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巧合，在法律電影選修課上，走進了堆堆坪，走進了山杠爺的“理想國”，在這小小的山頭上他站在道德制高點，按照“上面”的指示守護者堆堆坪的安寧，捍衛(wèi)著堆堆坪的基本道德準則。

電影一開始提及山杠爺與剛從學堂回來的孫子討論村規(guī)與國法的區(qū)別，最終又以孫子主動承認是自己為了弄明白村規(guī)與國法哪個更重要而向警察舉報了山杠爺作結。這一伏筆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回頭一想，一個孩童的好奇心就將原本平靜的堆堆坪從山杠爺的“指揮”下釋放了，或者說從此在堆堆坪上山杠爺的人治時代一去不復返，

究其本質，還是應該說法治解放了人治，中國的法制化進程正在推進。

山杠爺犯法而不知到認罪伏法這一過程生動地展示了那個年代大多數人特殊的法律普及途徑，也說明了當下農村普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反觀當下，我們的時代在進步，經濟在發(fā)展，而法制時代卻時不時在倒退，我們在追求所謂“公正”人治的路上破壞了法律底線，阻礙了法治社會建設。我們需時刻警惕山杠爺的“國法就是村規(guī)，村規(guī)就是國法”思想，時刻謹記“法治高于人治”這一根本指導思想。

國有國法，村有村規(guī)，多給熱心的山杠爺們一點善意，也多給人治到法治的轉化一點時間。普法之路漫漫，愿你我攜手，砥礪前行。

導師上課講中國共產黨領導方法時提到的電影。很好的一部電影，反映了許多現實問題，從不同角度解讀會得出不同的認識。如老生常談的法理與人情的關系問題、領導方法的問題、基層農村社會的管控與治理問題、開明專制與民主的問題等等。不可否認，山杠爺是一位有理想信念，對黨忠誠，執(zhí)行黨的政策不折不扣，清正廉潔，愛憎分明，有魄力有手腕的強勢領導，似乎可以算得上現在大力提倡的“李云龍”型干部，放在當下絕對屬于干部隊伍中稀缺品。但為何這樣的好干部，最后仍然免不了牢獄之災，難道僅僅是因為山杠爺是個文盲，缺錢法律常識嗎？或許并不是，從山杠爺和孫子以及縣檢查人員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山杠爺有自己對村莊管理的非常穩(wěn)定的理解，他深信法律那一套并不一定適用于堆堆坪，即使他有法律常識，也許他依舊會采用自己的手段。這就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問題，當人們的身子步入現代，而思想卻依舊停留在傳統(tǒng)，甚至傳統(tǒng)因素根深蒂固，基層農村該如何更好地治理？

