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美國政府為自己殺人而辯護的電影，片子毫無保留地炫耀美國無人機的打擊能力，目的是讓那些小國家了解他們的本事和打擊能力，想殺誰就殺誰，殺人就跟踩死一只螞蟻那么簡單，只需要相關安全部門下一個命令，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無需跟任何國家解析，這就是他們的能力和本事，看你們這些小國家怕沒，還不快點乖乖聽話？而那些操控武器的人的良心譴責，要表示美國人是善良的，你看，他們只想殺強奸犯。是中國人都要看這部片子，看清楚自稱上帝的美國政府是用什么方式殺人，都殺了什么人，他們就是一個反人類的政府，在他們眼中美國利益第一，其他人類和種族的生命就是螞蟻一樣，不需要人道，甚至不是人。不聽話的都殺光他們。

1.美國五年前的科技，就可以實現(xiàn)精確打擊，很震驚。
2.人性的反思。站在上帝的視角，殺恐怖分子，沒錯。但是上帝控制不了人類的活動。導彈10s后精確打擊，無辜的小孩子突然闖入目標區(qū)，這樣做和恐怖分子有什么區(qū)別。。。。。。這樣對人的心靈是一種極大的拷問。

站在軍方的立場，這就是對的。
站在無辜受害者的立場，這個責任由誰來承擔？

“自我關涉”才是真正的“善意”

人質：托馬斯?伊根 身份：美軍無人機駕駛員 結局：被解職
 
在一眾反恐題材電影中，《善意的殺戮》有個最大的亮點，即真實詳盡地呈現(xiàn)了一種全新的殺戮方式——無人機襲擊。它充分體現(xiàn)了先進的軍事科技，也預示著未來戰(zhàn)爭形態(tài)的改變，即“去實體化”（齊澤克語），或者說是被影像化了——戰(zhàn)場只出現(xiàn)在電腦屏幕上，我看得見你，你看不見我，我隨時隨地可以殺死你，而你卻根本不知道導彈從哪里飛過來，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當然，這是指強弱之間的戰(zhàn)爭。對參戰(zhàn)軍人而言，發(fā)動攻擊如同電腦游戲：鎖定目標，摁動摁扭，目標在屏幕上頃刻間灰飛煙滅。美國作為這一軍事革命的引領者，不但已經將無人機陸續(xù)裝備到連排級基層作戰(zhàn)部隊，還將其廣泛應用于全球反恐行動，所以，這不是科幻，而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片中男主人公托馬斯?伊根所在的拉斯維加斯軍事基地，現(xiàn)實中也確實存在，且和媒體描述一致。據CNN報道：在距離賭城拉斯維加斯僅一小時車程的沙漠基地里，一組平房毫不起眼，但其重要性卻等同于一戰(zhàn)時的戰(zhàn)壕——今天的戰(zhàn)士正是躲在這些平房里，靠無人機襲擊遠在千萬里之外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目標。由于影片的真實性（據真實事件改編）、敏感性（無人機計劃為美國政府的最高機密）以及政治上的“不正確”（和虐囚丑聞一樣涉及了反恐戰(zhàn)爭的丑惡面），不難理解，當影片的編導安德魯?尼科爾把這個劇本交給美國國防部以尋求支持時，他被拒絕了。

影片名為Good Kill，這是執(zhí)行完攻擊任務后托馬斯和指揮官的口頭語，本意是正中目標，干得好。這一片名被譯作“善意的殺戮”，和本章中另一部影片的名字“必要的殺戮”（Essential Killing）異曲同工。如果拋開和平主義的觀點，那么要如何區(qū)分殺戮的善與惡，必要和不必要？理論上也許相對容易，但從戰(zhàn)爭實踐來講就要復雜模糊得多。人們愿意在戰(zhàn)場上給正義和道德倫理預留多少空間，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就這兩部影片而言，它們的立足點一個是殺戮方，一個是被殺戮方，不管編導的主觀意愿如何，它們在客觀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這種區(qū)分的艱難——你很難肯定地下結論，哪一方的殺戮是“善意”或者“惡意”，完全“必要”或者“不必要”。

所謂“善意的殺戮”，更多是表達了一種反諷。片中的大部分殺戮，尤其是后來受中情局指揮的反恐行動，都有“善惡交融”的意味，對于平民、尤其是婦孺的連帶傷害，用“誤炸”這個詞已經不準確了，有些情形屬于故意濫殺。影片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中情局及最高指揮部濫用權力，在無人機攻擊中采取了一種被稱為“特征襲擊”（signature strike）的方式，即在并不確認具體攻擊對象的情況下仍然發(fā)動致命襲擊，只要目標的行為特征看起來和恐怖分子相像，或者出現(xiàn)在恐怖分子身邊及襲擊地點附近，就被視作恐怖分子的“同謀”。 雖然在現(xiàn)實中美國官方對此加以否認，聲稱他們的審核程序非常嚴密，甚至反因過于嚴密而貽誤戰(zhàn)機，但這種襲擊方式卻被美國國內的泄密者披露給了媒體，與此同時，關于無人機炸死平民的報道也屢見不鮮。無論現(xiàn)實中還是影片中，美方對于這種攻擊方式都有一套說辭，這個留待后文再作展開。

片中最能起到點題作用的，是結尾處托馬斯的一次“個人執(zhí)法”。編導在主觀上較為明顯地傾向于肯定這是一次“善意的殺戮”，在影像語言上也把托馬斯表現(xiàn)為一名充滿正義感的英雄。從正面的角度講，他在被解職并接受調查之前，最后一次“擅用職權”，勇敢地為屢遭塔利班分子強暴的阿富汗婦女做了一件匿名的“善事”；但從客觀理性的角度講，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一行為可能與他之前被動執(zhí)行的那些殺戮并沒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它們都處于法律的邊緣地帶，都走向了“過度”。如《必要的殺戮》一文所述，“過度”是反恐戰(zhàn)爭的主要特征。一名正義之士，懷著正義的沖動，卻可能做出非正義的舉動，而且可能事與愿違地造成意想不到的惡果（影片中的情形，是那名受害女子也險些和施暴者一起被托馬斯炸死）。一個國家何嘗不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沒有什么比這更能闡釋片名所蘊含的反諷了。事實上，如果編導想要引發(fā)男主人公以及觀眾更為強烈的震撼和更為深刻的反思，那么，他或許應該選擇讓那名女子——托馬斯原先的同情和保護對象，死于托馬斯為其“伸張正義”的襲擊行動。這一結尾方式當然更“刺激”更“黑暗”，但它也無疑更能揭示常常出現(xiàn)于反恐行為中的善惡交融，以及善惡之間存在的這種可怕的轉換機制。

