉(zhuǎn)折可以增加電影的所謂“可看性”？

匪夷所思！

作者:赫連定

 
我懷著極高的期待，看了《東京審判》，結果是，我再一次見證了中國電影人的弱智。一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就這樣被糟蹋了?？赐赀@部爛片，你不得不承認，中國電影比中國足球更令人厭惡。中國足球至少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可以讓你在茶余飯后發(fā)泄一下，而且基本上是還是較具娛樂性的。但中國電影，卻使你感到一種深切的失望。

這個電影的問題在哪里？整個影片在概念上是模糊的，是非上是模糊的，對抗上也是模糊的。它反映的是法律，但是卻是對法律的一種侮辱。中國法律同仁究竟是在和日本戰(zhàn)犯交鋒，還是在和其他國家的法官對抗？電影一開始就似乎給出了答案：中國人是在和盟國的法官對抗。梅法官的全部精力都是在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法官斗智斗勇。給所有人的感覺是這樣的：對日本人的審判是一個假象，全片反映的是一個中國法官如何在合議庭（或者叫盟國審判委員會）內(nèi)部爭取主導地位，它要表達的主題不是控訴日本侵略，好像是在控訴美英帝國主義的排擠和壓迫——我們好像又回到了毛時代了。

真的很荒唐，我們可以把這個電影的故事精華，縮小到一個具體的案件上來：一個罪犯要被判死刑了，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內(nèi)部意見不一致，其中一個法官，也就是我們偉大的梅大法官，非常希望把被告判處死刑。于是他不余欲力地說服其他法官，甚至采取了逼宮似的手法要挾其他法官。

且不說這在法律上是荒誕的（負責說服法官的是律師或檢察官，是經(jīng)法庭調(diào)查而被采納的證據(jù)，而不是某一個法官），即便東京審判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事件，審判結果代表的不是法官個人的意見而是其所屬國家的利益。中國法官只是十一個法官之一，事實上他無法主導本次審判。而他的理念及其出發(fā)點，似乎是沒有懸念的，那就是為了國家利益一定要使用死刑。這個信念，并不是隨著審判的進行而逐漸產(chǎn)生的，而是一開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的頭腦中。從真正的法律意義上說，即便罪大惡極如東條英機和松井石根，在未經(jīng)審理并宣判前依舊是無罪的，法官絕不應當有那種事先的傾向性，而我們偉大的中國法官，卻抱著一種“嚴懲”的固定思維而來。這種預先存在于頭腦中的判決結果，最后“果然”影響到了刑罰的適用——你能說這個審判是很偉大的嗎？

庭上的戲，雖然從時間上來說足夠充足，但卻是一個浮腫的典型案例。檢方對日本戰(zhàn)犯進行著一種機械的盤問，不是用證據(jù)，而是用感性詞匯來控訴。出庭作證的證人只有三個，非常單薄，而且該三證人的證詞均不被被告承認。除此之外，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jù)以證明戰(zhàn)犯們違反了國家法或是日內(nèi)瓦公約（甚至都沒有出現(xiàn)這些名詞），比如說政府文件、往來電文、其他的證人證言、其他日本罪犯的有罪供述等等。

法庭戲一直是美國這種法制國家的電影的熱門題材。對我們這種五千年悠久人治文化的文明古國來說，既遙遠又過癮。我們中國導演大概是受到了美國類似電影的影響，力圖把整個法庭戲拍得緊張激烈扣人心弦。但是問題是，導演只學到人家美國電影的皮毛，精髓沒有學到。因為作為一個專制國家的愚民來說，顯然他既不懂法制的精髓，也不懂電影的精髓。所以整個電影始終沉浸在一種刻意營造出來的空洞無力的“緊張”氣氛中。

作為被告的戰(zhàn)犯，幾乎沒有什么表現(xiàn)機會，完全是一些木偶。除了用弱智的語言回答一些弱智的提問外，他們的內(nèi)心、他們的思維、他們的性格特征，沒有任何的機會讓觀眾了解。人們看到的只是，一些罪該萬死的人，經(jīng)過了多余的審判，居然還有人不愿意使用死刑，結果終于被來自中國的梅法官擺平了，OVER！

