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拋開政治宣傳的色彩，這部片子情節(jié)緊湊、環(huán)環(huán)相扣，講述了少純在老工人父親和鮮貨鋪丈母娘之間搖擺不定，既想不耽誤工作爭當先進工作者，又想靠打野鴨掙錢買新衣裳。但畢竟個人精力有限，打了野鴨子就不能認真工作，而那件新衣裳像座大山一樣，逼迫著他借錢打野鴨。如果不是老父親和好友的及時勸阻，否則就可能陷入“新衣裳-曠工打野鴨-新衣裳-曠工打野鴨”的惡性循環(huán)。

本片批判的是曠工、貴衣和大照片這些資產階級享樂文化。確實曠工打野鴨影響了工廠生產，這點放在現在也是錯誤的，應該按照工廠內部規(guī)章制度做出相應處罰。而貴衣服和大照片，換個角度來想，如果不鼓勵人人買貴衣服和拍大照片，那么為什么還生產貴衣服和提供大照片拍攝呢？何不直接取消貴衣服的生產和禁止拍攝大照片，就像文革時那樣，人人穿著綠軍裝藍褲子，姜昆李文華相聲《如此照相》里只準拍革命照片。

片中雖然沒有明確禁止追求貴衣服和大照片，但時時刻刻提醒著不要忘記革命傳統(tǒng)，“你爺爺我像你那么大的時候還住在牛棚里，一件衣裳都沒有”，暗示追求新衣裳就是背離革命，走資本主義歪路。

本片弘揚的是友良這樣為了實驗而忘記與女友約會、即使家庭困難也拒絕工廠補助的先進工作者。不可否認他們是道德模范，但也正因為道德模范是少數人，也就意味著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做到如此的，他們還是要生活的。工廠實驗成功后廠里發(fā)獎金，具體如何分配片中并沒有明講，但1984年電影《阿混新傳》里講了類似的事情，飼料廠內實驗成功后發(fā)獎金，采取的是平均分配，主導實驗的工程師和在廠里混日子的普通工人拿的是一樣多的錢，想來1964年時應該也是如此。

如此類推，一個道德模范意味著干得多拿得少，還要先集體后個人，穿著打補丁的衣服，住在集體宿舍。道德能在短時間內維持這份熱情，獲得廠內榮譽稱號，但在長時間內卻打擊了積極性，頂著榮譽吃著窩窩頭。

總而言之，片中將曠工打野鴨、買貴衣裳和拍大照片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化腐蝕，走的是背棄革命傳統(tǒng)的歪路，提醒觀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警惕舊社會頑固勢力的反撲”。但階級斗爭在此處意味著壓抑追求個人美好生活的本能，窮反而是光榮的革命的。

PS：牛大媽的演技真絕，一股東北大碴子味兒的丈母娘形象完全立起來了

一家人獨住一棟別墅，把持大型國企要害部門，滿口共產黨員和工人階級，批判一個老年喪夫的老太，人家只是省下口中的食物拿去賣錢補貼家用。_豆瓣某短評

用現在資產階級庸俗的眼光去評價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么道理。是非顛倒的荒唐事！非要罵上一百四十個字才能發(fā)表！非要罵上一百四十個字才能發(fā)表！非要罵上一百四十個字才能發(fā)表！非要罵上一百四十個字才能發(fā)表！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其中“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要提高警惕，...所以我們從現在起，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為《千萬不要忘記》這一劇本的出現與改編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階級斗爭與青年生活產生嚴重沖突的六十年代，“焦慮”成為普遍的風氣，而以《千萬不要忘記》等為代表的作品承載著“青年生活的危機與拯救”的意義向我們展現了“年青的一代”的生活道路問題。然而，細讀《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發(fā)現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市民階級、階級斗爭與日常生活貫串于文本之中，其之間的張力似乎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矛盾”——文本在否定“日常生活”與“市民階級”的同時，似乎也在另一方面間接否定了“階級斗爭”與“工人階級”。這進而延展出新的問題，即作為“年青的一代”的丁少純能否在這“雙重否定”的糾葛中走出一個“新人”形象。

千萬不要忘記

6.6

叢深 / 1964 / 中國戲劇出版社

《千萬不要忘記》劇本

一、愛情、親情與衣服：日常生活和階級斗爭的“分裂”與“重組”

在話劇及電影《千萬不要忘記》中，愛情與親情充當了展現日常生活與階級斗爭沖突的媒介。然而文本中愛情與親情敘事上所展現的“自相矛盾”與“分化”又體現出了日常生活和階級斗爭各自的“極限”。日常生活和階級斗爭在愛情與親情的敘事邏輯中形成“分裂”與“重組”反復的結構——一方面反對互相的結合，一方面又支持雙方的互促；一面展現了事件的“美”，一面又暴露了事件的“惡”。這形成了二者的“不對稱性”。