無人機采取的是“影子作戰(zhàn)”和“摁鍵殺人”的方式，而且是秘密實施的海外打擊。當殺人變得越來越簡便快捷時，也就意味著其危險性越來越大。那么應該如何限制權力、減少隨意性，降低對無辜平民的傷害以保證殺戮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呢？這在現(xiàn)實中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這種電腦游戲般的新型作戰(zhàn)方式，雖然從軍事角度講具有許多無可比擬的優(yōu)越性，就攻擊方而言做到了“零傷亡”，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給參戰(zhàn)軍人帶來道德困惑和心理創(chuàng)傷。雖然目前在媒體中尚未見到無人機駕駛員患有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報道，但可以預計，隨著無人機投入實戰(zhàn)的頻率不斷增加，在現(xiàn)實中像本片主人公托馬斯這樣面臨心理崩潰的軍人也將隨之出現(xiàn)。正如一名美國軍官所言：“再先進的武器裝備,再強大的火力，都救不了所有官兵的心”。

影片編導安德魯?尼科爾出生于新西蘭，曾在倫敦從事了十多年電視廣告制作，后轉至洛杉磯進入電影圈。由他創(chuàng)作的劇本《楚門的世界》一鳴驚人，成為奇幻經典。此后，尼科爾找到了他獨特的電影主題，人造現(xiàn)實，這基于他的一個想法——“所有人都會質疑各自生活的真實性”。迄今為止，他拍攝過三部科幻片，其中導演處女作《變種異煞》（1997）探討的是未來的基因科技將如何控制、左右人類的命運，追求完美的界限在哪里。未來世界可能比現(xiàn)實世界更科學有序，但也可能更冷酷?！段髅赡荨罚?002）講述的是借助先進的電腦程序設計出來的完美、逼真的虛擬女演員，如何成為被人瘋狂追捧的偶像，以至于沒人愿意相信她是假的?！稌r間規(guī)劃局》（2011）則幻想未來所有人都被設置了固定的死亡時間，一旦到了這個時間點，就必須花錢購買時間才能延續(xù)生命。尼科爾以此諷刺現(xiàn)實社會中人們?yōu)橛垒崆啻?、延長生命而無所不用其極，在他看來，這是心智和思想不成熟的表現(xiàn)?！渡埔獾臍⒙尽冯m然是現(xiàn)實題材，但對于權力、人性還有科技的陰暗面等主題的探討，和之前的影片一脈相承。尼科爾還拍攝過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戰(zhàn)爭之王》（2005）——該片通過一名軍火商的傳奇經歷，揭露了軍火交易的瘋狂內幕和它帶來的巨大危害。這名“戰(zhàn)爭之王”終因家破人亡而受到了良知的拷問。在這部電影中，尼科爾已經表明了自己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

“摁鍵殺人”，殺人于千萬里之外，這種近乎“人造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激發(fā)了尼科爾的創(chuàng)作欲望。對于這種新型戰(zhàn)爭，他試圖選擇一種既不贊成也不反對的中間立場，自言只希望影片能成為一則“警世預言”。他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接受采訪時說：“沒有靴子和美國士兵的尸體散落在地面，才能讓公眾愉快起來——盡管現(xiàn)實中我們還是要面對那些無辜平民被殺害的事實。當我與軍事顧問聊天時，我問他們是否會執(zhí)行CIA的飛行任務，他們回答我‘無權討論這個問題’，換句話說，答案是肯定的?！庇捌械奈迦俗鲬?zhàn)小組中，現(xiàn)場指揮官和兩名隊員便持這種態(tài)度，他們盡管對于攻擊造成的平民傷亡于心不忍，但仍然選擇服從命令，而托馬斯和另一名女隊友則最終選擇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尼科爾自己所持的態(tài)度是：“無法原諒，但可以理解”。他說：“我曾與那些駕駛員聊天，他們經常親眼目睹殘酷暴行的發(fā)生，然而無能為力。關于戰(zhàn)爭的后果，正如我們之前所經歷的二戰(zhàn)、越戰(zhàn)一樣，無數退伍軍人要面對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無人機駕駛員同樣也要面對這一切?！?br>
如片頭字幕所示，美軍于“9?11”之后開始在戰(zhàn)區(qū)使用無人機，片中的故事發(fā)生于2010年最大規(guī)模的定點清除行動期間，所以攻擊密度非常高。影片一開始形象地展示了無人機駕駛員獨特的參戰(zhàn)方式，和極具夢幻感、分裂感的生活方式。曾駕駛F16戰(zhàn)斗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執(zhí)行戰(zhàn)斗任務的托馬斯，現(xiàn)在再也不用上天了，他的工作形態(tài)更像一名坐班的辦公室職員，只不過他穿著軍裝。作戰(zhàn)室是軍事基地內一間可移動的全封閉平房，被戲稱為“盒子”。他坐在操控臺前面對電腦屏幕，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尋找和監(jiān)視目標上，非?？菰?、單調，但又不能分神。即便是執(zhí)行攻擊任務，看上去也很“簡單”——鎖定目標，倒數“三、二、一”，摁動導彈發(fā)射摁鍵，計算并報出擊中地面目標的時間，然后，就只見屏幕上一團火光和煙霧，Good Kill（正中目標），清點尸體（按托馬斯的說法，如果運氣好還能分清肢體的話），匯報戰(zhàn)果，戰(zhàn)斗結束。

跟在前線戰(zhàn)場上廝殺的最大不同是，參戰(zhàn)軍人除了接到緊急任務需要加班外，正常情況下在“盒子”里工作12個小時后就可以準時下班回家，由另一個作戰(zhàn)小組輪班上崗。作戰(zhàn)室的門上貼著“你現(xiàn)在離開的是美國”，這句戲謔之語提醒著下班的軍人們從“虛幻”回到現(xiàn)實。托馬斯回家前先去超市購物，收銀員問他軍裝上的飛行員標志是不是真的，他無法想象面前的這位飛行員不但是真的，而且剛從阿富汗上空“回到”美國。托馬斯說：“今天炸死了六個塔利班分子?，F(xiàn)在我準備去烤肉了?！彼圆慌滦孤盾娛聶C密，是因為他知道自己說了也沒人信，而殺戮和回家烤肉這兩件事，竟然可以發(fā)生在同一天。這種類似于辦公室職員的“福利”，卻并沒有讓托馬斯覺得輕松，從院子里做燒烤的炭火中，他仿佛看見了今天的殺戮。按心理學上的解釋，炭火這一平常的、甚至應該說是幸福的生活場景，成了喚醒當事人對創(chuàng)傷事件的回憶和體驗的“扳機點”。入夜，托馬斯躺在床上，鏡頭角度先是傾斜，然后慢慢回正……他下意識地逃避了妻子莫莉的親近，莫莉后來不止一次地說他“看起來好遙遠”。這些都寓示著托馬斯的心理疾患，它并非一日之寒，駕駛無人機之前的戰(zhàn)爭經歷很可能已經讓他罹患PTSD，如今他的病情并沒有因為新型作戰(zhàn)方式，以及可以下班回家與妻子和兩個孩子團聚而得到緩解，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更嚴重了。他與妻子的身體距離雖然近了，但心理距離依然遙遠。

