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是《三度嫌疑人》。片名的模糊就讓我想起《我要復仇》，看完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拳叔這樣無惡不作的人該是被復仇才對啊。他向誰復仇呢？這種驚愕同樣伴隨片尾字幕緩緩出現(xiàn)，想起《千杯不醉》里方中信吃完法國大餐的表情。

是枝裕和的電影讓人無所釋懷是意料之中的，但如此云山霧罩還是不免令人：你啥意思啊。

也是一種心理習慣的被反轉：這是兇案，先告訴我真相，哪怕是島田式華麗扯淡的那種也行。然后。

但是本片直到最后都沒有給這個然后。

這個電影唯一沒有反轉的就是尸體始終還是尸體。比較意外的是尸體似乎算是死有余辜：

1.要挾刑滿釋放人員做廉價勞動力；

2.食品造假；

3.性侵親生女兒（女兒堅持說因此跳樓致殘）

4.其他

這樣的人總有其他致死之由。這具尸體也像所有的尸體那樣完美地，不會回嘴。

也就是律師、兇手和女兒的那句話：有些人不配來到這個世界上。

據(jù)說這個電影是討論這些內(nèi)容的：

1.這個世界不存在真相，人始終把自己看到的一部分當作真相的全貌（盲人摸象）；

2.誰有審判別人的權力；

從鏡頭而言，中景，近景，特寫甚至是大特寫反復出現(xiàn)。猶如被導演摁著脖子湊近“真相”。大有你快放手，你哪怕長得不好看你說得我也覺得是對的。

大部分的所謂反轉是通過對敘述的反復否定完成的。每一次又開上帝視角讓你覺得這比真金還真。

有沒有參與謀殺，謀殺動機到底是什么，觀眾和檢察官、法官、陪審員，甚至包括被告和律師大家一樣疲憊不堪，苦不堪言。

役所廣司對演技再次讓我見識到什么叫做方寸之間，濁浪排空。福山雅治則是春光明媚，得寸進尺。罪犯要求的并非逃脫羅網(wǎng)，而是要這個根本不當他是回事的世界正襟危坐；律師則是想盡快公事公辦，結果就像浪子這次真的動了心。

于是在一種困惑甚至曖昧的糾纏中，更多的人卷了進來。

于是，復雜的問題忽然變得簡單。

這并非是在討論哪一個真相更趨向“本來”，而是提醒不要執(zhí)著于自己看到的，自己想到的。真相只是一個開始，而不是一個如釋重負。

了解真相的一個最大副作用就是就此束之高閣，自此心安理得。所困擾的，所焦灼的，似乎猛然子虛烏有。

即便兇手伏法，即便那個曾經(jīng)的惡魔已經(jīng)不能再禍害這個世界，即便整個司法體系又一次將各方面平衡到了一個臨界點。即便小女孩的悲慘往事沒有被宣諸于世。這一切其實的確并不是心心念念所在。始終在關注的還是答案并不是一勞永逸的，答案更不可能像對所有人都可以奏效。

看完電影，并沒有解決問題，反而疑惑叢生。這大概才是電影真正想誘發(fā)的東西。

“知道了”。這句話本身是多么的陷阱重重。

誰制裁誰，由誰來決定

法庭真的是探尋真相的地方嗎？不是嗎？

十幾年前，周防正行憂心忡忡地拍攝了[即使這樣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將自己對此凝練深邃的思考放進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從一開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懸疑/推理片的體系里去對比。

一個曾經(jīng)兩度殺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臨審判：

律師只想著怎樣減輕刑罰，檢察官巴不得趕緊對其定罪，法官只想著怎樣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審完案件。

這不是理所當然嗎？已然成為常識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師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獄中見面

但是枝裕和要問了：如果審判過程中，并沒有人真的在乎事實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義在哪里呢？

和加繆寫《局外人》來質(zhì)詢司法制度一樣的尖銳和一針見血。

是的，你知道，這其實不僅是某些知識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學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門律師曾對菜鳥新手說：

“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戰(zhàn)，我們律師能做的只有這個?！?/blockquote>

“我們又不是神，怎么可能會知道正義那種東西，你就認為正義只存在于特攝英雄劇和《少年jump》中吧?！?/blockquote>

?《Legal High》，古美門的名言

某個律政劇的主角，一個口頭禪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們只負責辯護”。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負責探尋真相，為委托人利益而戰(zhàn)，這是職業(yè)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師重盛從一開始就告訴后輩：“辯護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鳴。”