在文本中，呈現出兩條愛情敘事線——丁少純與姚玉娟的愛情、丁少真與季友良的愛情。在這一角度上，同是愛情，卻標示出顛倒的邏輯。在丁少純與姚玉娟的愛情當中，姚玉娟代表著資產階級/市民階級的一方，或是姚母的另一個化身，形成了類似于“浮士德式”的時刻——向丁少純發(fā)出“邀請”，誘引其內心的欲望。因而，他們“跳脫”的愛情也成為“被規(guī)訓”的愛情。丁海寬對他們的結合產生了懷疑，“我當初本來希望你們晚幾年結婚，可是你們都那么著急...好像晚一年就吃虧了似的”；甚至，作為丁少純的朋友的生產模范季友良也對這段婚姻作出了直接批判，“你從結婚以后，就是不如從前了！”在這一層面上，呈現出“愛情解構革命”的模式。這是一次日常生活與階級斗爭結合的“負面案例”——愛情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面對階級斗爭進行了破壞；同時這也是一場“階級聯合的幻覺”——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機制是資本主義的“補充”機制，它使得無產階級在日常娛樂中消磨階級意識。而丁少真與季友良的愛情卻是另一個的反向復制品——他們在愛情的“考驗”中理解革命敘事并成功消解了自己。在劇作中，少真原本約友良五點半看籃球賽，然而友良似乎忘記了這回事，玉娟對她說：“這樣可以考驗考驗他...要忘了那就說明你在他心里不占重要位置”，而少真卻回答道：“我有點經不住考驗了...”；而當少真為友良的“忽略”而生氣離開后，友良道：“這么說我這是沒經住考驗？真復雜！”

敘事走到后面，少真又陡然對友良改變了態(tài)度，“可是嫂子，我心里覺得他...的確了不起”，甚至希冀地想象“也許他現在想起我來了，正在往這兒跑，來找我道歉...”，又興奮地夸贊他，“他多能挖潛力呀”；當她再次碰到友良時，眼里閃著喜淚花，連忙拉住季友良的胳膊，說道：“別說了！走，挑云母帶去！”在這一層面上，“考驗”本身形成一個可以轉化的面相——對友良的考驗轉化為對少真的考驗，針對“愛情”的考驗卻指向了對“勞作”及“階級”的考驗，或者說丁少真在愛情的崇拜與日常的邏輯中對愛人進行了妥協(xié)，并且以自己的認知進行了想象性的解釋，而把這一解釋落實在“工作”的脈絡中，進而理解了“革命”的敘事。換言之，這與西方馬克斯·舍勒和奧爾格·許茨等人的理論“不謀而合”，他們指出了“日常生活”中情感對生活世界等他物的建構作用?；氐健肚f不要忘記》的文本當中，即愛情成為“誘因”，愛情自身生產出了少真對“什么樣的愛情形式”的思考與認同，這里的“什么樣”是對“新形式”愛情的追求，“新形式”獲得了強大的解釋力量，包括著工作敘事與革命敘事。

除了愛情之外，親情也呈現出“對立”與“矛盾”。一方是以姚母為代表的市民階級或資產階級，一方是以丁父為代表的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二人所被文本既定的形象特征同時被自我的話語消解，其形象的“多余”敘事也溢出框架，進而一點點吞噬“日常生活”和“階級斗爭”的“原本樣貌”。實際上，“年青的一代”的斗爭多是發(fā)生在一個家庭內部的斗爭，并且多是以“關心”、“愛護”等形式架構起來的斗爭，而姚母“日常生活”的入侵便體現在她將“日常生活”與“家庭感情”相勾連，形成了“太人性”的攻擊模式，使得當事者雙方都感到一種“無法應對”的“詭辯”——既無法拒絕其“親情”的表征，又對其“無邊的滲透”產生恐懼。在劇本中，姚母先是對穿著皮夾克的少純進行夸贊，“你穿上這個顯著精神多了”“像個技術員”，在少純穿上料子服后，姚母更說：“像個大工程師?！?/p>

而當少純說明買這么貴的衣服，爸爸會說他時，姚母又道：“你爸爸那人可真夠小氣了，就你這么一個兒子...”