影片用來突顯夢幻感和分裂感的，還有拉斯維加斯和阿富汗在地貌上的巨大反差。一個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樓，它的繁華與紙醉金迷成為美國的多重表征之一，而屏幕上的阿富汗，卻是一片灰黃、貧瘠。一次托馬斯和隊友一起去艷舞酒吧喝酒玩樂，有人諷刺說——“如果你想知道文明的結果，就來拉斯維加斯”；美國認為世界都在這里（拉斯維加斯有仿制的金字塔、埃菲爾鐵塔、凱旋門、自由女神像等世界各地的標志性景觀），但這里也是“文化的毀滅之地”。這種地貌上的反差，還引申出這場戰(zhàn)爭的不對稱性。齊澤克對反恐戰(zhàn)爭發(fā)出過這樣的疑問：“我們反擊誰？無論做出怎樣的反擊，都永遠不會命中目標，令我們心滿意足。”在他看來，阿富汗戰(zhàn)爭是一個終極個案——“世界上最大的強權國家轟炸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在那里，農民以貧瘠的山丘為生，幾乎難以維持生計”；“阿富汗倒是個理想的攻擊目標，那里在過去的連綿戰(zhàn)事中已經夷為廢墟，也沒有任何基礎設施”，然而這恰恰表明了“美國的無能”。他由此評論道：“反恐戰(zhàn)爭發(fā)揮著表演的功能，其真正目的是哄騙我們，讓我們產生虛假的安全感?！逼型旭R斯的指揮官杰克有一次也唱衰美國，并諷刺美國在阿富汗贏得的“勝利”，他說：“超級大國都將滅亡。英國不行了，蘇聯(lián)不行了，我們也不行，成吉思汗也沒能維持多久。沒人能在阿富汗贏得戰(zhàn)爭。獲勝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子彈打不到的空中?！?br>
影片借指揮官杰克對新學員的訓話，詳盡解釋了無人機的作戰(zhàn)方式和優(yōu)勢：“你們看到的不是未來的戰(zhàn)爭。就在這里，就是現(xiàn)在。不論白天黑夜，天空中都有無數架這樣的飛機，都有我們的士兵進行遠程控制。這些新的‘國際鳥’大部分用于阿富汗。它們一旦在空中，就意味著局勢由我們掌控。你們哪兒也不用去，但事實上你們無處不在?！彼麑Υ蠹覐娬{：“不要犯任何錯誤，你們殺的是人。雖然你們每天操縱的是遙控飛機，但這里不是游戲機房——不過我也不得不承認，你們的工作更像是在打游戲。戰(zhàn)爭現(xiàn)在就是射擊游戲，只是你在這里扣動的扳機都是真的，你炸出來的不是像素點，是血和肉。你在這里每扣動一次扳機，都會有人死?！彼g斥了公眾對于空軍戰(zhàn)斗力的懷疑，因為美國空軍訂購的無人機數量驚人，此言的確不虛。根據《環(huán)球時報》記者邱永崢、郝洲在《跟著美軍上戰(zhàn)場》一書中披露，美國已經投入使用的無人機多達75種，正在研制的還有數十種，已建立起高中低空、遠中近程、大中小型、戰(zhàn)略及戰(zhàn)術偵查、通信中繼、電子對抗、攻擊作戰(zhàn)等各層面、各性能梯次搭配的作戰(zhàn)網絡體系。另據2012的媒體報道，根據美國政府公布的軍事戰(zhàn)略，美國空軍任何時候都有61個擁有打擊能力的無人機編組在全球各熱點地區(qū)空中巡邏，每個編組至多有4架無人機。

根據新計劃，五角大樓將要求空軍擁有足夠的無人機以維持65個巡邏編組，并在必要的時候增加到84個。影片中，杰克說托馬斯在F16上待了3000個小時，其中包括60次巡邏，200場戰(zhàn)斗，而現(xiàn)在這些新學員只有40小時的操作經驗就被送到這里。這間接說明了美國無人機發(fā)展之迅速，對操縱員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乃至供不應求，這同樣是實情。比如負責對美國陸軍無人機操縱員進行一站式培訓的亞利桑那州瓦丘卡堡無人機訓練營，其每年的培訓人數要超過2200人才能滿足需求。訓練營營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們每天得工作16個小時，周末無休，如此才能趕上培訓進度。
關于那些新學員，杰克還語氣肯定地對托馬斯說了這么一句：“他們很快就會想干這個，在第一天就會體驗到樂趣?！钡绻@種樂趣從技術層面發(fā)展到殺戮本身，問題就嚴重了，這也是高科技最令人擔憂之處。美國著名軍事研究專家彼得?辛格博士在《新亞特蘭蒂斯》雜志上引用一位隨軍牧師的話警告說：“因為戰(zhàn)爭中的危險性越來越小，而且輕而易舉就能殺死敵人，所以參戰(zhàn)者越來越體會不到戰(zhàn)爭的可怕之處。他們看到的敵人不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屏幕上顯示的一個個光點。因此，戰(zhàn)爭的可怕之處給人們帶來的威懾力面臨著逐漸喪失的現(xiàn)實威脅?！?br>
杰克為了安慰托馬斯，請他記住他在那里“不是死神”，但托馬斯仍想上飛機回前線，這個念頭在所有人看來都很瘋狂。作戰(zhàn)小組新來的女隊員、托馬斯的新搭檔蘇亞雷斯，一開始對這一新職業(yè)充滿向往，迫不及待地來到這里。但在經歷了殘酷的殺戮、手上沾染了婦孺的“血和肉”之后，她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所以她和托馬斯惺惺相惜，成為知己。蘇亞雷斯頂替的隊員是因吸食可卡因而被解職的，雖然影片沒有交代其吸毒的原因，但它表明，美國軍人在越南戰(zhàn)場上干過的事（越戰(zhàn)士兵估計將近80%吸食大麻），在“游戲機房”里也一樣會干。