未完待續(xù)～

一、轉折年代的矛盾雙方——“山杠爺”何以被告？ 《被告山杠爺》，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法治相關電影，講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一個故事，主人公是我國西南某較偏遠的村子堆堆坪的村支書山杠爺。他“治村有方”卻觸犯法律成為被告。電影上映后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蘇力先生也寫了一篇《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探討了“西方法治”和“本土法律資源”的關系，該文也奠定了大家對于本電影討論的基調，也就是西方或者說現代法治與中國傳統(tǒng)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分析“為什么西方/現代法治不能適應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現實情況”。 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深入該電影的時代語境，我們會發(fā)現，蘇力先生的文章一筆帶過的“由于種種因素，中國農村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領域內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因為政府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法律”服務來保持這些社區(qū)的秩序?！笨赡茉谀撤N程度上是更為重要的大背景。 九十年代的中國，最重要的一個議題之一就是三農危機，所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從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農業(yè)稅、提留等稅負非常沉重，但是政府基本沒有為農村提供任何應該提供的、與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務。事實上，當時農村所有的公共服務幾乎都是自發(fā)組織的，組織者呢，就是少數或合格或不合格的“山杠爺”們。 我們需要認識到，在那個特殊的、大轉型時期的歷史環(huán)境下，這一矛盾的雙方——山杠爺和“上面”，代表的至少不僅僅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人治”和“現代法治”，為什么呢？ 從山杠爺這邊來說，“他是國家權力與農村社會的交匯處,他既是國家權力的末梢,也是鄉(xiāng)土社會成員?！彼纳矸菔恰按逯保錂嗤膩碓?，并非完全來自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宗族，而是部分來自“上面的授權”；其行為的標準，也不僅僅是基于鄉(xiāng)土社會的要求，更是基于對“共產黨員”的要求（當然，這種要求可能部分出于他們自己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到，山杠爺對于“上面”基本是言聽計從的，村民們同樣如此。山杠爺去鄉(xiāng)里開會、用開除黨籍威脅懶漢，都是其表現，祠堂里面掛滿了的獎狀和毛主席像，更是顯示出山杠爺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執(zhí)行者。他或許是“人治”的，但是并非是一個傳統(tǒng)的宗族家長，他的很多粗暴違法行為，一定程度上是計劃經濟時代法制建設缺失、行政命令與法律不分的后遺癥。他和這個村子一樣，是一個融合了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要素和計劃經濟時代色彩的“長老加黨員”。 而那個時代的“上面”，也就是政府，實際上也是處于一個非常復雜的狀態(tài)中，一方面，它是“半個現代政府”，有著基本上現代化的政府架構和法令——多說一句，這套架構和法令還很不完善，夾雜著蘇式和西式兩種不同的色彩，那位穿著類似軍警制服卻滿嘴現代法治術語的的檢察官就是其代表。另外一方面，剛剛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它的執(zhí)行力和對基層的作用，實際上并不大。我們可以在電影中看到，當地組織建水庫、建小學、修路等等事情，政府都沒有介入，實際上，除了執(zhí)法者偶爾的出現，這個村子可以說并沒有得到來自政府的任何公共服務。而當時的農業(yè)稅、低價收購糧、三提五統(tǒng)等已經讓農民不堪重負。1999年甚至發(fā)生了江西增城活四萬余農民沖擊鄉(xiāng)政府，殺死鄉(xiāng)長等多名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惡性事件。而在法治方面，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健全的法制體系，不管是法律文本還是法律實踐都極不規(guī)范，就拿電影中山杠爺觸犯的刑法來說，電影上映的1994年，使用的是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尚未制定。1979年刑法雖然也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但是沒有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罪名體系也不合理，口袋罪過多（比如投機倒把罪、流氓罪等極其荒誕的罪名），可以說是一部過渡期的法律，事實上是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的要求的，所以只存在了18年。 另外，實際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干部的公共形象和在實踐中的角色，也與電影中表現的不盡相同，電影有意塑造了一個近乎完人的形象，但是顯然這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在公共形象中,鄉(xiāng)村干部并沒有山杠爺的權威和德性,他們或是在收稅時“干部進了屋,數字一公布,大人嚇得篩,小伢嚇得哭,有錢就把錢,無錢就撮谷”；或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給錢就收,不給就走”,可憐巴巴地向農民“討飯”。 所以說，電影中體現的矛盾，更嚴格地講，應該可以說是我國改開初轉型期間，帶有現代色彩的傳統(tǒng)秩序與相對不完善且孱弱的“現代法治”之間的矛盾，是一種隨著時代的轉型必然出現，且隨著時代的轉型必然消失的現象。

二、“山杠爺”的未來——本土法律資源與新時代的法制建設 電影中的山杠爺，作為一個轉型時代的代表人物，現實中自然有一些與其相似的人物，這些山杠爺式的“能人”，認為“一個村跟一個國家,說到底是一碼事。如果把一個村看成一個國家，村規(guī)就是國法;把一個國家看成一個村,國法就是村規(guī)。” 比較典型的，就是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他也是很會治理村子，把經濟社會治理得不錯，也是私刑審判村民犯下刑法。當然，禹作敏比起山杠爺是更像是一個封建家族族長一些，地位也更高，山杠爺知道自己違法后很自覺地接受了調查，禹作敏可是敢扣押檢察官，出動私人武裝與警察對峙，和省部級官員談條件的，最后抓捕禹作敏，是向他謊稱天津市委書記要和他進行溝通，才趁機將他逮捕的。 為什么說禹作敏和山杠爺相似呢？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行使了鄉(xiāng)村社會里最為重要的社會治理權力。山杠爺監(jiān)督全村道德，并且對于違反者進行私刑處罰，禹作敏同樣如此。他從敬老的傳統(tǒng)出發(fā),把老黨員、老復員軍人組織起來 ,專門調解鄰里關系、婆媳關系和各種矛盾 ,推動了社會風氣轉變。同時，他也領導了村子的經濟建設，并且取得了比山杠爺更加輝煌的成績。當然，他們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山杠爺尚未對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進程做出反應，但是禹作敏很快接受并且推進了工業(yè)化，這大概是因為其處于天津，思想較為開放。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禹作敏還是山杠爺，他們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其違法行為，是實實在在的——雖然這種行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時代使然，并不能過分苛責個人。而在時代的發(fā)展進步，工業(yè)化、現代化、法治化逐漸成熟起來的現代，當時還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他們的行為，就是一定要消失的了。有人認為，借助于宗族權力, 國家可以在成本極低 (甚至是無經濟成本) 的情況下實現對于鄉(xiāng)村社區(qū)的治理。 這很明顯是只看到了經濟成本，沒有看到政治成本、社會成本。如果我們放任基層組織由宗族、習慣等等前現代的勢力控制，出現一個山杠爺的概率不算很大，出現禹作敏這種敢于暴力對抗中央的土皇帝，概率倒是不小。 而且，在城市化率已經達到63.89%，鄉(xiāng)村青壯年人口大量外流的時代里，所謂“宗族”的力量，是無法依靠的了。當初蘇力所寫的《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也顯得略有些“不合時宜”了。蘇力認為“中國自古即有法治”，并且認為現代中國的法律應該去適應山杠爺式的“本土法律資源”。這里的“本土資源”，主要是以當時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實際狀況為基本內容的。但是隨著城市化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山杠爺時代的鄉(xiāng)村社會，已經遠遠不能反映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以此作為分析中國法治現實的背景,勢必不能形成涵括當代中國社會的正確結論。畢竟，我們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經超過百分之六十，未來可能要達到百分之七十。本來鄉(xiāng)村社會的治理方式和經驗就很難照搬到現代都市和工業(yè)化社會,更何況在近幾十年的發(fā)展中,包括鄉(xiāng)村社會本身也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并且這種變化還在進一步加劇。因此,對中國法治與土本資源的關系,必須把“本土資源”放大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其他各種條件以及整體環(huán)境中來認識，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而不能回到人治、宗族的道路上去。

