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柏林電影節(jié)上挺風光的一部片子，一舉拿下來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兩個分量頗重的獎項。好象此片還代表德國參加了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記得在幾個月前的某篇博文上就曾提起過，我對女主角朱麗婭·耶特斯一直抱有相當?shù)暮酶?。看過這個小姑娘的三部電影，感覺她是一直在進步。非常有意思的是，她所出演的角色也似乎一部比一部成熟，一部比一部堅強。也許你在《發(fā)情日記》里僅僅記住了她的青春富有活力的身材，但在《好日子到頭了》或許你該感慨她接片的品位確實與眾不同，所以你很容易便理解和贊嘆她在《蘇菲邵爾最后的日子》里的精湛演技。

如果說維姆-文德斯鏡頭下的德國被插上了一雙詩意和想象力的翅膀，湯姆-提威克鏡頭下的德國充滿動感和電子節(jié)奏的羅拉式快跑，沃納-赫爾佐格干脆潛心致力于世界各地奇聞繹事的研究，那么本片則是一部純正到原汁原味的德式電影。何謂“純正”，當然不可能有一個標準答案。你可以這樣理解和認為，這個電影把德國人的理性和思辯發(fā)揮到了及至。除去最開始的半小時，影片有2/3的內(nèi)容是在激烈地對白（爭辯）中進行的。朱麗婭·耶特斯所飾演的女主角，面對納粹的種種言語引誘和精神洗腦，臨危不懼，不屈不撓地進行信仰上的抗爭，將一個面對死亡威脅下卻依然擁有絕不動搖信念的堅強女性形象演繹的相當完美。這是一部謳歌信仰和信念的電影，在一個真正擁有信仰和信念的人眼里，死亡只是一件很輕的東西?？吹阶詈筇K菲-邵爾走上斷頭臺的那一幕，不知不覺想起了德國新民謠樂團Belborn說過的一句話：德國擁有一個永恒的靈魂。

所以，此片應該推薦給所有熱愛歐洲電影，熱愛德國的朋友。

也就在昨天，韓寒一篇新文，讓我對這個剛有家有女的男人有種意料之中的心灰意冷。
好在今天看完這部電影，心情為之振奮。
 
韓寒說中國之亂由民眾的素質(zhì)而定，但我不明白，如果我們對邪惡不敢指手劃腳，對正義不敢高聲頌揚，我們國人之素質(zhì)怎么會提高？
而我也相信，棄善揚惡，不是人之本性，只有當棄惡揚善者遭到迫害，遭到誹謗時，人性才會改變。
 
如韓寒之論，蘇菲的所作所為根本不值，因為她所為拯救的人民，在她的眼里不都是希特勒的應聲蟲嗎，那她為什么還要印傳單去喚醒他們？
她大可以在家里抱著老公奶孩子，國人素質(zhì)太差，一點也不管其他民族的人權(quán)，等過個幾百年，他們素質(zhì)自會提高，那時強國就不是夢了。
 
然而，蘇菲，沒有這么做，因為她受過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她堅持自己的正義。
如果一個從謊言中醒來的人，不去喚醒沉睡在謊言中的人，那她醒來的意義又是什么？
 
想起譚嗣同的詩
望門透趾思張儉, 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公罪后人論.

終于擠出時間觀摩了這部影片，沒想到情節(jié)相當簡單，蘇菲作為德國評選出最偉大的十人中最年輕的一員，年僅21歲就由于參與白玫瑰行動，在慕尼黑校園散發(fā)白玫瑰傳單而被捕，經(jīng)過人民法院的審判最終被處死。
 影片拍的非常的簡潔干練，如浴春風的背景音樂與審判官的咄咄逼人交錯出現(xiàn)，展示了蘇菲內(nèi)心對于信念不懈的追求以及作為一個年輕少女生命的美好，在最后的審判期間，這兩者成為了矛盾體，只能舍棄其中的一樣，偉大的蘇菲選擇了堅持信念，放棄生命。就像她說的，她如釋重負，因為我用生命保全了信仰，可以讓信仰繼續(xù)下去。
 從片中可以看出，即使對于反黨叛國的嫌疑犯，納粹黨還是表現(xiàn)出了極度的文明，沒有嚴刑拷打，沒有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而是收集證據(jù)，公開審判。就我們所知道的禮儀之邦中國的歷史中，也是不多見的。
 德國盡管有一段血腥的二戰(zhàn)歷史，曾經(jīng)那么瘋狂的納粹黨，懷有那么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確實是個優(yōu)秀的民族。即使戰(zhàn)敗后，如今德國人民熱愛和平，敢于承認歷史的錯誤，歌頌蘇菲這樣犧牲生命的白玫瑰成員，這絕對不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能做到的。
 德國人民的覺醒是需要慘痛代價的，這個不僅是德國，任何國家不都是如此嗎？