姚母以“親情關系”與親人之間的“關心愛護”的“善”且“美”的形式解構了少純對“階級斗爭”的認識與關注，使他后來面對父親“你跟你岳母處的怎么樣?。俊钡脑儐?，做出了“還好，她那人挺好處的”的答復。同時，姚母對“日常生活”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無產階級對“美好生活”的想象，甚至撕扯著無產階級的信念，并說出了無產階級的“心聲”，通過干預生活形式的方式來使他們“活”——“工人階級也得過日子不是？過日子也得花錢不是？”“工人就不許有點私事？少干一天活少領一天工資到頭了唄”。實際上，這也是同樣身為“人”的無產階級的需求，也是六十年代“年青的一代”的生活焦慮，他們急需在工人生活中需找一個想象“欲望”的出口，而姚母給予了他們“合理化”的借口與“可欲求”的生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姚母的“真”在當時確是構成了消費主義的陷阱，確是潛在的恐怖性的面相，這也是姚母自身所代表的消費與城市欲望的“罪惡感”。而丁父也在其自身帶有革命性的話語中展現出吊詭的一面。實際上，丁海寬對丁少純的教導表現的不再是父對子的引導，而轉變?yōu)闊o產階級領導者對資產階級享受者的訓斥，換言之，兩人之間的親情已漸漸被革命敘事消解，其中包含的不再是“愛”的流露，而更多是“革命”的坦誠。工作及階級的敘事將私人感情轉移到公共領域，在親情中所僅剩的“愛”也在丁少純的口中轉化為“怕”，這種對父親的“怕”的背后是對革命領導者命令的恐懼。伴隨著這樣的轉化，父子親情的敘事流向被“革命”與“階級”的口號阻斷而未能延續(xù)自身的發(fā)展。

這是文本中的愛情與親情所引發(fā)出的對“日常生活”與“階級斗爭”的思考。另外，包含在日常生活中的“物”也進一步展現了二者的關系，實際上這一“物”的邏輯是在“身體”的敘事上展開的，即用“衣服”來體現對身體的“愛護”。一方面是丁少純借皮夾克和姚母讓姚玉娟給丁少純買料子服，認為其“體面”“干凈”“洋氣”；一方面則體現在丁父對“衣服”的認同。在《千萬不要忘記》的劇本中，丁海寬面對自己的兒子穿料子服、拍寫真照，他發(fā)出“抗議”，“毛料子是好東西，從前的勞動人民連想都不敢想它，現在你們不但敢想它，還有很多人能夠穿上它，這是革命和建設帶來的成果，是好事情！我們總有一天，能讓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而在《千萬不要忘記》電影中，丁海寬讓自己的女兒丁少真用這個月的工資買一件紅毛衣，稱“工廠里的年輕人都有一件”。

值得提出疑問的是，為什么把“衣服”納入無產階級未來敘事之中？丁海寬以及丁海寬所代表的無產階級者們是如何構想無產階級未來的？衣服代表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在某種面相上，對“物”的認可與追求是否體現了丁海寬的局限性？然而又可以反向加以“辯駁”，一方面可以再次提出疑問——為什么無產階級在文本中的形象是“不買衣服”“不換衣服”，甚至“油漬斑斑”，而資產階級的代表卻是“料子服”“西裝”“皮鞋”，既“闊氣”又“干凈”？“可是，追求或者建設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難道就不是社會主義所要追求的現代目的？”一方面，又可以指出丁海寬事實上是“無意識”地把“衣服”這一“物”作為寄希望于未來的表征，這呼應了西方“日常生活”與“日常性”的概念——在資本主義支配下的日常生活使得生存意識與身體之間存在著內在無法抹消的距離和異化，在與資本主義日常性樣態(tài)的抵抗下，同時并沒有放棄“改造”日常生活的希望，即“毫不吝嗇”地把資本主義的一面納入到革命的未來希望的譜系中去。在這里，“日常生活”與“階級斗爭”互不成立、互為陷阱，成為敘事的障礙。

二、勞與嬉、公與私：時間和空間的“領土”與“道德”

在《千萬不要忘記》的文本中展現出這樣一個生產性的裝置——不僅在生產時間，也在生產空間；不僅在生產“勞動”，也在生產“娛樂”；不僅在生產“集體”，也在生產“私人”。而時間與空間、勞動與娛樂、集體與私人的相互整合、配對形成了它們對各自領土的“宣戰(zhàn)”與“爭奪”。同時，在這背后也蘊含著一個抽象的道德問題。

在時間層面上，時間的“占領”體現在時間所被賦予的“工廠制”和“現代工業(yè)邏輯”意義以及其對娛樂/興趣/休息的消解之中。叢深在《<千萬不要忘記>主題的形成》中寫到：“每天工人在工廠里只有八個小時，遇上開會也頂多有十個小時，可是一天有二十四小時呢，其余的時間他們是在家里或者親戚朋友那里過的...”事實上，這意味著被采訪者團支部書記對無產階級可利用的時間是不滿足的，在他那里，“其余的時間”是被浪費的時間，甚至成為“罪惡”的時間，而工廠與開會所定義的時間才是真正的、具有正義性質的時間，于是到了《千萬不要忘記》的劇作中，故事展開在八個小時上班時間之外，展現出無產階級是如何“安排”與“統(tǒng)治”那些“其余的時間”的；另外，在電影《千萬不要忘記》的開頭呈現出一個特別的構圖畫面——在工廠內，電機作為一個圓圈形成“時鐘”的圍框，季友良與丁海寬作為修理電機的工人共同構成了“時鐘”的“時針”與“分針”，這似乎呼應著《大都會》里的鏡頭——卓別林意義上的“時鐘”概念。