更使人忍無可忍的是，導演意想不到地安排了一段無聊到極點的感情戲橋段。就這個愚蠢橋段本身來說，無論如何去蔑視和攻擊它，都不過分。就好像一個拼湊出來的廉價肥皂劇。中國導演的低劣素質(zhì)和低級趣味，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現(xiàn)。在中國導演導演看來，莫名其妙的三角戀好象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少的。中國人拍了三個版本的《南京大屠殺》，除了一個基本沒有故事情節(jié)類似記錄片風格的外，另外兩個都攙雜了大量的感情戲，而且談戀愛的都是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好象如果不這樣，就沒法交代南京大屠殺的來龍去脈一樣。中國的導演永遠不懂的，在這種題材中，加入愛情戲橋段，是多么的突兀怪異，多么的令人反胃。

有工夫去寫三角戀，卻沒有時間去表現(xiàn)那些戰(zhàn)犯的歷史罪惡——他們無疑罪大惡極，但他們是東京審判的主角，他們的內(nèi)心究竟是怎么樣的？面對由戰(zhàn)勝國組成的法庭，他們究竟有怎么樣的感受？面對人類良知的拷問，他們又有怎樣的震撼或冷漠？面對無可辯駁的證據(jù)，他們又有怎樣的內(nèi)心世界？面對最后可能的極刑，他們又有怎樣的懺悔或頑固不化？面對不僅僅是亞洲其他國家而且包括日本國民在內(nèi)因為戰(zhàn)爭而造成的巨大損失，他們又有怎樣的真實感受？這一切的一切，電影都沒有絲毫的表現(xiàn)。

對比一下美國人在四十年前怕的《紐倫堡審判》，看看人家嚴肅和嫻熟的表現(xiàn)手法，中國導演難道不應該羞愧嗎？ 一部爛片，就這樣對法律、對歷史、對電影藝術，來了一個極大的侮辱。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JACKYzhang/archives/144648.aspx

東京審判，是二戰(zhàn)后的一段重要歷史，這確實是電影的好題材，但可惜的是，這部備受贊譽的電影并沒有給我們過于深刻的印象，實際上，它不過是又一部平平的國產(chǎn)片。

我們先僅僅從電影的角度來看《東京審判》。雙線式的結構，主線是梅法官等人在法庭上的抗辯，支線是小記者的同學一干人為代表的日本普通民眾對戰(zhàn)爭態(tài)度的差異。前者是表述的重點，后者嘛，主要起點升華主題上升人性之類大家耳熟能詳?shù)淖饔?。但效果如何呢？副線對主線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如果我一剪子將所有副線情節(jié)全部咔嚓了，只要再找個能讓梅向二人喝酒嘮嗑的地方，對影片主題沒有絲毫損傷，相反，還能使情節(jié)更加緊湊，更加突出。然而加上這段后呢？導演想要表達的所謂人性和所謂戰(zhàn)爭對人類的傷害云云，在極為有限的時間里，根本就表現(xiàn)不出來，或者說表現(xiàn)得非常片面，這部分中，沒有一個人，全都是導演按照自己的臆測在那捏出來的符號：你，就是一極端分子，專門使壞；你，就是天真善良；你，就是要痛心疾首……每個人都徹底單向了。純粹單向了還不行啊，卻還想表現(xiàn)復雜人性，又只有那么短的篇幅，導演本來意圖的討巧，結果完全成了敗筆，別說攤上個完全不會演戲的某人，就算找來年輕演員中比較會演的劉燁，照掛不誤。

