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an Maric將飾演前蘇聯(lián)著名諷刺作家謝爾蓋·多甫拉托夫。影片聚焦多甫拉托夫生命中的短短六天,呈現了70年代蘇維埃的政治酷寒和動蕩。多甫拉托夫將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天賦和獨立而戰(zhàn),而他的藝術家朋友們卻紛紛離他而去。唯一和他站在一起的人是他的朋友約瑟夫——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
這位畢生以俄語寫作的俄羅斯作家,最終沒能回到自己的祖國?;蛟S也只差一點。但他的文字回來了,像好友布羅茨基所堅信的那樣,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文學的失意者”
提前十分鐘趕去看早場公映,排隊等待空前漫長。由于票已售罄,身旁有好些焦急又失落的爺爺奶奶。偌大放映廳上下兩層座無虛席,當燈光暗下片名顯現,全場肅靜,像迎接一場期待已久的儀式。
謝爾蓋·多甫拉托夫于中國讀者或許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對于20世紀俄羅斯文學卻有著不可小覷的意義:在西方,他是堪與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齊名的俄語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出版發(fā)行,有十篇短篇小說刊載于知名雜志《紐約客》;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本土終于在官方意義上正視他的創(chuàng)作,在追憶時冠以“偉大”二字,稱其為俄羅斯僑民文學的標桿。
然而所有這些身后的盛贊與功名對于多甫拉托夫本人而言幾乎毫無意義,像某種遲到的平反,傷害和死亡皆成定局,更多只是給存活者一些寬慰。作家本人始終視自己為文學的失意者:“生命短暫,人本孤獨。只希望這一切已經足夠苦悶,讓我能繼續(xù)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p>
1941年,多甫拉托夫生于一個戲劇之家,由于戰(zhàn)時疏散而在烏法內務人民委員部公職人員住宅內度過了人生最初的三年,1944年回到列寧格勒,定居于魯賓斯坦街23號。1959年他被列寧格勒國立大學語文系芬蘭語專業(yè)錄取,那時便與約瑟夫·布羅茨基等詩人、藝術家相識,兩年半后因為成績不佳而被開除學籍。他在勞改營警衛(wèi)處供職三年后重回列寧格勒時,布羅茨基說他就像從克里米亞歸來的托爾斯泰,帶回大量創(chuàng)作手稿和不可名狀的驚愕目光。這次,他考取了列寧格勒大學新聞系,新聞工作也成為了他余生主要的生計來源,盡管他始終說:“我對事實不感興趣,經常顛三倒四,謊話連篇,做事不精細,人也缺乏活力,簡單來說,并不是什么新聞工作者?!绷硪环矫?,他畢生寫作,但不確定自己是否算是作家,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作家的創(chuàng)作涉及到更嚴肅的問題,他們所寫的是人們?yōu)榱耸裁炊钜约皯撊绾紊?。而講述者寫的則是人們現實生活的樣貌?!?/p>
“節(jié)日將至,一切如舊”
電影截取了多甫拉托夫生命中極小的片段,聚焦于1971年11月7日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紀念日前的一周。對作家母親兩次提到節(jié)日的話印象很深,一次是說快過節(jié)了,卻沒有什么愉快的氛圍;另一次大概是說又要過節(jié)了,可生活還是以前的老樣子。話語里沒有特別的情緒,聽了卻讓人唏噓。
如今這個紀念日已經被11月4日的民族統(tǒng)一日取代,是大家新年前最后一個可期待的假期。早在作家誕生那年的11月7日,軍隊在紅場閱兵結束后冒著風雪,徑直奔赴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前線。更早的時候,多甫拉托夫所敬重的作家普拉東諾夫筆下索求真理的沃謝夫在三十歲生日那天,由于上班時間沉溺思想走神怠工而被賴以為生的小機械廠解雇,說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茍且偷安沒有一點覺悟,說我們的信念都被某個人或少數幾個人挖走并據為己有。而三十歲的多甫拉托夫正因為拒絕茍且偷安而彷徨、消極、沉溺酒精,陷于困頓無望的境地。