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急劇向現代化轉型，在經濟發(fā)展、物質進步的另一面，是艱難轉型過程中的撕裂與陣痛，《被告山杠爺》就是這樣一部電影。山杠爺的悲劇，就在于外面的世界已然舊貌換新顏，可山里的風景卻是一成也不變，于是在傳統(tǒng)與現代、鄉(xiāng)土與城市、人治與法治之間就發(fā)生了無法調和的緊張關系，山杠爺也就成了過時的人，與高速流動的現代社會捍格不入。

當然，依據費孝通老先生的理論范式，鄉(xiāng)土中國本來就是個熟人社會，具有遵循差序格局、信奉禮治秩序、服從教化權力的特點，因此在送法下鄉(xiāng)的過程中，就需要尊重基層邏輯和鄉(xiāng)村實際，適當發(fā)揮傳統(tǒng)習慣與村規(guī)民約這種習慣法的作用。

不過，山杠爺的被“清算”雖然悲情，卻不冤枉，他德高望重，他大公無私，但賢能政治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走向好人暴政。影片中山杠爺采取打人、關押等暴力手段來完成上級任務，這只是冰山一角，殊不知有更多山杠爺式的基層干部（更多的是連山杠爺也不如，甚至欺壓百姓，作威作福），在計劃生育、上交公糧等過程中，為了貫徹上級意志，采取十分冷血暴烈的手段，制造了多少樁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

中國的鄉(xiāng)土社會，從來都是一個由熟人構成的社會。

和城市相比，農村有著更為緊密的人情關系，鄉(xiāng)親鄰里低頭不見抬頭見，在這樣一個天然的封閉環(huán)境里，法律很難得到有效實行。

就像網上說的，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那些“村規(guī)”與“國法”的邊角摩擦，始終在不斷地上演著。

其實在很多電影里，也都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挖掘。

比如知名度最高的《秋菊打官司》，借著秋菊要討個說法的經歷，以“三分戲謔，七分辛酸”的方式把村規(guī)與國法的矛盾進行了一番深挖。

曾獲得第15屆金雞獎最佳影片的《被告山杠爺》，也圍繞著村長山杠爺這一角色，把國法和村規(guī)好好探討了一番。

山杠爺，堆堆坪村的老村長，為人正直豪爽，做事雷厲風行，就任這些年給村里辦了不少實事，樹立了極高的威望。

別的村子里大小糾紛不斷，唯獨堆堆坪這么多年風平浪靜，多次獲得“模范村”的稱號，山杠爺也多次被評為先進模范。

某日，一輛警車開進了堆堆坪，打破了堆堆坪多年來的平靜。

據前來調查的縣檢察院人員蘇琴所說，他們接到了一封來自堆堆坪的匿名檢舉信，信上提到了村里最近發(fā)生的一起自殺案。

原來不久前，一個靜謐的清晨，村里夯娃的媳婦強英在山杠爺家門前懸梁自盡。

悲痛萬分的夯娃看著強英的尸體，邊哭邊說是山杠爺逼死了強英。

這個在堆堆坪“把持大權”多年的老人，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

從一些人提供的信息上看，山杠爺確實犯下過不少違背法紀的“惡行”。

比如為了讓外出打工者回家種地，他會私自拆開他人信件查看寄信地址，再派人到當地去把人強制性帶回。

比如有人犯了錯不服管教，就把人抓起來關到祠堂餓幾天，或者把人五花大綁游街示眾。

強英就是犯了錯被山杠爺下令強行捆綁去游街，覺得臉面丟盡才選擇了輕生。

山杠爺這種極度粗暴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就連他正在讀小學的孫子也在質疑。

爺爺的這些行為，是不是已經犯了法？

但山杠爺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俗話說國有國法，村有村規(guī)，國法和村規(guī)，其實都是一回事！