白玫瑰何以開放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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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德國曾經(jīng)評選十大偉人，分別為阿登納、馬丁·路德、馬克思、巴赫、愛因斯坦、歌德、古滕貝格、索菲·朔爾、勃蘭特、俾斯麥。其中最年輕的索菲·朔爾，死時年僅22歲，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憑什么享此盛譽？看起來簡單：她暗中參與制作和散發(fā)反納粹的“白玫瑰”傳單，并因此慷慨就義。仔細思想，這極不簡單。當時在納粹德國內(nèi)部，個人言論受到高度限制，進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數(shù)”這等晦暗格局。作為脆弱的個人如何發(fā)出必要的聲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組成員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實踐著關(guān)于發(fā)聲的自由哲學。
    索菲并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非凡的勇氣。1982年攝制的德國電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復雜的心理變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漢斯·朔爾書中“反抗暴政”的詞句，便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边@種恐懼心理其實正是大多數(shù)人面臨強權(quán)的心理。在強大而兇殘的納粹獨裁政府面前，個體的確渺小而無力，每一個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個體匯合而成的全體。影片中，漢斯對此做出分析：許多人只是覺得孤立無援，所以不敢拿傳單，更不敢看傳單。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nèi)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納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主要的是強行剝奪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quán)利，并使之成為納粹政府的戰(zhàn)爭機器，屠殺他人生命同時，也屠殺自己的生命。二戰(zhàn)之后，德國政府和人民對納粹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戰(zhàn)爭中的沉默，進行了深層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蘭特總理到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獻花時，他突然下跪，向死難者請罪。這驚天一跪，充分顯示了德國文化的生命力。承認罪行不是簡單的事實確認，而是關(guān)乎德國傳統(tǒng)是否喪失了反思機制。毫無疑問，戰(zhàn)爭與獨裁這一雙重罪行應由希特勒個人以及納粹黨、納粹政府承擔，但作為受害者的個體同樣負有監(jiān)督缺失的責任。在強權(quán)巨大的壓力之下，沉默實際已輕易地演化成一種縱容，甚至是慫恿。
    今年2月，柏林電影節(jié)公映《索菲·朔爾：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譯名是《索菲·朔爾：最后的日子》。電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幾天內(nèi)的審判與斬首過程。1968年出生的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nèi)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面對納粹暴行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tài)度，我希望對這種現(xiàn)象進行剖析?！彼脑捴敝竼栴}的核心，也就是每個公民必須回答的問題：在暴行發(fā)生之時，我作為一個人，為什么選擇了沉默？索菲·朔爾并非三頭六臂，只是一個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蕓蕓眾生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是什么使她選擇了出聲？我以為，她的出發(fā)點僅僅是未泯的善良，這導致了她對猶太人的本能同情與對戰(zhàn)爭的本能厭惡。甚至可以這么說，不是政治覺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這良知不斷發(fā)展壯大，最后成長為一種公民正義。索菲在法庭上對法官說的話應當有充分理由成為告戒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后要站的地方?！笔前?，真正擁有審判權(quán)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歷史。
    但沉默仍然能夠得到理解，如同恐懼本身。1982年的電影中，哲學教授胡貝爾像沉默的大多數(shù)一樣對漢斯·朔爾提出自己關(guān)心的問題：在這樣困難的時局之中，你們的“一張紙又能改變什么？你們這樣做又有什么意義”？曾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漢斯回答得非常簡潔：“喚醒人們。”胡貝爾說得有道理，一張紙的確什么也不能改變，甚至于虛幻的人心。一場社會變革的正常進行或許只能來于合法的議會政治，來于其他具有推動能力的社會力量。但是，一張薄薄的紙片還是悄然稀釋了整體格局中單一色彩的濃度。這種稀釋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見的。但畢竟發(fā)生了，它不僅表達出平民對納粹政府的不滿、對侵略戰(zhàn)爭的厭棄，甚至也構(gòu)成對其他異端言論的溫暖擁抱。胡貝爾本人也是如此。他開始在納粹當局的教授會議上消極抵抗，在課堂上講授自由思考的權(quán)利，轉(zhuǎn)而為印制傳單提供紙張，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憤筆疾書：“不要再猶豫了！”他認識到傳播思想的做法更適合于德國。喚醒，是啊，只有喚醒，像又一次啟發(fā)民智的運動。1982年電影片頭字幕顯示了一份白玫瑰傳單，上面寫著：“如果暴動的浪潮席卷整個國家，就像空氣一樣，如果大家都來參與，那么制度就會在猛烈的浪潮中動搖?！边@種說法可能過于文學化，但卻表達了真理應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會有任何障礙：喚醒的一部分內(nèi)容也包括知情權(quán)。漢斯說服索菲時談到：“我們應該告訴人們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在波蘭，300萬猶太人被殺，而我們的報道從來不會報道，所有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guān)在集中營里?！