從手法上看,導演所善用的長鏡頭、淺景深,以及對話與場景音強弱疊加的音響效果極好地表現了那種緩慢、隔閡和疏離。無論置身于聚會或流連于人群,主人公總像在漂浮著,連與人談話時也常是游移的神態(tài),耳朵在近旁,思想不知在何處。一方面,觀眾如我屢次在內心呼喊“能不能靜止下來好好聽人說話”,另一方面,這或許正是作家個人特質的表達,是一種無可奈何居于局外的焦灼心境,像電影開篇的畫外音所說:在蘇聯(lián),如果你的作品無法發(fā)表,你就無法進入作家協(xié)會,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沒有你這個人。這種荒謬對于20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信念的絕對篤定與生存的極度困窘,伴隨了許多作家漫長或短暫的一生。
“孩子們不愿說俄語,而我不愿說英語”
電影最后用字幕簡要呈現了布羅茨基與多甫拉托夫二人之后的生活動向。1976年,多甫拉托夫被蘇聯(lián)記者協(xié)會除名,1978年由于當局迫害,離開蘇聯(lián)遠赴紐約,并擔任《新美國人》周報的主編。這份周報在美國俄僑界變得頗受歡迎,而多甫拉托夫也在80年代中期達到其創(chuàng)作成就的高峰,作品多次在《黨派評論》與《紐約客》等雜志發(fā)表。那時的美國對他來說是自由寫作的唯一出路,但他從一開始就表示,不會涉及關于美國的題材,也不會用英語寫作。他認為俄羅斯僑民作家總是極少觸及外國主題的,哪怕是納博科夫筆下的俄羅斯人物也總是更鮮活,而外國人物常傾向于程式化。
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因心臟疾病在紐約去世,葬于當地的猶太墓地。這位畢生以俄語寫作的俄羅斯作家,最終沒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或許也只差一點。但他的文字回來了,像與他惺惺相惜的好友布羅茨基所堅信的那樣,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我很早就放棄了‘美’這個理念,藝術是美的,不追求美,沒有人會創(chuàng)造藝術,但美不是終點,它是誘餌?!?/p>
“沒有美,我們無法超越美,但席勒說過,所有發(fā)現美的人終將意識到,在美之后,是真。真是什么?你無法用理性來定義它,但你可以感受它。”
——切利比達克
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正文數不能少于140個字是什么傻逼規(guī)定???
(本文首發(fā)「奇遇電影」)
今年的柏林電影節(jié)主競賽,有一部來自俄羅斯的傳記片十分引人矚目,來自三年前憑借《電子云層下》入圍柏林主競賽的導演小阿列克謝·日耳曼。這位關注和擅長政治性題材的導演,帶來了一部涉及前蘇聯(lián)歷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個關于個人如何與時代對抗,如何維持尊嚴與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開頭就提出了關于“存在”的問題,身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協(xié)會,便不能正式發(fā)表作品,也就意味著作家并不“存在”。
這樣的悖謬在那個政治逐漸高壓的時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劇也由此開始??释玫焦俜剑ㄉ踔潦菈衾锏牟腥漳虮救耍┏姓J與寫出心目中好文學的矛盾作為線索貫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線性敘事里,導演以四兩撥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個深陷自我認知矛盾與創(chuàng)作悖論的年輕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電影開場不久,便以一場調度精湛的長鏡頭室內戲,不露痕跡地顯示了導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樣不得志的作家/藝術家同儕們聚會,長達五分鐘流暢自如的一鏡到底,為我們徐徐展現一副七十年代蘇聯(lián)地下文學圖景。大家觥籌交錯,高聲談論著文學與藝術,暖黃色調的運用更幫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夢幻氛圍,恍惚間讓你以為身處20年代的巴黎蒙馬特。
可這樣的熱鬧與溫暖也只能持續(xù)五分鐘,屋外寒風肆虐而沉悶壓抑的世界,才是他們日復一日必須忍受的真實生活。
下一個鏡頭,從聚會出來,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詩人朋友布羅茨基散步,談論到作家流亡的問題,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壓的布羅茨基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們只有一個祖國,不是嗎?”