無人機襲擊可以有效地實施定點清除，托馬斯的操縱技能也十分高超，他可以精確地計算出導彈從發(fā)射到擊中快速移動目標的延遲時間，然后瞄準目標將要到達的方位，一舉命中。但在這個時間差內也會出現(xiàn)意外，有一次兩個孩子突然出現(xiàn)在目標附近，而托馬斯已經來不及取消發(fā)射。杰克安慰他說，這只是個意外，不是他的錯——“我們那時候都扣動了扳機”。指揮官和下屬一起分擔責任，這一點令托馬斯心懷感激，但隨后杰克便把責任推卸到了塔利班頭上——“我們在無人機里看不見孩子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他們知道孩子的存在，他們是故意讓孩子成為靶子”。

影片的一個轉折，是無人機作戰(zhàn)指揮架構的轉變：托馬斯所在的作戰(zhàn)小組接受中情局的指揮，他們可以同步看到作戰(zhàn)室內看到的一切，從最高指揮部接受命令。如此一來，杰克的職能就只是接受中情局官員蘭利通過電話下達的命令，在現(xiàn)場充當其傳聲筒。新的指揮方式帶來的實質性變化，是殺戮的升級，托馬斯心理疾患也因此進一步惡化。杰克事先宣布：“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實施‘特征襲擊’。我們都知道他們的目標是壞蛋，現(xiàn)在又提出所謂‘特征襲擊’理論，也就是說攻擊不是建立在罪名，而是企圖和行為之上?！碧K亞雷斯當即提出質疑。杰克說，對此他也有不同意見，或許他該堅持自己的觀點，“但管他媽的，殺了這些人比活捉簡單”。有人接口諷刺說，“活捉了他們還得拷問”，但杰克將那些呼吁善待戰(zhàn)俘的人斥為“偽君子”，因為活捉他們要冒更大的風險——“民眾們已經厭倦了看到本國士兵不斷犧牲，五角大樓已經對半島電視臺公布的處決美軍戰(zhàn)俘的視頻尷尬不已，所以綜合各方面因素，我們現(xiàn)在有了處置權。別問我這場戰(zhàn)爭是否人道，這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對我們來說這只是戰(zhàn)爭”。

由中情局指揮的首次攻擊任務，就顯示了其“強大的威力”，而且蘭利規(guī)定對情報的可靠性、目標身份的確定性均不得提出異議。即便報告在攻擊目標周圍發(fā)現(xiàn)大量平民，杰克仍被要求下達攻擊命令，蘭利的理由是：“我們已經在之前的事件中死去了不少平民。我們需要小心行事，但不要被他們迷惑住，他們很多目標都把婦孺當作擋箭牌，就是為了避免受到打擊。我們得把他們的生命同美國的國家利益相比較?！焙茱@然，此時的情形和之前托馬斯遇到的意外已經有了本質上的不同——之前是托馬斯摁動了摁鈕之后才發(fā)現(xiàn)有平民突然出現(xiàn)在目標附近，而此時卻是事先就明知目標周圍有平民，卻仍然發(fā)動攻擊，而且?guī)в袌髲偷闹饔^故意。托馬斯無奈之下只能服從。然而這還不算，更殘酷的在于“二次打擊”（double strike），即把那些趕去現(xiàn)場對首次攻擊目標進行救援的人，也認定為“殘余的恐怖分子”，然后實施打擊，這樣，首次攻擊就成為一個可怕的陷阱和誘餌。杰克等人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蘭利確認命令是由最高指揮部下達的，“在我們看來，這是值得的”。這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論調，比如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1996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有近50萬伊拉克兒童死于制裁，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甚至沒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就答曰：“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是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边@種“代價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些死去的兒童根本無權選擇。蘭利下達命令的理由是他們對美國構成了“潛在的威脅”——這個“罪名”簡直可以覆蓋所有人。托馬斯等人不得不瞄準房屋的廢墟再次發(fā)射導彈，那里成了救援者的墳墓。硝煙散去，屏幕中出現(xiàn)了一名婦女，蘭利抱著不放過一個活人的精神，追問她在干什么，蘇亞雷斯說，她在清理樹枝上的殘肢?，F(xiàn)場清點出12具尸體，蘇亞雷斯質疑他們的行為是否犯下了戰(zhàn)爭罪。這種打擊方式印證了齊澤克的一個觀點：我們已經進入了“妄想狂戰(zhàn)爭”的新時代。

將“國家利益”凌駕于生命之上，只要是為了國家，就可以任意殺戮，而且是“正義的殺戮”，這種觀點在戰(zhàn)爭中一直被用于激勵戰(zhàn)士的斗志。另一種流行的觀點就是用是否“值得”來作為殺戮的標準，這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即犧牲少數人、拯救大多數，用數學計算的方法來考量殺戮的正義性與合法性。哲學討論中有個著名的“電車難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但有一點或許可以引為各派觀點的共識，那就是不能把犧牲少數人視為理所當然，并且故意殺人，享受殺人，它和“不得不”存在著天壤之別，盡管有人認為這種區(qū)別沒什么實際意義，反正結果都一樣，而且殺人者可以很容易裝作“不得不”。

關于殺戮是否“值得”，一個重要依據是《戰(zhàn)時法》的傳統(tǒng)，即戰(zhàn)爭的合法性基于區(qū)分原則和適度原則。區(qū)分原則是指不能把打擊無辜平民作為發(fā)動戰(zhàn)爭的目標。雖然戰(zhàn)爭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無辜平民的傷亡，但這一不良后果并不能被當作戰(zhàn)爭目的的一部分，也不能將其視為實現(xiàn)目的的必然選擇；適度原則是指應該將發(fā)動戰(zhàn)爭所付出的代價控制在“必要”的范圍內。這個代價包括無辜平民的傷亡、己方和敵方戰(zhàn)斗員的傷亡、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所遭受的破壞程度等等，其中人員死亡、尤其是平民傷亡處于核心地位。天主教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認為：“如果一場戰(zhàn)爭是在正義的名義下發(fā)動的，但是使用現(xiàn)代科技的軍事行為所造成的損失和后果的比例，遠遠大于我們的接受能力，那么這種在正義名義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同樣是不合法的?！睉?zhàn)爭實踐中可能很難保證區(qū)分和適度，但仍然要強調故意和意外的區(qū)別，即主觀上有沒有盡到審慎之責。當然，在缺乏監(jiān)督的情況下，即便故意也很容易找到搪塞的借口，而且事后也很難被追究。惡意地、不加區(qū)分地進行殺戮，拿目標以外的無辜者來陪葬，這正是恐怖主義襲擊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蘇亞雷斯在這次任務之后便提出“不想干了，那是恐怖分子才做的事”。