币苍S正是殘酷的事實力量，而不僅僅是親情的感染，使索菲從恐懼的大多數(shù)轉(zhuǎn)變?yōu)橛赂业姆捶ㄎ魉箲?zhàn)士。她套購限量購買的郵票、信封、到教學樓偷拿印刷傳單的紙張，暑假到兵工廠實習，索菲看著對面猶太女工尤舍將面包丸塞入手雷而會心微笑……在1982年電影緊張而流暢的鏡頭轉(zhuǎn)換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覺醒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還有胡貝爾與漢斯的其他爭論。在納粹變本加厲的思想鉗制當中，漢斯萌念：以暴力反對納粹政府。胡貝爾認為這不僅危險，也不恰當。因為散發(fā)傳單是在魏瑪憲法許可的范圍之內(nèi)，而暴力卻是恐怖活動。白玫瑰小組成員克里斯托夫也反對暴力：“我們應該用精神戰(zhàn)勝納粹?！币员┓幢?，只能換取更危險的暴力。學校集會之時，身穿納粹制服的領(lǐng)導者致辭，引來正義學生的片片噓聲，繼而演變成漢斯一位傾慕者后來描述的“反對納粹的起義”。學生警察對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槍，學生則是赤手空拳。勇氣固然可佳，但肢體的憤怒能夠改變什么？或許只會結(jié)出反面的思想果實。這個暫且不論。漢斯傾慕者事后發(fā)問：“人們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這完全可答：正是由于白玫瑰傳單的啟蒙與激勵。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趁學生上課之機，把傳單依次放在教室門口。索菲在主樓光明殿二層向下拋撒傳單。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后迅速舉報，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和胡貝爾等80余名白玫瑰小組成員先后被捕。
    嚴格地說，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但他更接近于昏聵的愛國者或者布爾喬亞庸人。他熱衷物質(zhì)生活，恪守既成倫理，把政府等同國家，從而成為納粹幫兇。這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1982年電影中，蓋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飾樸素的史密特謙卑地說：“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闭沁@種未能覺醒的狹隘認識，構(gòu)成了納粹強權(quán)政治的統(tǒng)治基礎(chǔ)。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于自己擁有向別人開槍的特權(quán)。他們無疑構(gòu)成社會進步的阻力，教育他們喚醒他們，正是啟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實并非人性弱點，僅僅是特點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為人。2005年電影中，索菲拒絕了蓋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著肚子發(fā)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對生命的消逝都會感到發(fā)自內(nèi)心的恐懼，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蘇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拔液ε?，但我并不屈服”，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擁有良知者的正常反應。恐懼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問自答時喪失了良知。這是唯一不可以原諒的。索菲內(nèi)在的精神生活給了她頑強的支撐。影片一開始，索菲和女友聽著廣播中的老歌，邊笑邊唱，讓人幾乎忘了窗外正在進行的殘酷戰(zhàn)爭。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這就是他對索菲的理解，一個拒絕認罪誘惑、為自由獻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溫暖而充實。
    被捕四天之后的22日下午5時臨刑前，朔爾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見面。他們彼此一句話不說，默默傳抽著一根香煙。索菲第一個走上野蠻而血腥的斷頭臺，她平抑著起伏的心臟，面無懼色，坦蕩而從容。漢斯是最后一個，他把頭伸進刀架，突然奮力高呼：“自由萬歲！”這激昂的聲音讓人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身受殘酷的剮刑之際振聾發(fā)聵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淚。
    戰(zhàn)后，人們沒有忘記白玫瑰，更沒有忘記死難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組成員米勒發(fā)起成立“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如今，慕尼黑大學主樓內(nèi)的白玫瑰紀念館，參觀者每日絡繹不絕。維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學演講時說：“對我而言，講述白玫瑰并不容易，因為這也影響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須要和現(xiàn)在的年輕人講，讓他們知道并了解：曾經(jīng)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國家喻戶曉，在中國也非沒有知音。2002年7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漢對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譯）。作者是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爾，她依據(jù)當年文件遺存，詳述漢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經(jīng)過。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書，譯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譯）。書中引用了當時法庭的判決書、新聞媒體的報道以及目擊者的回憶，封面赫然寫著德國前總統(tǒng)理查·魏茲塞克的評語：“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啊，所有當代言語必然擁有歷史的回聲。