諷刺的是,影片臨近尾聲時打出字幕——“迫于當局壓力,布羅茨基被迫離開了蘇聯(lián)”,這位當代最偉大的俄語詩人之一,最終客死他鄉(xiāng)。這兩個當年在雪夜里談話的心高氣傲的年輕人,終其一生以母語寫作,恐怕從未想過自己會迎來這樣的結局。
這讓我想到在同一個時代蘇聯(lián)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兩位著名作家遭遇了類似的命運——猶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瑪,以及我們更熟悉的米蘭·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蘭·昆德拉大肆批評蘇聯(lián)行徑,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國,后來成為法國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權利。在遠離故鄉(xiāng)的同時,他也漸漸遠離政治,拒絕將自己的小說視為“政治作品”,盡管我們都對《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和《生活在別處》的政治隱喻十分熟悉。而同為作家的伊凡·克里瑪那時在倫敦,他回到國內并堅持留下來,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艱難,被迫當工人謀生。他拒絕了美國幾所大學的教職邀請,但在蘇聯(lián)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無法真正當個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淪為“地下文學”。幾十年后,克里瑪在一次采訪中,解釋自己當年的決定——“對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種致命的決定,因為你失去了和自己語言的聯(lián)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會的聯(lián)系。”
而選擇堅守故鄉(xiāng)和寫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個冬天,發(fā)現熟悉的文學語言正在逐漸“陌生化”。報社總編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現“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應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種英雄主義?!钡@種選擇冷眼旁觀的知識分子式英雄主義,在當權者眼里顯然不合時宜。
多甫拉托夫日復一日做著荒誕的夢,可醒來比做夢還要糟糕。
同樣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雜志社割腕自殺;靠黑市貿易賺錢為生的好友,死在了無辜士兵的車輪下;他自己則因為寫不出編輯要的那種文章被解雇,拒絕了“寫爛詩”的要求,帶著最后一絲自尊轉身離開。只有在夢里,他才能夠淡定地直面最高領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殺大權”的泌尿科大夫罵個狗血淋頭。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溫斯頓只有在寫秘密日記的時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實的情感,對周遭的一切提出質疑。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熬的冬天。
一群懷抱理想的文學青年和藝術家,出版的機會遙遙無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溫水煮青蛙” ,日復一日地忍受失望,一點點磨蝕掉閃著激情的心靈。
四天的時間里,他們可以反抗,可以對酒當歌,在聚會上朗讀詩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記明天將是新的卻又毫無新意的一天??墒且粋€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們如何對抗數倍于他們本身的力量,繼續(xù)過著孤獨且不被認可的生活,并在這樣的生活里保持創(chuàng)作的自覺?
好在,看似無望的生活里,導演日耳曼仍為我們埋了一線關于善良人性的伏筆,我想這才是他拍攝這部回溯故鄉(xiāng)歷史傷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極的多甫拉托夫,卻有幸擁有一幫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邊的這些同樣過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發(fā)自內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盡最大努力幫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臉上是無奈的神情,“一切還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沒有盡頭”。想到小說可能永無出版機會,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皺起眉頭,前妻列娜蹲下來輕柔地安慰他,“你沒做錯”。她溫柔而固執(zhí)地一遍遍重復,“我們會熬過去的”。
我記得一個鏡頭,多甫拉托夫抱著睡眼惺忪的女兒,告訴他的“戰(zhàn)友”布羅茨基,“我從八歲起就決心當一個作家”。在文學失落的年代,在遠離故土的異國,依然要堅持寫作。
在不自由的時期,當我們被謊言所轟炸,每一件真實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實際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為虛無和遺忘時,寫作是為了戰(zhàn)勝這種毀滅。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種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zhàn)和真誠在它手中泯滅。
——伊凡·克里瑪《布拉格精神》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對抗著時代的沉淪。