中情局提到恐怖分子可能故意采取人盾策略來躲避打擊，還包括利用平民的傷亡來給敵方制造輿論壓力，這種現(xiàn)象確實存在，且構成了戰(zhàn)場上的道德困境。何況有些時候確如片中所示，打擊機會稍縱即逝，不容猶豫。那么此時此刻殺還是不殺？不殺，恐怖分子手里就等于握有免死金牌；殺，就勢必要犧牲無辜?；氐接捌衼恚星榫趾妥罡咧笓]部對于敵方采取人盾策略的認定，以及決定繼續(xù)攻擊的命令，都顯得過于隨意和武斷，并且把責任全部推給了敵方。類似的襲擊仍在繼續(xù)，中情局總是一口認定塔利班采取的是同一套戰(zhàn)術，而且聲稱已經了解到那些平民都是軍事人員偽裝的，完全不顧蘇亞雷斯“是否也包括那些男孩”的質疑。任務完成后，蘭利也不得不承認“是有點悲慘”，但他認為“這就是代價”。

兩次同一性質的襲擊均引發(fā)了隊友的激烈爭論，杰克和兩名隊員屬于消極支持派——即盡管有不同意見，但堅持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蘇亞雷斯屬于激烈的反對派，認為“我們”對死傷的平民來說就是恐怖分子，所以她在這兩場戲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托馬斯是沉默派。一次蘇亞雷斯問他怎么看，他說“那是命令”。他雖然比杰克等人更消極，但同樣屈從于命令，所以他的態(tài)度受到了同情他的蘇亞雷斯的諷刺：“至少這樣不會讓你內疚?！?br>
在兩次爭論中，消極支持派均表現(xiàn)出這樣兩種態(tài)度，其一，是甘心讓自己處于責任代理狀態(tài)?！拔覀儓?zhí)行的是戰(zhàn)斗任務，沒時間去討論合理性”，且如杰克之前所述，“這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高層才不會浪費錢去殺平民”——這些表述相當典型。盲目服從命令，放棄自己的責任，于是也就放棄了思考，而且還很容易為自己和“責任代理方”尋找借口。這一派隊友和蘇亞雷斯之間的論戰(zhàn)也很典型——蘇同情那些被炸死的孩子，指責這場戰(zhàn)爭不公平，但反對她的隊友卻信口開河地指責那些父母不該在戰(zhàn)時帶著孩子亂跑，蘇說“可他們本來就住在那里”。我們就此發(fā)現(xiàn)了一條責任轉移的路徑：下級把責任轉移給上級，而上級（或者說上下級一起）再把責任轉移給恐怖分子，現(xiàn)在又把那些死傷孩子的父母也拖了進來，因為他們未盡“看護”之責。有隊友懷疑蘇選錯了職業(yè)，譏諷她是簡?方達（越戰(zhàn)時期的反戰(zhàn)明星），叫她別再杞人憂天，因為“這里是軍事基地，我們要做的就是贏得戰(zhàn)爭。他們在紐約制造襲擊，我們是在拯救人民”。越戰(zhàn)中的“拯救理論”——“必須摧毀那個國家，才能拯救它”，此時再現(xiàn)于反恐戰(zhàn)爭，與“善意的殺戮”這一說法堪稱天作之合。一旦肩負“拯救”的使命，就“管他媽的”了（杰克語），就完全不去考慮它與殺戮之間的悖謬了。戰(zhàn)爭的唯一目的是獲勝，為了這一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正義與人道統(tǒng)統(tǒng)都是虛偽，這種觀點也早就是老生常談。還有一種對于“特征殺戮”最直接、最驚人的辯護：“至少我們能讓他們死得痛快”——如果說，“拯救”是殺戮中附贈的“最高善意”，那么“死得痛快”則是賜予被殺戮者的“最低善意”。

其二，是從別人的仇恨中總結出、體驗到高人一等的優(yōu)越感。“他們每個人都痛恨我們。我們一直是他們眼中的惡魔，因為我們讓女性學習知識。他們會一直痛恨我們，直到伊斯蘭的法律在全世界廣為流傳”；另一次，杰克還指著報紙上有關抗議美軍炸死平民的示威游行的報道，以及焚燒美國國旗的照片說：“巴基斯坦人認為這是種勝利。得有人教教他們這些星星和橫條的含義，有人把它當作邪惡和權勢的象征。愛得太深就會變成恨?！边@反映出美國人一種普遍而強大的習慣性思維：我們招人恨，一定是因為我們“太好了”。這種思維加上對“他們”的妖魔化，彼此間的偏見與對立殊難消解。凡事都往“好”處想，缺少應有的反思，這也是一種“美國精神的封閉”（艾倫?布盧姆語）。在《誰在反對美國》這本全面討論“反美主義”的專著中，也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出這種傾向。上述言論中固然有部分是事實，但都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而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布什對“9?11”事件的評價——“自由的敵人對我們國家發(fā)動了一場戰(zhàn)爭”，以及對“他們?yōu)槭裁匆鸷尬覀儭彼龅幕卮穑骸耙驗樗麄兂鸷尬覀冞@間大廈里的一切——我們是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的政府，而他們的領導人則是指定的。他們還仇恨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集會自由，擁有反對意見的自由等。”他認定：“美國之所以成為攻擊的目標，是因為我們的自由和機遇之燈塔是世界上最明亮、最耀眼的?！备鶕星榫仲Y深情報分析專家邁克爾?朔伊爾的說法，本?拉登已經很明確地告訴美國，他發(fā)動襲擊的原因是美國對中東的政策和在伊斯蘭世界的所作所為，跟自由、民主什么的毫無關系。朔伊爾從1996年就開始追蹤本?拉登，他在中情局負責的這個行動小組代號為Alec，所以他的判斷應該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朔伊爾2004年匿名出版了《帝國的傲慢：西方為何正在輸掉反恐戰(zhàn)爭》一書，歷數美國政府在反恐戰(zhàn)爭中的失誤。該書出版后，朔伊爾接受媒體采訪的自由受到中情局限制，因此被迫宣布辭職。再來看看蓋洛普全球民意調查所顯示的結果：盡管穆斯林世界有很多人并不相信美國在他們國家推進民主的誠意，但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西方最值得羨慕的是政治自由及言論自由；這場沖突的關鍵不在于民主或自由，而是事關信仰、身份與尊重。調查者在10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中問及受訪者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國家時，最常與美國聯(lián)系在一起的特性是：殘酷（68%）、科技先進（68%）、富有侵略性（66%）、自以為是（65%）和道德腐化（64%）。然而“他們”眼中的這些特性，除了趨于正面的科技先進這一項，其余的，美國恐怕都不愿輕易認領。與此同時，我們也驚訝地發(fā)現(xiàn)，影片中無人機所采取的“特征襲擊”幾乎一舉囊括了以上所有“美國特性”。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對美國及其秩序觀作出了如下總結：“美國篤信自己的道路將塑造人類的命運，然而歷史上，它在世界秩序問題上卻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運’之名在整個美洲大陸擴張，卻宣稱絕無帝國企圖；對重大事件發(fā)揮著決定性影響，卻矢口否認有國家利益的動機；最終成為超級大國，卻聲言無意施行強權政治”；“美國的對外交往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而是傳播價值觀的工程。它認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國的價值觀”；“美國堅信自己的原則具有普世性，這給國際體系帶來了挑戰(zhàn)，因為它暗示不實行民主原則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這一信念根植于美國人的思想深處，只是偶爾才會成為官方政策”。所以在上述“特性”中，“自以為是”與“殘酷”、“富有侵略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因果關系——《全金屬外殼》中的上校說，“我們來這里是幫助越南人民，因為每一個越南人都想做美國人”，這句典型的自以為是的表述中便包含著這種因果關系。人們注意到，飽受詬病的越戰(zhàn)和伊戰(zhàn)，在一開始都受到了美國民眾的廣泛支持。國內學者劉瑜便提醒人們別忘了，發(fā)動伊戰(zhàn)不但得到了美國國會的批準，而且在戰(zhàn)爭發(fā)動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從50%躥升到了75%——也就是說，75%的美國民眾當時都支持那場戰(zhàn)爭。所以她認為，你可以說伊戰(zhàn)的發(fā)動是美國民主失敗的表現(xiàn)，但不能說它是布什總統(tǒng)專制的表現(xiàn)。盡管她的這一結論忽略了布什對國會和民眾的蓄意欺騙，即民主失敗的條件，但美國人如何恰當地使用自己的傲慢，并且防止民眾與政府的傲慢之間產生相互激勵效應，出現(xiàn)“民主的陰暗面”，造成對外政策的失誤，這確實是個問題。影片中“特征襲擊”的消極支持派，用“自以為是”有效克制了自己對無辜受害者的同情，所以到后來，他們實際上都轉化成了積極支持派。