這段即使是喜歡這部電影的人也會承認是敗筆，那么我們看看主線，主線就真的那么完美嗎？主線的視角是梅法官的日記，按照時間順序推進。我承認，雖然東京審判題材很好，但其真實過程并不比我們聽到的結果令人暢快多少，其繁雜反復是不太好表現(xiàn)于影象之上的，而影片表現(xiàn)得也確實只能用中規(guī)中矩形容，沒算有太多紕漏，但幾乎找不到什么出彩的段落。先是開庭前排座次，然后是開庭，接著就是一個一個部分，戰(zhàn)爭開始時間，溥儀對質(zhì)，南京大屠殺，vs板垣，vs東條，死刑辯論，我記性不好，應該沒有大的疏漏，糖葫蘆式的敘事確實應該，但現(xiàn)在的糖葫蘆，上面有的是山楂有的是葡萄有的是蘋果，而這部電影，顯然還停留在平均分配階段，除了最后的死刑辯論給予了一定的重量外，其他段落幾乎是平均分配，一兩個回合倒還可以忍受，4、5個回合完全如此，就有點平庸的味道。再看片中的表現(xiàn)，進入審判階段后，幾乎每個場面的模式就是提出指控，鬼子發(fā)難，我軍聯(lián)合友軍力挽狂瀾，這跟事實是否一致令人懷疑尚且不說，即使場面表現(xiàn)我軍失分，導演也必在稍后的觀眾表現(xiàn)（審問板垣一段）和判決結果（南京大屠殺一段）為國人扳回來，不過這一扳再結合前面的劣勢，反倒給人感覺是邏輯混亂。更重要的是，無論哪一段的審判，劇本都沒辦法給人以激烈的對壘感，往往是剛剛拉開個架勢，這顆糖葫蘆就吃完了，得，收工，咱們趕下一顆，我倒不是說時間不夠，我都懷疑，即使給他足夠的時間寫一場戲，他能否將戲?qū)懙靡巳雱?。該高潮的地方，沒快感，無所謂的地方瞎煽情。

OK，看到這里，必有板磚飛來，高帽落下：這不僅是一部電影！這是歷史！無論電影拍得怎樣，我們都應該去贊美之！

對不起，這樣的論調(diào)我看得多了，既然不愿意從電影角度討論，OK，那么我們來看看電影之外的東京審判。可以說，如果從電影之外來看，這片子就更糟糕了。從我已經(jīng)掌握的史料來看，東京審判盡管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是一次勝利，但實際上在麥克阿瑟不愿意過分削弱日本實力的考慮下，大批在戰(zhàn)爭中犯下重罪（我眼中的的戰(zhàn)爭罪一是策劃戰(zhàn)爭，二是對平民和非武裝人員的殺戮）日本軍人逃過了起訴，而這些，在電影中僅僅一筆帶過。整個審判過程，遠不像上面我寫的電影中那樣總是力挽狂瀾，相反，中國屢屢因為國力弱小、法律經(jīng)驗不足以及最重要的證人不足而困難重重，電影中也表現(xiàn)了一定的困難，但電影中所表現(xiàn)的梅法官所承受的壓力與其實際表現(xiàn)得內(nèi)容之比，實在令人莫名，實際上，我覺得梅法官現(xiàn)實中的壓力比電影里只多不少，但電影的表現(xiàn)太乏力，為了在電影上長勁，即使局面不利也要表現(xiàn)成我們反敗為勝，即使歐美法官皆有對日本人的袒護，但在片中也成了和我們的鐵板一塊，這，使影片看起來相當?shù)挠字伞?br>
梅法官是一個愛國者，但更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的法律人士，但編劇的功力使其變得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開頭戲中的爭座次，我不懂具體的國際法規(guī)定，但至少從后來影片表現(xiàn)的法律審判過程中來看，座次和審判時候影響力的大小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這樣來看，梅未免過于意氣用事。不答應就不玩了，這樣的表現(xiàn)不僅不能體現(xiàn)梅的智慧，反而有可能會助長國人不按規(guī)則做事且引之為豪的作風——看，大律師也是如此。有人要提到巴黎和會時候顧維鈞的不簽字，但麻煩您比一下，兩者利益可比嗎？萬一因為梅的意氣用事而中國人不得占據(jù)大法官之位，其對結果的影響和這座次之爭比，孰輕孰重呢？另一個就是結尾，梅對同僚的死刑辯論。這一段本來是顯示一個編劇筆頭的最好機會，可惜，不僅平淡如水，而且還有個大bug：印度縱然是佛教發(fā)源地，但眾所周知，進入20世紀的佛教在印度的影響力怕是連在中國的零頭都不如，可編劇居然讓梅和印度法官大談佛教，雖然印度教中也有轉(zhuǎn)世的觀念，但兩教分野實在不小，編劇大人，你別拿自己的智商來侮辱梅先生的智商好不好？哪怕你將紐倫堡審判對納粹的嚴辦和這次的寬松比也好啊。