在雜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為雜志社把不用的投稿當廢紙賣掉而氣得偷偷抹眼淚;落魄的藝術家好友們,隨便找個什么地方就開始彈起吉他,開起派對。
另一場令我印象極深的戲,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訪一位工人詩人庫茲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種極力維持著自尊的方式,談起自己破滅的愛情,但隨后的鏡頭卻無關這位工人詩人,而是他的工友們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這里的兒童們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會為二戰(zhàn)時被納粹炸死的孩子們痛哭失聲。這樣閃光的人性,令我肅然起敬。
導演阿列克謝·日耳曼此番首次與《修女艾達》和《冷戰(zhàn)》攝影指導盧卡斯·扎爾合作,為《多甫拉托夫》貢獻了極具水準的視聽語言。
緩慢游走的鏡頭常常貼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臉,在臉部的特寫里,我們凝視著多甫拉托夫面無表情的臉,而他凝視著面無表情的現實。淺景深特寫鏡頭將多弗拉托夫與周遭的人群拉出距離,強烈的疏離感油然而生。絕大多數時間,多甫拉托夫就沒好好聽人說過話,無論是雜志社的編輯、上流社會手握權力的泌尿科醫(yī)生,還是自己的前妻、曖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別多年的異性好友,他的臉上總是一副游離而無謂的神情,回應也總是寥寥數語甚至沉默,他只習慣在文字里表達強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將七十年代蘇聯(lián)壓抑、憂郁的氛圍營造得相當成功,刻意調低對比度的畫面像在蒼白的現實上籠罩了一層柔霧,更讓人看不清未來在何處。整部片子的色調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幾個夢,幾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對當時“白色恐怖”的遙相呼應,每個人都被困在這片看得見摸不著的白色迷霧之中。長鏡頭造就的克制緩慢的影片節(jié)奏和大面積的白色色調的畫面,恰到好處地烘托出權力對個人生活的鉗制和幾近窒息的環(huán)境,又不至于太過。
這樣如迷霧般清冷憂郁的氛圍,令人聯(lián)想起以長鏡頭美學聞名的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的《鯨魚馬戲團》。 但比起壓抑到令人喘不過氣的《鯨魚馬戲團》,《多甫拉托夫》的“憂郁”氣質被穿插其中的爵士樂和蘇聯(lián)文學笑話“消解”不少,“生命之輕”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羅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瑪都活著看到了龐大體制的坍塌和個人境遇的改變,一切都仿佛發(fā)生在一夜之間。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紐約去世,一年后蘇聯(lián)解體,在那之后不久,俄羅斯官方正式認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學價值,并冠以“偉大”二字紀念。但他沒等到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遠還是那個憂郁的、在列寧格勒大街上游蕩的年輕人,手里緊緊捏著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華橫溢,還有點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個富有詩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視鏡頭結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車頂坐著,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車緩緩駛過雪地,他向四周張望。在那一瞬間,他仿佛是一位得到萬眾愛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學國度里的國王。
“語言是唯一幸存之物。”
看俄羅斯電影《多甫拉托夫》,這句話給我印象最深。
時間是1971年,列寧格勒的街頭。
布羅茨基對多甫拉托夫說了這句話。
兩位作家后來移民到美國,在異國他鄉(xiāng)名聲鵲起。
我們總是驚異于俄羅斯文學短短幾百年創(chuàng)造的成就:“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
俄國革命雖然破壞了這段進程,但文學的發(fā)展并未停滯。
答案很可能潛藏在布羅茨基說出的話中,“語言是唯一的幸存之物”
因此一切均已毀滅,“共同體”可以在語言上重建起來。
不可能沒有過危機,雖然不知道具體的實情。(我并不懂俄語)
僅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這條教規(guī),已經剝削了大部分文學的創(chuàng)造力。
俄羅斯文學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延續(xù),也許是因為語言規(guī)則已由偉大的作家建立并完善。
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
他們的寫作為俄語樹立典范,從而能夠滋養(yǎng)后來的創(chuàng)作者。
蘇聯(lián)時期的作家以此為后盾,抵抗語言的侵蝕。
少數的他們捍衛(wèi)了俄語的尊嚴:曼德爾斯塔姆、別雷、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
反觀中國,與俄羅斯何其相似的命運,但漢語卻沒能像俄語那般幸運。
漢語與俄語是不同的:白話文作為書寫工具僅逾百年,漢語的精華在古文里。
俄語尚有一種傳統(tǒng)來對抗剝蝕,白話文顯得孤立無援。
民國時的現代作家沒能創(chuàng)造白話文的傳統(tǒng):規(guī)則在生成中,卻被無情腰斬。
及至后來的政治運動和翻譯文學的泛濫,白話文面目全非,使用毫無章法。
現代漢語幾乎失去與古文的聯(lián)系,而與外文(主要是英文)越來越近。
于是,日常用語充斥進“翻譯的腔調”,漸漸習以為常。
各位倘使不信,只需讀下我寫的這篇文章,
足夠作為批判的靶子說明劣譯有怎樣不良的影響。
閱讀思果先生的《翻譯研究》,讓我警醒。
書里列舉的不地道翻譯不正是我平時使用,卻很少意識到問題的表達嗎?