杰克對反恐戰(zhàn)爭有著這樣的反思和總結：“他們殺我們，我們殺他們。我們有沒有誰仔細想過，如果我們不再殺他們，他們還會不會繼續(xù)殺我們？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誰讓情況變得殘酷并不重要，但他們不會停，所以我們也不能停。我想去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門、索馬里，我可悲的職業(yè)每一天都至少能拯救一個無辜美國人的生命，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向傷心的父母解釋他們的孩子死了，就因為我們認為已經足夠了，我們自顧自地宣布勝利?！彼庾R到了反恐戰(zhàn)爭導致的惡性循環(huán)，但同樣簡單地將責任歸咎于“他們”，且錯誤地將美國人遭遇恐怖襲擊的教訓總結為，因為美國過早停止了殺戮——一個可怕的結論。

在不斷的殺戮中，托馬斯瀕臨崩潰，酗酒情形也日益嚴重。有時他寧愿獨自靜靜呆坐在車里，也不愿回家親近家人。莫莉埋怨他話太少，只要她不說話，他們兩人就永遠不會說話。托馬斯覺得已經無法回到過去了，他也想做回自己，卻已不可能。而不明就里的外人卻在莫莉面前夸托馬斯脾氣好，說他很安靜，并好奇地問莫莉他發(fā)起脾氣來是什么樣子，莫莉說：“更安靜?！逼拮拥弥胫胤邓{天、重回戰(zhàn)場，對此深感不解，認為他就是“想打仗”。她不知道基地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兩人之間的隔閡與誤解越來越深，直至婚姻破裂。

為了幫助妻子了解自己的工作，托馬斯一度打破沉默，跟她講了一個故事，這也是片中最為殘酷的一次連環(huán)襲擊——“昨天，我在監(jiān)視阿富汗南部的一間屋子。目標的妻子和家人都在寂靜中入睡了，然后目標開車回家。機會只有這一次。我炸了那幢房子，然后看著鄰居們把尸體拖出來。不像平時看到的尸體都是碎片，這次很確定是七個人（畫面中有七口棺材）。我一早上都看著當地人清理廢墟，準備葬禮。他們在24小時內就會下葬——這也是個巧合，我在天上只能待這么久。一群人扛著棺材去墓地，我接到情報說，塔利班指揮官的兄弟也會出席葬禮，所以我等他們人都到齊了，開始祈禱時，就摁下了摁扭……”這又是一次在軍事上非?！俺晒Α钡摹岸未驌簟?，而且打擊地點是在為死者舉行葬禮的墓地。也就是說，七名死者死了兩次。為了殺死目標，拉其家人陪葬是“值得”的，即便沒有準確的情報，根據“特征襲擊”理論，救援恐怖分子或出席其葬禮的人，也視同恐怖分子。“二次打擊”造成的結果是，襲擊過后無人敢在現(xiàn)場露面，只能縮在門后向外張望。蘭利邪惡地說：“他們能等，我們也能等。”大開殺戒不但需要殘酷，也需要“耐心”。

一方面是受到反對派蘇亞雷斯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自身道德良知的覺醒，托馬斯開始從沉默和忍氣吞聲地服從命令走向了反抗。為了避免“附加傷害”，他謊稱機器故障，讓目標借機逃脫，但這種行為除非偶一為之，否則很難不被發(fā)現(xiàn)，杰克為此不得不考慮解除其職務。莫莉問他做了什么，他說：“我做了我能做的”——這是一個樸素但又很值得自豪的回答，它表明個體一旦愿意扛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將其拋給別人并為自己尋找借口，那么他就會發(fā)現(xiàn)，在原先認為無能為力的地方，還存在著別的選擇，自己還可以做得更多。托馬斯沒有正面對抗上級的命令，而是“槍口抬高一寸”，他也坦然接受了由此產生的后果。他是在救人，同時也是自救，因為只有反抗，只有停止這種殺戮，他才能緩解自己的創(chuàng)傷。蘇亞雷斯也做了她能做的——當她無法違抗命令時，便選擇辭職不干。