我承認我的話講得比較刻薄，但這是因為有人堅持要用這電影當成嚴肅史料來看，拜托，想看通過看這部電影了解東京審判，您還不如多讀讀西祠上冰冷雨天的文章呢。如果拋開這些，電影本身還是可以一看的，只是題材給它帶來的血統(tǒng)優(yōu)越并不能讓它本身的質(zhì)量上乘多少，不過還是無數(shù)水平線之上的國產(chǎn)片中平庸的一部。不要怪我苛刻，美國人僅僅一起謀殺案，就可以帶給我們震撼至今的“JFK”，而跟這部題材類似的《紐倫堡審判》也拍得非常精彩，我們的苦難遠比他們深重，我們只是要求不低于他們的反思，有錯嗎？

這是我完全沒有概念的一次審判。

電影拍的出奇的平和。在當今中國普遍浮躁功利的電影界里真是十分難得。影片重現(xiàn)了很多審判中和幕后的精彩對白片斷，其中溥儀出庭那段很有意思。另外電影還加入了一個日本家庭的悲劇，他們在戰(zhàn)爭中和戰(zhàn)爭后所受的苦難。不僅是身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難。

東條英機在法庭上闡述的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堅定信念，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和對自己暴行的理所當然都讓我不寒而栗。這是一個典型的恃強凌弱的國家。他們對用了原子彈的美國沒有任何抱怨，反而尊敬有加，他們對自己凌辱過的中國沒有任何愧疚，反而是強烈地不甘心。這是一個只認識勝利者的民族。只要日本有可能再建立自己的軍隊，下一場戰(zhàn)爭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如果下一次中國不能讓他們輸?shù)眯姆诜?，他們有朝一日還會卷土重來。

令我無法置信的是美國居然放過了天皇不審。這不等于是審訊德國二戰(zhàn)戰(zhàn)犯，但是不審希特勒一樣么？為什么會這樣？

Google 搜索找到這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評論這本書的：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By Arnold C. Brackman.

The Price of Conquest: New York Times：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B0DEFDE1131F936A35757C0A961948260&sec=&pagewanted=print


“二戰(zhàn)期間，美國民眾心中裕仁（昭和天皇）和希特勒是一個等級的。有些美國政客認為應該完全廢除日本皇族體系，裕仁受審應該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派美國政客認為保留日本的皇族體系和裕仁的無罪才能保證日本不陷入混亂，這里'混亂'這個詞在1945年之后很快的變成'共產(chǎn)主義'的代名詞。英國外交部長 Ernest Bevin 用一戰(zhàn)后的德國來做例子，說是因為盟軍將威廉皇帝流放并且威脅將要審訊和正法他，才使得德國被剝奪了統(tǒng)治階級的威信，納粹集團才有機可乘。

“Bevin 的觀點得到了認可。天皇被剝奪了政治全力和所謂的神圣，但是沒有受審，也不用出庭作證。被默認無罪。雖然在東京審判過程中，無數(shù)線索都把最終責任指向天皇，但是因為審判和辯護雙方以及法官們的默契，沒有人去追究這些線索的下落。大家都覺得一旦走上這條審判天皇的不歸路，將會給戰(zhàn)后的日本帶來無法想象的民族心理和政治上的破壞。”

原文：
"During the war Hirohito and Hitler were linked in the popular American mind.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thought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extinguished and Hirohito tried as part of the policy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thers said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and of Hirohito was essential as a means of keeping order and blocking Japan’s descent into chaos - and ‘’chaos'’ came rather quickly after 1945 to mean Communism. It was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rnest Bevin who recalled that by driving Kaiser Wilhelm into exile in 1918 and threatening to try and execute him, the Allies of World War I had deprived German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opened the door to Nazism.

"Bevin’s view prevailed. The Emperor was stripped of divinity and direct political power. But he was protected from indictment, and from giving evidence. He was exonerated through silence. The Tokyo trial was full of leads pointing directly to the Emperor, but by unspoken agreement among the defendant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bench, these leads were never pursued. The prospect of trying and convicting the embodiment of the Japanese nation was psych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too disruptive to contemplate. "

多么冠冕堂皇的謬論。

對共產(chǎn)主義的恐懼變成美國、西方最方便的借口。從東京審判到越戰(zhàn)。就像現(xiàn)在美國政府隨時隨地都在使用的“恐怖主義”這個詞一樣。 Herman Wouk那本《戰(zhàn)爭風云》里面說，戰(zhàn)爭結束后都是戰(zhàn)勝者在寫歷史，只有戰(zhàn)勝者才有權力寫下判決。如果日本對中國的不服是因為他們覺得戰(zhàn)勝者是美國不是中國，東京審判的過程和結果也是這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