所以他接觸犯人三隅，展開問詢和調(diào)查，從一開始就沒想著要還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證據(jù)，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錢包，就以“仇殺和事后拿錢”的版本辯護；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謀犯/從犯方向辯護。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師重盛從一開始的辯護策略和行動就無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著職業(yè)道德的律師精英。

美劇《Justice》(金牌律師)中，就更是將這種“勝者即是正義”的觀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師組成一個精英團體，四個人各有專攻，有人專門上法庭，有人負責證據(jù)鏈，有人負責搞定媒體。

口號是“100%無罪”，他們?yōu)楦蝗宿q護，從已知的證據(jù)里編織故事，再戳破檢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協(xié)作的團體作戰(zhàn)，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勝

法庭審判，不再是尋找案件的事實真相，而是探尋各種「可能性」：

比的是，辯方和檢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個漏洞更少，哪一個能夠更讓人信服。

所以說，法庭當然是探尋真相的地方，只不過，探尋的可能不是我們樸素觀念里的客觀事實。

而是可以通過證據(jù)支撐和證明的法律事實。

就像舉世矚目的世紀審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證據(jù)，那就是不存在的東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為一個關鍵證據(jù)

有人說，人類發(fā)明最好的東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發(fā)明大概就是檢方和辯方的對抗式，通過兩方的對抗實現(xiàn)對法律事實的探尋。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讓我想象18世紀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場景的話，大概是這樣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訴人，他在法庭上大聲疾呼：“你在某地搶劫我，還打了我，搶走了我的錢?！?/p>

被告的竊賊會回應：“你胡說，我才沒有搶你呢，我那時候在家里睡覺?！?/p>

然后對方“不！你騙人！你搶了我！”“你才騙人！沒人搶你！”...

然后...雙方吵成了一團，法官一摸腦袋，唉，誰曉得到底什么鬼啊，隨便判唄。

?17世紀的審判情形插畫

是的，那時候的法庭，沒有辯護人，沒有檢察官，也不講究證據(jù)。

幾乎全是依賴兩方的陳述，所以吵成了一鍋粥就成了常態(tài)，還因此得名“爭吵式審判”。

“被告說話”式的審判模式持續(xù)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實在讓人無法承受。

17世紀80年代，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英王開始殘酷鎮(zhèn)壓政治犯，所謂的叛逆罪審判在這時大量進行。

由于對證據(jù)和程序的不重視，大量的偽證被做出，依賴口頭證據(jù)又催生了嚴重的刑訊逼供。

而沒有專業(yè)的、辯護律師的幫助，幾乎只要被指控，就難逃其罪。

?“天主教陰謀案”的參與者被處以極刑

所以這個時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以及惡意審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審判案”、“天主教陰謀案”就都發(fā)生在這個時期。

這種情形下，光榮革命后，重掌議會的輝格黨人就開始了對審判制度的改革，以回應之前受到的鎮(zhèn)壓。

于是，17世紀末的審判法中已經(jīng)開始在刑事訴訟引入辯護律師；但實際上，律師介入還是要到18世紀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隨著辯護律師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檢方的對抗制也開始逐漸成型。

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又相當漫長，直至18世紀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過對抗制審判的。

英劇《加羅律師》故事背景就是18世紀末，那時候，律師還沒有獲得完全辯護權。

?《加羅律師》中的辯護還很有限

他們只能在種種干擾和隨意下，主要負責交叉詢問被告人及證人，所能發(fā)揮的影響還是非常有限。

此后，經(jīng)過近二百年的發(fā)展，對抗制才確立、發(fā)展和完善起來，成為現(xiàn)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審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chǎn)品

對抗式審判以進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現(xiàn)，毫無疑問將法庭秩序帶入到真正的現(xiàn)代文明時代。

各大律政劇里，控、辯雙方唇槍舌戰(zhàn)，給觀眾奉上了無數(shù)激情迸射又嚴謹縝密的邏輯盛宴。

[十二怒漢]里，陪審團在控、辯雙方的對戰(zhàn)結束后，厘清法律與事實的過程，又讓人深受程序正義的感染。

?[十二怒漢]陪審團在對抗制度下成為最重要的決定者

但另一面，對抗式從它出現(xiàn)和發(fā)展到現(xiàn)在，也是它的問題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過程。

