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誠實的情書

劉瑜

看了一個電影Secuestro Express，拉美的犯罪片，講的是一伙罪犯綁架一對有錢情侶的故事。有點黑色喜劇的意思，但我卻是越看心情越沉重，看到最后，有種找間小黑屋子，縮進去、閉上眼睛、捂上耳朵、把頭埋進膝蓋里、再也不出來的愿望。每次極端郁悶的時候，都有這種沖動。

委內(nèi)瑞拉。關(guān)于委內(nèi)瑞拉，我知道什么呢？南美洲偏北的一個國家？總統(tǒng)好象是個反美斗士叫查維斯？前一段有過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一個石油出口國家？唯一不需要劃問號的知識，就是委內(nèi)瑞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dāng)中，正如無數(shù)亞非拉國家的無數(shù)人民。

每次走在我家門口的公園，看到三三兩兩的人牽著狗溜達、帶著耳機跑步、鋪著毯子在草地上讀書……都有種“國泰民安”的感慨。然后，會有那么一個瞬間，又想到，這個世界上，其實只有“一小撮”人能夠享受這樣的生活。絕大多數(shù)的人，中國的，菲律賓的，泰國的，剛果的，都在手腳亂踹地掙扎。然后，在那個瞬間過去之后，又會繼續(xù)在公園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這國泰民安的美好畫面。

事實是，這個世界本來是一個血肉模糊的傷口，而Secuestro Express這樣的電影，就是掐著你的脖子，掰開你閉著的眼睛，讓你注視這個傷口，在你的耳邊吼叫：看著它！不許動！看著它！

于是，我不逃避了，開始注視這個傷口，想：在這個暴風(fēng)驟雨的世界里，怎樣為自己裝聾作啞的生活辯護？一個小孩在你眼前的池塘沉溺，而你見死不救，這是一種罪惡，那么如果這個池塘在更遠的地方呢？僅僅因為那個池塘離得稍遠，你就可以若無其事地談笑風(fēng)生？難道一個人的無辜可以僅僅因為他近視――或者――選擇近視？覺得一個遙不可及的人的痛苦，與你相關(guān)，這到底是一種自作多情，還是一種必要的責(zé)任感？

Secuestro Express是一個恐怖電影。雖然其中沒有"ring"里面的幽暗天井，沒有"Shining"里面的恐怖樓道，沒有"沉默的羔羊”里面的變態(tài)殺手，它卻比所有這些恐怖片更恐怖。Ring或者Shining里面的恐怖是來自想象，所以觀眾不會真的害怕，因為你知道把懸念的包裝盒一層一層拆開之后，里面會有一張心型的卡片，上面寫著“魔鬼已被干掉，請回到你的舞池”。你知道當(dāng)你走出這個電影院，你所剛剛經(jīng)歷的所有恐怖情節(jié)，都會在溫柔夜空中煙消云散。而Secuestro Express的結(jié)尾，沒有埋藏著這樣一張心型卡片。它所講述的恐怖，并不在溫柔夜空中消失，相反，它跟蹤你。它象一個突然從某個角落竄出來的彪形大漢，告訴你你欠著它一大筆錢，現(xiàn)在是還債的時候了。說到底，它恐怖，是因為它現(xiàn)實。而這個現(xiàn)實，是我們今天已經(jīng)不太聽到的一個詞匯：階級斗爭。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Carla和綁匪之一Trece坐在地上的一段對話。大致是這樣的：

“Why do you do this to me? I volunteer in a Catholic school, helping children, and you’re doing this to me?” “Who told you to drive a fancy car?” “Why? Why is having money a sin? My father works hard.” “It’s not about your money.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hated while driving a fancy car and wearing a fancy dress in a starving city?”

可惜我也記不清了，反正大意如此。兩個人爭論了一會兒，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電影殘忍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指出誰是“壞蛋”。窮人說是貧困導(dǎo)致了所有問題，所以他們是無辜的。富人說他們勤奮工作，把握機會，所以他們也無辜。每個人都無辜，而無辜的人在罪惡中相遇。我們習(xí)慣于這樣的思維：干掉那些壞蛋，幸福就會降臨。而殺人是多么簡單的事。殺人甚至可以是充滿美感和快感的事。對于一個充滿了壯志豪情的斗士來說，最恐怖的，就是沒有了一個明確的“斗爭對象”，而這就是當(dāng)今“階級斗爭”的形勢。

“階級斗爭”曾經(jīng)是多么豪邁的一件事。格瓦拉，游擊隊，紅色旗幟高高飄揚，刑場上臨死前的振臂高呼?，F(xiàn)在卻象是一筆做不下去的生意，負債累累，人去樓空，只剩下幾個混混，在空空的旗桿下面，靠著綁架、人體炸彈、恐怖襲擊做點“小偷小摸”的買賣。失去了意識形態(tài)的地圖，歷史重新變成了漫無目的的流浪。

想起有一次開會，聽見有個學(xué)者公然為文革辯護，說文革是窮人對精英的造反，所以它是對的，好的。我當(dāng)時站起來問：為什么位居社會上層本身成了一個罪名？為什么貧窮是一種德行？難道社會分層不是一個永恒的自然規(guī)律？

現(xiàn)在，我聽見Carla,這個委內(nèi)瑞拉女孩，在一個懸疑片中，問出幾乎一摸一樣的問題。

相比回答這個問題，殺人多么簡單。

又想起國內(nèi)網(wǎng)站上掀起的幾次“風(fēng)波”。寶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來義正詞嚴地譴責(zé)富人的罪惡，那么多人可以在對事實的細節(jié)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況下堅定表態(tài)。也許所有義正詞嚴的人在義正詞嚴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種英雄主義的氣息，從而減輕自己面對那個血肉模糊的傷口時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義的前提是一個卡通化的世界觀，我寧愿不做一個英雄。我寧愿做那個羅里巴索地說著“雖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許……”的小人。總覺得在“英特納雄奈爾”的悲歌消失以后，這個世界的得救，需要的不再是振臂高呼時的豪邁，而是一個外科大夫?qū)Υ活w跳動心臟時的纖細。

我自作多情地認為，自己和escuestro express的導(dǎo)演 Jonathan Jacubowicz之間，分享這種纖細。

我家墻上有個大招貼畫。上面是一個大大的切格瓦拉的頭像。經(jīng)常有來我家的客人問：哇，革命家啊，你是不是特崇拜切??？然后我就指著那個招貼畫的右下角說，你看這副照片的角落，還有一個要飯的老頭兒乞丐，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喜歡這個招貼畫，不是因為喜歡切，而是喜歡這個對比。

對比。一邊是切格瓦拉鏗鏘有力的、充滿希望的表情，一邊是那個乞丐懶洋洋的、絕望的姿勢。這個貼畫在我眼里，也是一個心型卡片。雖然這個卡片上字跡難辨，信息模糊，卻是一封更誠實的情書。不錯，我欣賞切，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但是同時，相比一個英雄對一個窮人的拯救欲，不知怎地，我總覺得，一個窮人對一個英雄的嘲諷里，有著更加無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