從這方面來看，山杠爺受傳統(tǒng)思想觀念影響極深，不僅處理問題的手段簡單粗暴，做事也獨斷專行，完全就是蠻橫無理的“法盲”。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盡管山杠爺做事強硬，但村里人對于他的評價，無論是人品還是辦事，卻都是贊不絕口。

比如強英的自殺，事情起因就是由于她不孝敬婆婆，整日對老人又打又罵。

這一天婆婆實在忍不了兒媳的虐待哭著到杠爺家尋求幫助，看著老人身上的淤青，怒不可遏的杠爺決定對其進行懲戒。

晚上，山杠爺借著村里放電影的機會，找來了強英的父母，當眾揭露她虐待老人的事實，讓強英十分難堪。

回到家后，強英覺得氣不過又追著婆婆打，被聞訊趕來的山杠爺等人制止。

但強英仍不知有錯，對著山杠爺等人破口大罵，山杠爺這才下令讓人把她綁起來，第二天去游街。

說到底，山杠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人，為了村子的未來著想，沒有一點私心。

這也是為何調查組來了以后，山杠爺根本沒在意：身正不怕影子斜，隨便他們怎么調查好了！

不可否認，山杠爺辦事盡管粗暴，但他做事的出發(fā)點都是為了治理好這個村子，盡到作為一個干部的職責。

私拆明喜寫給妻子的信，是因為村里勞動力實在短缺，如果都外出打工不回來，家里的田地都將荒廢下去。

當眾打臘喜的耳光，也是因為其身為黨員不以身作則，不愿為村里的水利工程盡自己的一份力。

面對村里很多棘手的問題，山杠爺覺得必須采取一些“鐵腕”手段才能對付。

就像他說的那句“一蠻三分理”，村里很多人什么都不服，只服一個“蠻”字。

不交糧的人被關了幾天，以后再也沒發(fā)生過逾期不交的問題；

看著被扇了耳光的臘喜，沒人敢再對修水庫的事情懈怠，都積極投身到其中。

這種“殺雞儆猴”的策略效果的確很好，整個村子被治理的井井有條，很多人也都感嘆，多虧了山杠爺，他們才過上太平安生的日子。

當得知山杠爺有可能會進監(jiān)獄的消息后，很多村民都泣不成聲，擁在蘇琴等人身邊給山杠爺求情。

這些人、包括山杠爺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一心為了群眾辦事，到頭來卻吃了官司犯了法？

對于片中關于“法”與“理”之間的不和諧，皮哥也充滿了相當復雜的情緒。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鄉(xiāng)土中國》中說過這么一句話：

“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xiāng)間發(fā)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p>

尤其是處于從禮治到法治過渡的那一時期，深受傳統(tǒng)觀念浸潤的村民更是普遍缺乏法律意識，他們所遵循忌憚的還是老祖宗流傳下來的那套道德理念。

而山杠爺正是充當了這樣一位禮教的規(guī)訓者，他延續(xù)著封建宗族大家長式的管理傳統(tǒng)，對那些違背祖訓的人和事進行必要的懲戒。

在他看來，很多法律上的條文，到了村子里并不能完全照搬全收。

就像前段時間進城，他在大街上吐了口痰，被罰了錢；但這個條款到了村子里，該如何讓村民們遵守？

對大多數沒有接受過教育的村民來說，管住他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老規(guī)矩”來推行“新政策”。

“村規(guī)”與“國法”，“人治”與“法治”，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正是處于劇變的中國社會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影片到最后出現了令人愕然的戲劇性轉折：原來寫那封“告密信”的人，是山杠爺的小孫子。

對于爺爺是否犯法的迷惑始終困擾著小男孩，因而他寫信給報社，希望自己的疑惑能夠得到解答，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

表面上看，這是山杠爺小孫子的困惑；實際上，這何嘗不是整個鄉(xiāng)土社會關于法治與禮治的困惑。

影片最后，在村民們凄涼的呼喚聲中，杠爺終究還是被警車帶走了。

那個滿臉淚痕的山杠爺特寫鏡頭，讓人由衷地感受到一種無力和心塞。

借助這一充滿情感沖擊力的特寫鏡頭，影片對觀眾進行了“疑問”和“質詢”：

離開了“人治”的堆堆坪，能否很快步入“法治”的軌道？

在這場村規(guī)和國法的對弈中，究竟孰對孰錯？

隨著法律的逐漸完善健全，希望像《被告山杠爺》這樣的故事，不要再不斷重演。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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