當控、辯雙方都以擊敗對方的絕對勝訴為目標，功利主義的目的驅動下，真相也就變得沒那么重要了。

有選擇地收集和提交證據(jù)，只出示對己方有利的證據(jù)，隱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證據(jù)。

就成了行業(yè)常態(tài)。

而在對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絕對中立，不負有主動查明事實真相的義務。

法官和陪審團，只能在控、辯雙方所給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選擇最讓自己信服的一個。

所以，就像[羅生門]里，每個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審判好像也變成了這樣一個「你相信誰」的游戲。

?[羅生門]海報，每一個人口中都是一個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證人]里，可以利用這種制度缺陷，偽造證人證言，就能實現(xiàn)案件逆轉；

加繆的《局外人》里，因為犯人“在母親去世后就去約會”這種習慣性思維，陪審團就可以徹底否定一個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將證言推倒重來，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實現(xiàn)了自我毀滅。

電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誰制裁誰，由誰來決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從始至終被隔絕在審判之外，觀者關注他的生活，關注他的母親和女友，但就是不關注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產(chǎn)品，真相只是每場審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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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發(fā)于微信公眾號「破詞兒」

我不知道那些激烈批評是枝裕和的人到底是為什么，或者說當看到是枝裕和這四個字的時候人們在期待什么。難道真的是期待他拍了多部偉大的電影后去拍一部推理片？世界上不缺類型片導演，是枝裕和這次對犯罪推理片的反諷很有新意。 這兩年看完了所有是枝裕和的長片，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在大銀幕看他的片子，很高興。很多人看了不喜歡大概是有了錯誤的期待，看片名這應該是個“嫌疑人x”那樣精彩的推理片，但是枝裕和是不屑于拍類型片的，這是反推理片。 兇手是誰觀眾第一時間已知曉，而且兇手在電影一開始就已經(jīng)歸案，電影的懸疑點在于檢方、被告律師方、法官三方各自的工作內(nèi)容都不是追求真像，以至于案件看起來越來越撲朔迷離，在訴訟過程中司法制度的漏洞反而荒謬到讓人們離真相越來越遠。狠狠的諷刺了司法審判的所有參與者們，同時是枝裕和也沒有丟掉他一直以來對家庭關系的探討。 福山雅治演技還是被男二號碾壓，日本黃曉明的帽子看他什么時候摘掉。廣瀨鈴倒是還行，這人物一直都是一個狀態(tài)，也沒什么可發(fā)揮的。

《第三次謀殺》是今年的驚喜之作。此前并未關注過是枝裕和先生的作品，多是道聽途說。今天所見，可謂震撼。是枝先生作品從一個極小的切口透視出復雜的結構，層次豐富但表現(xiàn)出來卻十分簡練，仿若朝深潭中投下石子，瞬間的漣漪給你一個關于全局的提示，但所謂全局卻深不見底，片子看到最后其實也只是給了觀眾一個可以一直思考下去的主題，而沒有確切的答案。

以下是筆者一些個人拙見，并無意作出任何追根溯源的拷問，當然也無意自以為是解答疑點。

暫且不說影片的表現(xiàn)手法，先分析下劇情中的幾條線索。主線索一，嫌疑人三隅謀殺食品廠廠長，偷竊廠長銀包，認罪，翻供，否認罪行。主線索二，律師重盛起初旨在證明三隅謀殺廠長的動機在于錢財，且真正推動殺害行為的主謀是廠長的妻子，三隅只是幫兇，這樣一來對三隅的量刑就會從死刑變?yōu)闊o期，這對于律師而言就是成功，似乎理所當然是被告一方都期待看到的結局。重盛身為律師并不關注絕對的事實真相，有限的真相亦可帶來合理的判決。其他線索：廠長常年性侵親生女兒，廠長妻對此視若無睹；三隅有謀殺前科，因此做過三十年牢，錯失了女兒成長的過程，女兒三十六年未見過三隅幾次，對三隅怨恨在心；三隅從小貧寒，直至中年依舊拮據(jù)，因此參與食品廠偽造食品標簽、以次充好的欺詐行為中，并從中獲取私利，此事只有少數(shù)人知道。