如果此時還不護衛(wèi)起漢語的尊嚴,恐怕不會再有機會。
正是大家毫無意識的日常使用,現代漢語才逐漸敗壞。
因此,電影中的那句話應該換成這樣:
“在中國,語言也沒能幸存?!卑г铡?/p>
多甫拉托夫。 電影即將結束,我先簡單說下感受 1.文藝青年的悲哀不在于他的命運、情感、挫折、理想……悲哀與這些這些統(tǒng)統(tǒng)都沒關系。關鍵的問題是他知道的還不夠多,看到的還不夠廣。 2.切莫讓名詞物化你的思維,是你要成為什么樣的人,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你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這是具體而且清晰的,模糊的詞匯請交給那些研究歷史,善于總結歸納的評論家們。 3.電影的藝術在于記錄,在于重現,也在于天馬行空的想象種種,這是一部很經典的藝術電影(也是傳記電影,里面的謝爾蓋充滿了中年文藝作家的種種問題和煩惱,有理想與現實(這就包括了家庭問題、創(chuàng)作、生存……種種),有智識與期望……他們其實在不知不覺的停滯不前,以為到此為止,卻全然沒有在意更浩瀚的思維,更廣闊的世界,以及更奇幻的故事。 嗯,他們不值得被同情,不值得被憐憫,但值得尊重,畢竟傻子真的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多。 另、有句話不想寫,但心里一直有著,和著名作家有關,但卻又不想說,所以啰里啰嗦一堆自證清白。(主要是我不相信很多人會有那樣的堅持之類的,甚至還可能存在假堅持2333) 與主流對話相矛盾的話,堅持與否看自己吧。 請不要太過寄希望于自己的天賦,天賦誰都有,但很少有人能夠出彩,平庸作家生產文字垃圾,但是大部分都是平庸之人,哪怕是受過良好教育、通曉古今……若是缺少思考,他依然平庸。 我并非覺得自己高貴,只是站在了一個看上去高貴的角度,如有冒犯不要在意。(但歡迎討論) ——有鑒于該言論容易引起仇恨以及敵視。 末尾寫、古倫木留 最后還是很勵志的,和波西米亞狂想曲這樣的片子相比,我更喜歡多甫拉托夫。 相比于其它電影,這倒是對電影技術本身談論少,對電影內容談論多的典型例子了2333
無獨有偶,這部作品與戛納上大放異彩的《盛夏》一樣都瞄準了前蘇聯(lián)70、80年代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生存狀態(tài),毫不掩飾地刻畫出前蘇聯(lián)政府壓制文化、禁錮思想與自由表達的極權政策,也由此表現出俄羅斯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的堅決立場態(tài)度。相比起用MV手法還原地下?lián)u滾樂手的婚外戀情故事,今年初在柏林競賽的這部作品顯然要貼近傳統(tǒng)的人物傳記片。導演用極度風格化的手法描述一位不為外國觀眾所熟悉的作家,在時間跨度僅僅幾天里的情節(jié),逼真地還原出逼真當年前蘇聯(lián)政府嚴格監(jiān)管下,文學作家的創(chuàng)作空間飽受束縛的普遍壓抑感。作家要么為政府寫贊歌,否則作品無法發(fā)表,要么無法承受生活壓力選擇自殺,或者鋌而走險被逮捕而遭遇意外不測。 透過風格化的構圖畫面,從頭到尾都感覺主人公身處在灰蒙蒙的塵霧之中,背景總浮現出虛幻隱秘的特質,這似乎與影片的批判主題緊密相關。主人公作家漫無目的地游蕩,無論在文學沙龍還是在雜志社都顯得格格不入,瀕臨失敗的婚姻與貧困邊緣的生活給他接連不斷的打擊,愈發(fā)讓觀眾感受到極權政府對知識分子創(chuàng)作與表達自由的鉗制。 影片里出現了大量俄羅斯著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這對于不熟悉前蘇聯(lián)文學史的觀眾是一種巨大的挑戰(zhàn),往往難以吃透對白里的諷刺表達。情節(jié)編排的反高潮設計也令節(jié)奏感變差,過于平淡的敘事與沉思狀的主人公無法產生太豐富的感染力,自然也令人感到沉悶與無趣,這也是影片較為遜色之處。