2005.8.9.

Ein harter Geist, ein weiches Herz.

電影直白簡潔，大部分篇幅，是蓋世太保審訊官Mohr與蘇菲的對話實錄。場景就是Mohr的辦公室。聽起來似乎枯燥了點，實際上一點也不，一環(huán)緊扣一環(huán)的詰問與拆解，針鋒相對的辯論，讓人全神貫注，扼腕嘆息。

蘇菲和她哥哥，還有大學里印傳單的幾個朋友，沒有什么黨的背景，也不是猶太人，就是普通的知識青年。出于良知，他們批評納粹暴政，提倡非暴力不合作。正如蘇菲所說，真相就是這樣，我們只不過說出大家都知道，卻不說的。在電影里，大多數(shù)人對納粹，不是合作，就是沉默，譬如大學里積極告密的管理員，退避開的教授和同學。蓋世太保穿西裝打領(lǐng)結(jié)，問口供，執(zhí)行殺人任務，仿佛機器里的螺絲釘，沒有感情，只按軌道運作。體制內(nèi)的Mohr，與蘇菲對話之后，也許內(nèi)心有人天交戰(zhàn)，明顯疲憊不堪，但他還是循規(guī)則去做了。

當年納粹在德國猖獗一時，不可能是希特勒一人或國家社會黨幾人所為。對暴政的沉默，容忍和默許，其實就是協(xié)從。沒人有資格對每個人做出道德評判，但當有少數(shù)個體，即使在黑暗之中暴力之下，面對斷頭臺，也選擇了堅持良知，說出真相，他們是令人崇敬的，他們讓我感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蘇菲說，堅強的意志，溫柔的心。

這部小成本的電影看似無驚天動地處，卻給了我震蕩內(nèi)心的一擊，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問題的角度。無論是反省自己還是審視周遭，都有現(xiàn)實的警世意義。

蘇菲和Mohr兩個演員表演出色，Mohr猶甚。

2012年的2月22日，恰好是蘇菲·紹爾被處以極刑69年后的日子，我為了這部影片參觀了慕尼黑大學。當年的紹爾兄妹和白玫瑰的六份傳單，如今被刻在大學主樓入口地面的一塊大理石上。學校在主樓的樓梯下方為白玫瑰設計了小而精致的紀念館，抬頭望去，正是蘇菲·紹爾撒下傳單的地方。