三隅一定殺了廠長，但不是為財，也不是劇中故意誤導的為了解救被父強奸的少女，而是為了自救。因為在三隅自己的觀念里，他活著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他的第一次謀殺，動機不得而知（片中并沒有明示），但在律師重盛的父親法官重盛的判決下，他得到了較輕的量刑。劇中老重盛對此有解釋：當時從輕判決，是因為那是1986年，人們很容易相信人性的墮落是社會造成的，失業(yè)者眾多，黑幫用高利貸擊垮可憐的人。結合日本八十年代發(fā)生的大事，例如奧姆真理教事件，不難想見當時社會動蕩的程度。沒有判三隅死刑，所以時至今日他又殺害另外的人，法官老重盛對此反省。這是劇中第一次挑戰(zhàn)現(xiàn)代司法中對死刑的避免。

后來借由三隅之口，一個人若是本不應該存在于世上，做了惡行卻仍然可以毫發(fā)無損地活著，這對于那些什么錯事也沒有做卻無緣無故死去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公平。到這里，避免死刑的現(xiàn)代司法不足以實行正義的立論基本建立，但不止于此。律師、檢控官和法官三者的討論和一個謀殺案置于現(xiàn)代司法體制中需要走完的流程才是對何為正義的第二次模糊。犯罪嫌疑人被鼓勵認罪，理由不是他應該認罪、更不是正義，而是這樣做他可以不用死。在這樣的邏輯下，認罪成了一種手段，而不是一個目的。認罪只能讓法律從輕量刑，卻并不能使嫌疑人真正懺悔并得到內(nèi)心的救贖，因為事實上人們還是會認為他有罪。只有被殺死，或者被判死刑，才能讓三隅得到內(nèi)心的平衡。認罪本應該給人救贖，但是他認罪，卻只能讓他帶著負罪感繼續(xù)毫發(fā)無損卻又備受煎熬地活著。這不是能夠拯救一個人的正義，而是制度定義的正義，這種正義下，人無法決定自己是死還是活，我們只知道想活的人被迫死去是不幸，卻不曾意識到強迫一個想要死去的人活著也是一種不幸。廢除死刑對于一些人而言是人道的，對于另一些人而言卻是最不人道的折磨，甚至是對他實現(xiàn)自我救贖的阻礙。除此之外，廠長女兒想要說出自己不堪的經(jīng)歷，免去三隅死刑的態(tài)度則代表另一種對正義的誤解，即不顧當事人意愿的伸張正義只滿足了自己的正義感而無益于當事人。另一個細節(jié)亦印證了片中對正義的解讀：三隅將自己所養(yǎng)的五只金絲雀殺死，故意放生了一只，盡管不知道這長期被關于籠中飼養(yǎng)的鳥重返自然能否成活。后來已有一只鳥在最后飛到三隅牢房的窗前。這里其實是一個隱喻，籠子象征監(jiān)獄，金絲雀出去更加難以生活，看似是一條生路，其實是一條死路，但放生的人卻會說，放生給了鳥重返自然的機會，但在籠子內(nèi)比在籠子外好過活，就像劇中三隅所說，人在監(jiān)獄里反而可以誠實做人，出去了卻還得不斷做惡才能勉強活著，這里既涵蓋了三隅的第一次謀殺，今次犯罪，也暗指廠長偽造食品標簽的行徑。為了活著，不得不做齷齪的事，甚至犯罪，這是現(xiàn)實。犯了罪的人想要通過認罪獲得救贖，但現(xiàn)代司法體制下，認罪成了某種策略和工具，成了一種權宜。盡管結果都是犯罪者受到懲罰，但這樣的體制所定義的正義，并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公正和公平。這便是三隅堅決認罪，卻不斷更改口供，以至于最后否認罪行的原因。他所認定的正義必須給他足以令他感到公平的判決，只有這樣他才能真正得到救贖，認罪導致的是不公平的寬恕，只有不認罪才能讓他得到他認為自己應得的懲罰，也就是死。他不能自殺，因為一個人自己并沒有權利對自己進行判決。

筆者在回想劇情的過程中，生出一個大膽的猜測，或許廠長妻并沒有說假話，郵件記錄確實是廠長借用她的手機發(fā)出的。所以并不是廠長妻子指使三隅殺害廠長，而是廠長本人和三隅說好讓三隅殺死他，三隅之所以應了這場交易，是因為他通過殺廠長既可以對偽造食品標簽、強奸親生女兒的惡行作出判決，同時，更重要的是他的謀殺行為本身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判決。順利的話，兩個作惡多端卻至今茍活的人都可以通過死得到救贖。