片尾處，托馬斯還做了一件他認為自己能做的事情。影片此前做過鋪墊：托馬斯和隊友在監(jiān)視目標時，發(fā)現(xiàn)一名塔利班武裝人員屢次毆打、強暴一名家庭主婦，他們每次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悲慘一幕而無能為力。漫長的監(jiān)視行動，令托馬斯對這名婦女產生了極大的同情，所以當他最后一次值班，發(fā)現(xiàn)那名暴徒又出現(xiàn)在屏幕上時，他決定抓住這次機會進行一次“善意的殺戮”。他故意支走隊友，反鎖作戰(zhàn)室的房門，關閉電腦記錄系統(tǒng)，瞄準那名塔利班發(fā)射了導彈。然而在導彈落地前的攻擊時間差內，意外情況再次發(fā)生：目標離受害婦女的院門越來越近，而那名婦女也剛好走向院門，托馬斯大驚失色，只能徒勞地對著屏幕叫她“快回去”。一團煙霧騰起，又慢慢飄散，托馬斯急切地尋找那名婦女的身影，看見她終于慢慢地從地上爬了起來，這才如釋重負。此時，作戰(zhàn)室外面調查組人員已經在不停地敲門。最后的鏡頭是托馬斯一言不發(fā)地走出作戰(zhàn)室，他的神情鎮(zhèn)定而滿足。然而這個好萊塢式的光明尾巴未見得真就這么光明。爭議之一是，他的行動是否屬于戰(zhàn)爭行為，也就是說他是把那名塔利班當做軍人還是罪犯來處決——從結果來說，殺死敵方戰(zhàn)斗員無需任何理由，但從特定劇情來看，他的攻擊行為顯然是出于義憤，是在千萬里之外對犯有強奸罪的塔利班暴徒“執(zhí)行死刑”。如果用“天外飛彈”來解決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美國自己每天都在發(fā)生的此類犯罪，以及其他各種同樣令人切齒痛恨的罪行和人道主義災難，那么這是否會構成一種新的災難？

無人機對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監(jiān)視功能就像“天眼”，而它對目標所進行的神不知鬼不覺的襲擊，象征著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這種權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和約束，再加以“正義”之名，就很容易失控，此時，操縱無人機的人便仿佛成了上帝的化身——托馬斯就充當了一回這樣的上帝，而且他還暗暗覺得過癮。從他打破沉默，敢于“不服從”的角度而言，他無疑是個英雄，但他最后實施的“善意的殺戮”，卻不能簡單地稱為“英雄之舉”，因為他并沒有意識到這種行為可能正是自己所反對的，所以直到最后，他依然是“正義的人質”，依然沒有擺脫“自以為是”的“美國特性”。這一認識和判斷，將為我們評價美國的反恐以及主持全球正義提供一個理性參照。影片不但通過蘭利這個來自中情局、發(fā)布攻擊命令的恐怖聲音，而且還通過托馬斯這個從內心到行動都抵觸、抗拒恐怖命令的“正義之士”的殺戮，來證明正義與邪惡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由于美國的無人機計劃屬于官方保密范圍，所以這方面的公開資料不多。無人機襲擊多發(fā)生于常人難以接近的地區(qū)，傷亡數據主要來源于當地政府和媒體，因此可靠性難以判斷，不同數據源之間的懸殊也很大。新美國基金會的一份調查顯示，在奧巴馬任期的前兩年內，由其下令在巴基斯坦開展的無人機暗殺行動是布什8年任期的4倍。2013年1月，應巴基斯坦等國的請求，聯(lián)合國啟動了一項針對無人機造成的人員傷亡情況的調查，聯(lián)合國反恐與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本?埃默森于該年9月向聯(lián)合國大會提交了中期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阿富汗，美國和英國的無人機空襲行動在2012年共造成16名平民死亡、6人受傷，而2013年上半年已有15名平民在空襲中喪生，7人受傷。在也門，自2011以來，美軍的無人機空襲造成的平民傷亡人數在21至58人之間，其中2012年的一次行動就造成了12名平民喪生。巴基斯坦的傷亡率最高，根據很可能被低估的數字，美軍的無人機共造成2200人死亡、600人受傷，其中平民的死亡人數至少為400人，另有200人也可能是平民。另外，英國人權組織“緩刑”（Reprieve)通過非盈利性機構“新聞調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編纂的報告，也對美軍無人機襲擊的精準性提出了質疑。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1月24日，為了殺死41名目標，共導致約1147人死亡?！靶侣務{查局”2012年8月公布的數據還顯示，美軍的無人機襲擊在巴基斯坦和也門共造成178名兒童死亡。

但辯護方堅稱，美國對無人機的使用有一套全面的制約規(guī)則，行動受到相當多的先驗和后驗審核，并且還受到國會的監(jiān)督。美國總統(tǒng)國土安全及反恐事務顧問、中情局局長約翰?布倫南更是斷言“從未傷及無辜”。據稱，美國政府實施此類行動會審查并確保符合三個條件：一、目標對美國的安全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二、抓捕目標“不可行”。三、行動必須符合“戰(zhàn)爭的基本法律原則”，即軍事必要原則、區(qū)分原則和人道原則等。但事實上，無人機襲擊飽受爭議之處，正是對這些原則的違反。不過辯護方仍稱，如果不得不對目標進行打擊的話，相比其他武器，無人機襲擊的精準率要更高。
2013年2月4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曝光了司法部的一份白皮書，內容涉及奧巴馬政府實施的無人機襲擊政策，從而在美國國內引發(fā)了爭議。批評者稱其不合憲法，是對恐怖分子實行“法外處決”；白宮卻稱其“合法”、“道德”、“明智”。同年5月，白宮公布了反恐行動新指南，對無人機襲擊計劃施加更多限制。奧巴馬稱，無人機行動將會嚴格針對那些“對美國人民形成持續(xù)的、強大的威脅的人”。他強調，只有當被襲擊目標對美國安全形成威脅這一事實“幾乎完完全全被肯定”時，暗殺行動才能啟動，而且要確保不會傷害平民。但是2015年1月，中情局在巴基斯坦發(fā)起的一次針對“基地”組織成員的無人機襲擊中，誤殺了一名美國人質和一名意大利人質，奧巴馬稱對此次軍事行動“負全責”，并承諾將“從中吸取教訓”。這是白宮公開承認的首例美國無人機誤殺事件，媒體對此譏諷道，誤殺了美國人，白宮才終于肯認錯。2015年，美國又出現(xiàn)了一名泄密者，此人涉嫌將有關美國無人機暗殺計劃的最高機密透露給“截擊”新聞網站。雖然中情局認為無人機暗殺計劃是“找到、鎖定、了結”目標的有效方式，但文件披露，在一次行動中有90%的死者都不是美軍的既定目標，但他們卻統(tǒng)統(tǒng)被美方貼上“已在行動中被擊斃的敵人”的標簽。這一情形倒是和影片十分吻合。

《戰(zhàn)時法》禁止發(fā)動可能附帶使平民生命受損失、平民受傷害、平民物體受損害或三種情形均有，而且與預期的具體和直接軍事利益相比損害過分的攻擊。它要求在選擇攻擊目標時，如果平民的損害不可避免，那么，損害的程度不能遠遠高于可能獲得的軍事利益，否則，即使是合法目標，也不得加以攻擊。如果上文所說的90%誤殺屬實，那么美國的無人機襲擊顯然嚴重違反了軍事原則和人道原則。而如果實戰(zhàn)中的指揮者都像影片中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將一切傷害都說成是“值得的”，那么自然也就無法守住這些底線。