要理解這部電影，必須要了解蘇菲·紹爾之于德國人的意義。提起二戰(zhàn)的歷史，德國人愿意說自己非常有“歷史感”（geschichtsbewusst），從戰(zhàn)后的一系列賠償與相關(guān)的態(tài)度中可見一斑。然而若說起為何自己的上一代如此忠實于納粹主義，德國人往往給不出合理的解釋。這樣，德國人便會說：并不是每一個當時的德國人都是這樣！施陶芬伯格（Stauffenberg，感興趣的可參見湯姆漢克斯的電影：行動目標希特勒）、蘇菲紹爾便成了屈指可數(shù)的、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積極爭取自由、反抗獨裁統(tǒng)治的例子。在柏林，德國人專門為此類人士設立了紀念館（施陶芬伯格被處死之處）；在柏林眾多“古跡“的光芒掩蓋下，這一紀念館參觀者寥寥。的確，對于外國人，德國人戰(zhàn)后的態(tài)度的確已經(jīng)說明了一切，大家只知道在華沙下跪的勃蘭特總理，并不知道在希特勒辦公桌下安放炸彈的施陶芬博格。然而，這些戰(zhàn)時的反抗人士仍然對德國人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他們想告訴自己的后代，對良知、自由、民主的追求貫穿德意志近現(xiàn)代歷史的始終，并不曾因那段黑暗的歷史而中斷。

在此之后，我們也應了解影片中以摩爾（Ermittlung：Mohr）為代表的納粹分子的背景與動機。在當今的社會，我們很難公正地評價納粹統(tǒng)治對于德國的真正意義：如戈培爾博士等人（可參見電影：帝國的毀滅）對納粹主義的熱愛，絲毫不亞于、甚至遠遠超過我們今天對自由或民主或法治的推崇。希特勒的出現(xiàn)，將德國走出凡爾賽條約的步伐加快了數(shù)十年。正如影片中摩爾先生所說，自己是在法國占領(lǐng)區(qū)、在法國人的控制下才當上警察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相信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對摩爾以及之后法庭上旁聽的納粹軍官做了美化：顯然，幾個22歲的年輕人是絲毫無法觸動他們對納粹主義的忠誠的。至于這樣做的動機，我想也與上一段提到的蘇菲紹爾的意義大致相同。

回到影片本身，我并不能講出很多。德國很多電影往往給人一種淡淡的感覺，就這樣開始了，然后就這樣結(jié)束了，恰如電影竊聽風暴的最后一句臺詞“不，這是給我的”（das ist fuer mich）。這部“索菲紹爾：最后的日子”也是如此，沒有懸念和過于刺激的場面，只是平鋪直敘地將“最后的日子”播放了一遍。影片并沒有過多地講述“白玫瑰”之前一系列的反抗行動，大部分內(nèi)容可集中到蘇菲紹爾與摩爾的三場對手戲上。年輕的女學生在國家警察摩爾面前顯然有些過于稚嫩，但一來二去卻在第二場對手戲中將摩爾弄得氣急敗壞。紹爾的英雄形象由此開始得以樹立：審訊中對同志的保護、監(jiān)獄中對自由的向往、法庭上的爭辯，盡管有些鏡頭和情節(jié)顯得過于刻意。在得知死刑將在審判后立即執(zhí)行時，導演終于把蘇菲還原成一個普通而稚嫩的年輕女學生，獨自一人無助的喊叫。

其他：漢斯紹爾作為兄長，相信在白玫瑰這一反抗組織中付出的更多，但他的意義顯然被更為年輕并身為女性的妹妹所掩蓋了。影片試圖深化蘇菲紹爾精神的感染力，因此設計了摩爾最后希望一定程度上”袒護“蘇菲、最后“深情”對視、法庭上納粹軍官沉默無言等情節(jié)。但顯然，這樣的事情在當年的真實場景中的確很難發(fā)生，上文已有說明。

支撐蘇菲紹爾的幾股力量：對自由的向往、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對未婚夫弗里茨Fritz的愛。弗里茨在影片中是個沒有正面出現(xiàn)的人物，這反倒讓我對他更感興趣。蘇菲紹爾形容他時用了”堅強的靈魂，柔軟的心“（harter Geist，weiches Herz）這樣簡單有力的話語；在最后遺書時，也將她的名字寫在最上面。這也體現(xiàn)了導演最后將蘇菲還原于“人”的努力：人的力量并不來自諸如“自由”等崇高的字眼，也許僅僅來源于人與人之間純粹的愛。

蘇菲紹爾式的人物在今天已經(jīng)很難出現(xiàn)，除非他所反抗的是民主自由，并最終獲得成功。而她對于我們這些外國人的意義，也許應該是：一個22歲的人，做了愛做的事，愛了所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