三隅的第一次謀殺發(fā)生在1986年，第二次謀殺是對食品廠廠長，第三次謀殺則是對他自己。突然發(fā)現(xiàn)隱藏在片名中的深意。

影片中還有很多細節(jié)暗示了這個中心思想——認罪的結果應該是正義的判決，正義的判決應該帶來救贖，正義即目的而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如多次出現(xiàn)的十字架：案發(fā)現(xiàn)場，金絲雀的埋葬地，影片最后律師重盛所佇立的十字路口。

除了以上關于內(nèi)容的部分，是枝裕和作品的高明之處還在于敘事視角和對基調(diào)的把握。全片的視角極為客觀，完全以第三人稱展開敘事，這從一開始的俯瞰鏡頭，和三隅跟律師重盛對話的側面取景中都看得出來。同時，影片全部采用青灰色調(diào)，冷靜、客觀，近似紀錄，這種處理使得作品的復雜性表現(xiàn)為形式上的簡練和內(nèi)容上的深徹，就像一杯攪動的渾水，沉淀后泥水分離，透徹而不單純。

有幸在昨天的日本電影周開幕式上看了這部頗受爭議的《第三度嫌疑人》，起初在豆瓣上看到6.6的評分后心涼了好一陣兒，因為，在我心里是枝導演是為8.5分以上的電影而生的。

有人說這是是枝裕和走下神壇的一部電影，有人說這是是枝裕和一次失敗的試水，也有人說作為一部懸疑劇，劇情、邏輯推理是硬傷，直到昨天看完后，才緩緩的舒了一口氣，像福山雅治飾演的重盛律師一樣摸了摸臉，這次依然是是枝裕和，依然值得五星推薦。

影片放映完有個簡短的導演和觀眾的交流會，不作美的是因為時間原因僅留給觀眾一個提問的名額，好多人像我一樣舉高著手臂表示希望得到這個機會，主持人點了一位前幾排的姑娘，已經(jīng)記不得那個姑娘提問問題的內(nèi)容了，只記得旁邊不遠處一陣讓人不適的哄笑，哄笑的原因大概是因為覺得這姑娘的問題沒有營養(yǎng)吧。

今天中午一直刷著單向街圖書館的微博，等著單向君和是枝導演的微訪談，雖然這個微訪談的內(nèi)容七零八碎到“讓人發(fā)指”，但是看到“是枝裕和導演表示，他在拍電影的時候并不認為觀眾能夠完全理解到他想表達的所有的復雜的觀點；但反過來說，觀眾也能發(fā)掘出很多他無意識的在作品中展現(xiàn)出來的面相。所以說，影片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是一件復雜的事情，而他并沒有想過去掌控這些。不過也恰恰是這種復雜性是非常有趣的”這條對談內(nèi)容后，心里簡直yeah出了花，昨天想問的問題也有了答案。

影片124分鐘，依舊是沒有一個多余的鏡頭、沒有一句多余的對白，感覺是枝導演這次玩兒的特別高級，劇情建立在嫌疑人已認罪的基礎上，只是犯罪動機不明，所以這部心理懸疑劇無需有縝密的推理、無需把真相講的一清二楚，更何況真相永遠是一個過去式的、相對的“真相”，當局者都無法百分之百的還原“真相”，更何況每個如同盲人摸象般的旁觀者，每個旁觀者僅是根據(jù)自己感官和認知做出“大象究竟是什么樣子”的結論，悲哀的是大多數(shù)旁觀者只會屈從于自己能接受或者愿意接受的“真相”，更悲哀的是有些人只說出權衡利弊后對自己有利的“真相”，也許還有各種結果導向主義倒推出來的更更悲哀的“真相”吧……就像這個信息井噴的時代，每天都會被各種熱點事件“圍攻”，各種熱點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有多少人會真正在乎、又有多少人會持續(xù)關注，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到“真相”的原本面目，劉鑫懺悔了嗎？豫章書院關停了嗎？每個熱點事件都像一陣來去匆匆的龍卷風，裹挾著100000+閱讀量的素材提供者和千奇百態(tài)的圍觀者……