和《紙兵》幾乎一模一樣的啊....橫搖長鏡頭,虛焦主角描述大環(huán)境,尤其是雪地那場超現實的長鏡頭 完全沒有什么進步
4.5 多甫拉托夫的抒情曲,漫無目的四處漂游的一周。導演個人風格刻痕依然顯著,畫面低對比度色調柔和,仿佛蒙著一層輕霧,夢境般的虛幻氣息彌漫在列寧格勒的每個角落。這里是藝術家們摯愛的故鄉(xiāng),他們播撒熱情的荒涼游樂園,但他們卻不存在,亦不知道該如何存在。
#Berlin2018# 比同類題材去年上影節(jié)倆獎的[哈爾姆斯]還要好一點,也比小格耳曼前作好(雖說長鏡頭拖沓的毛病依舊),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郁悶一周,列寧格勒文藝圈的趴體用長鏡頭真是調度精湛,攝影依然很棒。男主選得有點太喜感,出戲。今天的中國文藝圈看到這個片子大概會分分鐘覺得膝蓋中箭吧。
這片土地上人們都已死去,活著的只有語言。#68berlinale
講述一位作家在時代下的格格不入,人物表現欠佳,對時代的觸摸有淺嘗輒止,這次的日耳曼有點讓我失望。
對男主無感,感受不到應有的魅力,覺得若是對作家全無了解的觀眾,看過電影大概也不會想看他的書了。但那些作品真的很棒啊,笑著笑著就哭出來那種。九點半早場全無意料的上座率,買到樓座末排僅存的兩個座位之一。
拍這樣的電影 完全的反商業(yè)行為啊
開篇的6分鐘室內長鏡頭很有趣,主要的出場人物就這樣串聯(lián)了起來。奇妙的是,你有時候分不清影片里是荒誕還是現實,又或者這兩者本身就沒有任何差別?!拔覀內ネ弟嚢?,這比你寫這些東西更真誠!”即便是幽默,也會自帶一種悲壯的氣息。但他們是該慶幸的,因為這些東西現在可以出現電影里,或許也只會出現在電影里了,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它依然真實而滑稽地上演著。
俄國電影的聲音系統(tǒng)總是需要充分的形式感予以支撐。因此本片一方面有著肅穆中旁白的通暢感,另一方面卻立不起任何一個落到實處的室內多人物對話場景的聽覺空間,倒不如更個體中心些。索科洛夫/塔氏都有此覺悟,而能做群像的那幾位,實際上聽覺系統(tǒng)已經部分好萊塢化了
讓我回想起安哲是如何通過運鏡來表現人物狀態(tài)的,緩慢悠揚的長鏡頭將踉蹌的腳步變成翩躚的舞步,高壓的氛圍被稀釋成一種抽離的狀態(tài),政治訴求被一再縮小并藏掖在個體的彷徨中。東歐的地理與政治環(huán)境總能越過時空的迷霧繚繞遠遠地喚起我的“鄉(xiāng)愁”,我想我應該自詡是個知識分子,關心人類,更關心存在。
如果從宏觀角度把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歸類為俄國文學的話,加上高爾基,屠格涅夫,契訶夫,也算讀過幾本。無論是沙俄,蘇俄,蘇聯(lián),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文學就像其國土一樣“著作等身”。文學巨擘也是層出不窮。如果說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觸及的彼岸是因為其歷史凝煉的恢宏,那諸如《古拉格群島》,《日瓦戈醫(yī)生》,《我們》,《生存與命運》則更是加持了歷史悲劇的共鳴。他們有沒有“傷痕文學”一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們的傷痕和他們太多像似,而且,我們的傷痕在經歷了“好了傷疤忘了疼”之后大有“舊傷未愈又要添新傷”的態(tài)勢。