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遠程武器的大量使用，大大降低了人際性。無人機的普及便是戰(zhàn)術性空中力量的一場革命，今后美國縱深攻擊戰(zhàn)術飛機的三分之一都將是無人機。不僅如此，美國新的研究計劃正試圖建立一種太空軍事優(yōu)勢，“僅通過三十分鐘的觀察即可中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而無需借助于附近的空軍基地”。此前曾有專家認為，戰(zhàn)爭的精神實質“似乎就是一個距離和技術的問題。如果你利用精密的武器遠距離地殺人，你根本不會出現(xiàn)問題”，但現(xiàn)在看來這一結論可謂武斷。摁下摁扭便可殺人，這固然比面對面地殺戮輕松容易得多，而且攻擊方也無需承擔人身傷亡的危險，但殺戮畢竟不是游戲，“距離和技術”有可能大大減輕、但無法最終解決參戰(zhàn)軍人的心理問題。而至于“特征襲擊”、“二次打擊”等等殘酷的殺戮方式，更是會令托馬斯這樣的軍人心理崩潰。

將無人機用作反恐利器，不光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所觸及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在度過了哀慟期和“激情殺人期”之后，美國應該從“9?11”事件中得出什么樣的教訓？是繼續(xù)拿“要么和我們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同流合污”這樣的狹隘視角來強迫站隊，按照“我們”和“他們”這樣的二分法來切割世界和人群，沉浸于報復的快感和“他們都是恐怖分子”的妄想之中難以自拔，深陷于“以恐制恐”的惡性循環(huán)；還是適當壓抑過度的優(yōu)越感和“無辜”立場，對他人眼中的“美國特性”有所反思？麥克納馬拉在86歲時接受了一次訪談，他總結了11條教訓，其中第9條是“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惡”——美國進行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反恐戰(zhàn)爭，都是出于這樣的“教訓”和思路。因為心存正義與善良的“目的”，所以盡管積極主動地祭出罪惡的“手段”，正如《旗幟周刊》主編威廉?克里斯托爾所說，“若要變強大，我們需要犯錯。如果有人想說我們是帝國主義強權，無所謂?！北M管這句話中的“犯錯”比“作惡”要含蓄，但“需要”卻是“不得不”的升級版，而且“強大”也比“行善”直接得多，這么一來，錯與惡的雪球便將越滾越大。

有很多學者對美國人認為自己在“9?11”事件中完全“無辜”的立場提出了尖銳的質疑。齊澤克指出，從道德角度看，受害者是無辜的，襲擊是極其惡劣的犯罪，但“美國人的無辜并不真的那么無辜”——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采取這樣的“無辜”立場，本身就是虛偽的抽象。雅克?德里達在2001年9月22日接受阿多爾諾獎的演說中同樣說道：“我對‘9?11’受難者的無條件同情，并不能阻止我大聲說出下面的話：就這一罪行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人在政治上是無辜的。如果說我對所有無辜的犧牲者懷有無限同情的話，那是因為，這同情并不限于‘9?11’事件中在美國失去生命的人?！币斫獾吕镞_這句“不合時宜”的逆耳之言，就不得不提阿多爾諾（他的生日剛巧是9月11日）對于奧斯維辛的經典論述?！皧W斯維辛之后，詩已不復存在”，這便是他的名言。阿多爾諾感到，奧斯維辛對他首先是個人自身的主體性痛苦，它關涉自己個人生存的理由，因此他甚至對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奧斯維辛以后是否還有理由讓自己活下去？國內學者劉小楓對此做過精辟的解析：奧斯維辛以后，活著的和將要活著的人的生存是負疚的——這是生存論意義上的負疚，而非心理學意義上的負疚，正如奧斯維辛是生存論上的苦難和恥辱記號，而非一種地域性或民族性的苦難和恥辱記號。據此，我們也便可以理解德里達的“不近人情”，他強調的是人類對于罪惡所應擔負的普遍的政治責任，每個人都不應事不關己地將自己排除在罪惡之外。齊澤克從德里達的這句話中引申出一個觀點：這種“自我關涉”，即把自己和自己反對的東西關聯(lián)起來，把自己也歸入犯罪現(xiàn)場，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無限正義”（美軍對阿富汗軍事行動的代號。因被指宗教意味太濃，后修正為“持久自由”）。當然，強調責任不是混淆是非、模糊罪責，更不是為恐怖分子開脫，而是為了從根本上防止這類罪惡與災難的發(fā)生。另外，這種“自我關涉”如果不是自發(fā)性的，也應該是受到外部激勵，而非強制，否則便很容易模糊正義與非正義、罪犯與受害者之間的界限。

對于“9?11”之殤，齊澤克開出的藥方是，“要想確保這類事情不會再次在此發(fā)生，唯一的方式就是阻止它在任何地方發(fā)生”。他認為美國應該“虛懷若谷”，把自己的脆弱性當成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來接受；美國可以懲罰那些對襲擊負責的人，但“要把這種懲罰看成可悲可嘆的義務，而不是興高采烈的復仇”。而現(xiàn)實中，美國卻過于炫耀自己作為全球警察的特殊角色，仿佛它遭人怨恨并非因為耀武揚威——《善意的殺戮》中的無人機襲擊，即便稱不上“興高采烈”，但也足夠“耀武揚威”，襲擊的指揮者始終要求參戰(zhàn)軍人“放下包袱，輕松前進”。只要他們拒絕從別人的仇恨中尋找真正的原因，那么這樣的殺戮就不會停止，而且責任永遠在“他們”。正如片中杰克所言，“9?11”的教訓就是“我們”停得太早，換句話說，是美國心慈手軟，殺得不夠。這的確是個反思，可惜方向反了。

無人機襲擊很可能和海外監(jiān)獄一樣，成為美國在反恐戰(zhàn)爭中為自己開辟的法外空間，其合法性和道德性必將引發(fā)更多爭議。對于局內人而言，這構成了極大的考驗，因為他們在操作“死亡游戲”時將面對更多的困惑。影片站在中間立場來展示這種困惑，以及個體做出的不同選擇——“服從命令”當然是最輕松，也是最普遍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實質是逃避并放棄選擇，這也是所有軍隊或準軍事化體制的核心要求。因此像托馬斯和蘇亞雷斯這樣的個體永遠是少數派，他們還保留著對命令進行思考、質疑乃至反抗的權利，保留著對濫殺無辜的負罪感——哪怕他們事先事后都被明確告知無須為這些行為承擔任何責任。然而，這才是真正的“善意”。


摘自《正義的人質》 作者：張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