“沒有人在乎真相到底是怎樣？”或者“永遠都不可能還原百分之百的真相”這大概是是枝導演所想表達的吧，就像役所廣司飾演的“殺人犯”三隅所說的：重盛律師想了解的真相也只是有利于勝訴的真相。對于辯護律師來說勝訴永遠大于真相本身，對于掌握審判權的法官來說，在審理期限內(nèi)最終結案永遠大于真相本身，對于控方檢察官來說，嫌疑人認罪永遠大于真相本身。法庭從來都不是一個還原真相的場所，而是一個平衡各方利益的平臺，也就是吉田鋼太郎飾演的老律師在看到那位年輕實習律師在法官和稀泥時那張滿是疑惑的臉后所說的“司法制度”。廣瀨鈴飾演的瘸腿小女孩說“這里沒有一個人說真話”，諷刺的是這就是赤裸裸審判游戲規(guī)則，被法律賦予審判權的法官根據(jù)控辯雙方的“謊話”來審判一個說“真話”的人，在現(xiàn)有的法律規(guī)則下，而這個說了“真話”的人被判為死刑，自始至終沒有人知道所謂的“真相”。

法庭宣判后，被法警帶走的“殺人犯”三隅做出了放生金絲雀的動作，眼睛里好像看到了恢復自由的金絲雀般欣慰。不管做這個放生動作，是三隅的真情流露還是故意迷惑重盛律師已經(jīng)不那么重要，認罪——翻供——拒認罪，一次一次的改變口供，應該只有“殺人犯”三隅知道“真相”吧，不管他是為了救贖還是忍受了一輩子“被選擇”后想掌握一次真正的自主，至少三隅這一次實現(xiàn)了真正的自由選擇。與其說是“被審判”、“被判死刑”，我寧愿相信這是三隅自己對自己的一次宣判，我寧愿相信他用石子擺了一個十字架埋葬金絲雀的那一刻就已經(jīng)做好準備，利用律師、檢察官、法官來完成自己對自己的“審判”，向死而生完成對一個弱者（瘸腿小女孩）的救贖。

很多時候會在想存不存在真正自由的選擇，存不存真正的自主決定自己的命運，“很多事情都沒有選擇，每個人都是沒有被征得同意就來到了這個世界，沒有被征得同意就被帶離這個世界?！彼?，片尾曲響起的一剎那，每個觀影人都像站在十字路口的重盛律師，然后摸一摸臉……

準備從金絲雀的意象切入討論一下這部電影。

第一只金絲雀是死者的女兒山中咲江，父親既從小養(yǎng)育了她又常年性侵她，父親便是她的牢籠，而她是父親的玩物。與三隅高司一起殺掉父親便是她的逃脫牢籠重獲新生之路。

第二只金絲雀是犯罪嫌疑人三隅高司，他三十多年前所處的牢籠叫高利貸，失業(yè)之后借了高利貸的他，借款人既是他的幫助人又是他今后自由生活的牢籠，高利貸意味著永遠在為人賺錢還的卻只是利息。所以他殺了追債者逃出牢籠。

殺了追債者的三隅高司并沒有獲得自由，進了叫監(jiān)獄的牢籠，這里有飯吃有床睡還不用付房租，這會在他出獄后某種程度上想念這座牢籠的。

出獄后三隅高司來到死者的工廠干活，他知曉了這座賺錢機器造假的秘密，并以此敲詐死者，這次他終于翻身做了一回金絲雀的主人，然而直到他遇見了死者女兒......

第三只金絲雀是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師重盛，以及法庭上的其他人。

在一個迷霧和謊言中的世界里，如片中所言，真相對于這些司法界的從業(yè)者來說就是一次次的盲人摸象，每個人都根據(jù)自己摸到的那部分世界，堅定又激烈地向他人爭辯大象的真容應該是怎樣的，甚至添油加醋只說對自己有利的部分。

到最后發(fā)現(xiàn)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們其實是一條船上的人，某種程度上都只是營生而已。而這條船也可以讀作籠。

這便是生而為人的苦難所在，既然生而為人，便必須被肉體所脅迫去營生，去為這具軀殼考慮，真相和正義在大部分時候退回成了第二步、第三步乃至更加次要的事情。

而對于所有的其他人來說，退回到次要，在牢籠中所交換和舍棄的，可以是其他的種種，很多很多。

最后吐槽一下大陸版的片名翻譯，好端端的第三次殺人被叫成了第三度嫌疑人，看完只能用一頭問號向譯者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