與當下環(huán)境幾乎無縫連接的共鳴感,一個偉大而平庸的時代,一個即將萬馬齊喑的年代,生活本身并不殘酷,隨著多甫拉托夫穿梭在列寧格勒,歷經一樁樁無足輕重的小事,卻令人隨時有窒息感。
在噤若寒蟬的年代,如何保持心口如一地書寫,如何守住內心最后一道捍衛(wèi)自我尊嚴的防線,如何繞開重重屏障保存唯一幸存的語言?1971年,需要典型“英雄”的年代,二戰(zhàn)結束25年后的蝕骨重見天日,一切不可言說,一切皆有偉光正航標引領。氤氳色調疏離孤寂,穿行在室內的靈活調度,切切嘈嘈的眾聲喧嘩,他如無名幽靈般游蕩在各國家機器門口,這是一個失去身份標識的流亡者,卻堅持終身以俄語寫作,一切終將過去,他們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存在。
主要是我對題材和形式都沒有什么感想。3.5
對七十年代蘇俄政治高壓的社會景觀呈現十分迷人:白芒、肅靜、工業(yè)建筑。淺焦鏡頭讓人物站在莫名空曠的畫框之中。浮光掠影地記錄文人插科打諢的日?,嵥?,自以為英雄氣的個體反抗多是徒勞。不過問題就是太過瑣碎,缺乏某種凝聚的軸心,耗盡了觀眾的震撼感。
沉浸在理想光暈下的《多甫拉托夫》無法從宏大命運里看見自身的存在價值。生活在上世紀70年代蘇聯(lián)嚴冬時期的艱難以及渺小個體的無力感被鏡頭放大拉長塑造成了一種永恒式的時代精神,男主角就這樣做夢般的游蕩在整個柔和而又苦澀的世界里。這或許是作者私人的感受,他想要觀眾更多地緬懷而非認識那些終生不得志的藝術家。
我是真的很希望自己懂一點俄語,好能從語言的細節(jié)里分辨出哪些是宣言式的權力話語,哪些是刺人也刺己的苦澀諷刺,哪些是真實的情感釋放。不過我猜小日耳曼的風格確是在取消這些細微的區(qū)別。帶著柔光效果的長鏡頭滑過一個又一個場景,好像是在發(fā)夢,又像是在帶著感傷而緬懷。這和多甫拉托夫真實生活里的艱難大相徑庭。不得志的藝術家哪里都有,可影片如此寡淡如此間離的處理方式讓他的掙扎既不像西西弗斯般富有存在主義色彩,也沒有抗爭式的憤怒,只剩下一些磨平了的苦澀感,放在嘴里如同嚼蠟。說不定這就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的時代精神:一種麻痹了的宿醉感。
早就聽說過前蘇聯(lián)導演阿列克塞日耳曼(1936-2013)的名字,他一生只拍過五部電影,三部被禁演。前幾年在影展里看過他的《二十天無戰(zhàn)事》,不同凡響。今天終于看到他兒子小阿列克塞日耳曼(1976出生)的這部新片。它描寫兩位七十年代離蘇赴美的作家(一位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位的作品90年代后在俄國大紅)幾天的生活狀態(tài),角度獨特,影像生動。表現上世紀70年代赫魯曉夫“解凍時期”后的勃列日涅夫的“回歸年代”,將那時文化界的壓抑、禁言、迫害;苦悶、騷動、頹廢等氣氛描寫得十分到位。時隔近半個世紀了,年輕一代的藝術家們,對得起他們的父輩和時代。
沒看懂,我是個偽文藝青年。
調度太舒服了,塔可夫斯基加費里尼的合體。比《盛夏》好一百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