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歷來為影視作品拍攝的熱選題材，只我所見的就有張徹的《刺馬》（1973年），吳宇森的《喋血街頭》（1990年）和陳可辛執(zhí)導，于去年上映的《投名狀》。這三部影片，故事相仿，卻各有側重，簡單言，張版近俠義傳奇，吳版近時代寓言，而陳版則是將民間演義拉升一格，拍成了戰(zhàn)爭政治悲劇片。

1990年，脫離電影工作室的吳宇森自組公司，自感不再受制于人，意欲大展拳腳，傾力攝制了耗資兩千萬余的巨制《喋血街頭》，此片故事靈感即來源自乃師張徹曾經(jīng)拍攝的刺馬故事，誰料想此片票房大敗，即便是在次年的金像獎上，也敗給了全面豐收的《阿飛正傳》，以致吳宇森心灰意冷，拍罷賀歲喜劇《縱橫四?！泛?2年的《辣手神探》后，便遠赴好萊塢發(fā)展去了，當然這些都是后話。

說來巧合，在《喋血街頭》上映的當年，有一部同樣翻拍刺馬故事的影片上映，執(zhí)導的也是張徹的學生，這即是嘉禾投資，成龍監(jiān)制，午馬執(zhí)導的新版“刺馬”：《西環(huán)的故事》。

相較于前文所提的三版“刺馬”的題材創(chuàng)新和投資規(guī)模，《西環(huán)的故事》顯然平庸許多，午馬只是將“刺馬”故事移植而來，做些相應的調(diào)整，由武俠片而警匪片，所以看起來雖然親切可人，但實在無甚新意。

片子雖然無甚可說，但是拿《西環(huán)的故事》與《刺馬》比照一番，倒能作為一個有趣話題的例證，即是香港武俠片與英雄/黑幫片的關系。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是武俠/功夫片大行其道，邵氏的張徹、楚原、劉家良，嘉禾的李小龍和成龍，都在武俠/功夫片領域頗有建樹。兩家公司斗的精彩紛呈，諸家門派也各有風格，各具特色，但是整體而言，影片題材卻都相較簡單，一則古裝武俠，一則清末明初，不是舞臺感極重的虛化江湖，便是嬉皮笑臉的功夫小子，其余的上海灘黑幫傳奇，罪案題材影片等等，都小打小鬧，不成氣候。

直到八十年代初，情況才有了改觀，新藝城異軍突起，奮斗房七人組另辟新徑，講卡司講排場，大玩時裝摩登動作片，制作精良的《最佳拍檔》系列令邵氏、嘉禾的武俠/功夫片看起來無趣老套，簡直落伍。是時邵氏片場制式微，轉而投身電視，德寶崛起，香港影壇由是呈出一段嘉禾、新藝城和德寶三足鼎立的時期，而以投資人或創(chuàng)作人率軍統(tǒng)領的中小規(guī)模制作公司亦成潮流，其中佼佼者徐克的電影工作室終于拍出了《英雄本色》，英雄片由是風靡一時，而值得一提的是，武俠/功夫片即是英雄片的一個重要來源。

吳宇森師承張徹，與嚴重西化的新浪潮導演們有所區(qū)別，他的槍戰(zhàn)片既有慣常港式武俠/功夫片的特色，又融入黑幫、偵探、槍戰(zhàn)等等元素，亦中亦西，亦土亦洋，終成大器，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黃金時期，影響最大，跟風作盛行，成為一時之主流，而《西環(huán)的故事》即是當時很典型的跟風作之一。

英雄片的基本構建是賦予俠義精神的有道之盜，代表秩序和法律的正義警察，與無道之盜和壞警察，三方互動形成劇情，基本上與武俠片的正邪門派斗爭相仿，區(qū)別在于英雄片中“正義警察”的地位相對頗高，這是虛擬的江湖與現(xiàn)實的法治社會轉換中必要的調(diào)整。吳宇森在《英雄本色》中，將正義警察與親生兄弟做合并處理（即是張國榮飾演的弟弟），大大增強了戲劇效果，而在《喋血雙雄》中，吳宇森將力量集中于有道之盜與正義警察之間的互動上，在二者既認同也背離，既合作也斗爭的復雜關系上大做文章。

張徹版的“刺馬”比較接近民間俠義故事，基本上是民間熟知的劉關張結義故事的反面版本，從相識、相知到結成生死兄弟，都與三國如出一轍，后來馬新貽的背叛和張汶祥的復仇，也都映照了俠義故事中宣揚的重情誼，輕顯貴的慣常主題?！段鳝h(huán)的故事》的影片主題與原版并無二致，但是由武俠片到英雄片的轉換，卻顯出二者的些許不同。比方董驃飾演的正義警察和鬼佬壞警察，比方欺壓弱小的無道之盜，都是原本“刺馬”故事中沒有的，前者是武俠片現(xiàn)代化的副產(chǎn)品，后者則與武俠片中的邪派勢力相似。

當然倉促趕制的《西環(huán)的故事》，在任何一個層面上，都無法與吳宇森式的改良版武俠片（即英雄片）相較，但是拿他來與張徹和吳宇森的“刺馬”故事比照一番，倒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