在這一層面上，時間被生產出來，進而被加速、被細化，而服務于這一階段的生產關系。這是現代的工業(yè)化語境——在工廠勞作的時間成為“現代工業(yè)邏輯”下的時間，是被充斥的、被碾壓的時間。因此，蔡翔提出的疑問成為一句警告，“盡管‘主人’這一概念幫助完成了‘年青的一代’從‘反對者’向‘生產者’身份的轉換，但是，在工業(yè)化的歷史語境中，機器、機器的異化包括人從這一異化中脫離的沖動，是否僅僅會因為所有制關系的變更而就此消失？”另外，我們還發(fā)現時間也在文本中有過“變化”與“扭曲”。當丁少真約季友良看籃球賽，劇本中安排的約定時間為五點三十，而到五點二十的時候，丁少真便“按捺不住”了，此刻，等待的瞬間都成為永恒；

在電影中，丁少純與姚玉娟去買衣服，由于手表停針了，當他們看到馬路邊上的時鐘時驚道：“都一點二十了！”；

而在打野鴨子一情節(jié)中，丁少純向大劉喊道，“再不走趕不上火車了”“大劉，你看看幾點了”。

這是工業(yè)體系外的時間，時間在此擴大與縮小，形成不再確定的狀態(tài)。當人物不再處于工業(yè)體系之中時，他們對時間的感知變得飄忽不定，換言之，工業(yè)體系外的時間是不可測量的時間或被取消的時間。據此，時間在文本內部體現的抽象意義展現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霸權，又展現出日常生活的需求與掙扎。

在空間層面上，家庭與工廠和私域與公域形成對位，而私域和公域都在自身原有的“領土”上不斷向外拓展疆界，試圖吞并對方的位置，各自消除“公”與“私”的區(qū)別。從大的空間范圍上看，唐小兵認為，丁少純“即他想擁有的室內空間實際上是極脆弱的，幾乎早已是公共空間的伸延部分，或者說已經處于外在公共空間的監(jiān)視之下”，這一監(jiān)視表現在他從門窗里能夠望見工廠區(qū)。事實上，對“剩余時間”的“無產階級性”利用已經使得工廠外的空間成為一種“假定”的工廠空間。而更聚焦一些，在這一虛擬的公共空間里形成了丁海寬的家與姚母的家所在的這棟樓房。

空間一定是社會空間，其背后一定揭示或掩蓋著某些社會關系，在此意義上，這棟樓房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公共空間——里面既有無產階級，又有資產階級，還有丁少純這樣的被動的“年青的一代”，由此，樓房里確立了一種“交叉”的社會關系。而進一步講，樓房自身的設置又使得樓房營造的公共空間被割裂為兩塊私域——通過鑰匙決定能否開鎖。同時這一分割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姚母和丁海寬被徹底隔開，也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徹底隔開。空間的生產實際又和空間內部物體的生產互相綁定，當一個空間內的物體被確定下來，這個空間便被賦予了意義，這是二者的共時性，于是姚母一家形成了與丁海寬一家似乎“決裂”般的私域——一方面是姚母家相片等物的存在，一方面則體現在姚母似乎從不下樓到丁海寬家串門。

然而，這一私域也有被打破的時候，即樓下丁海寬的家人們來串門之時，這是無產階級的“侵略”。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姚母家所形成的私域對丁海寬家所形成的私域的“侵占”——在表演舞臺上常以聲音定義空間，即當聲音從遠處傳來時，觀眾便知道了聲音所在的相對空間，在電影中則體現為姚母在樓上往樓下的喊叫“娟吶！娟吶！”——這是姚母對空間的“整合”。

而當姚母一家作為樓房的一部分私域而成為個體的大公域時，其內部又形成兩塊私域——兩個房間，一個房間住著資產階級代表姚母，另一個房間住著“身份特殊”的“年青的一代”；然而，在電影鏡頭中，我們發(fā)現兩個房間甚至是互相貫通的——丁少純與其妻子的私域時常被姚母“入侵”而即將被整合為一個真正的大私域。在公域中包含著私域，在私域中也包含著公域，公域與私域不僅在兩者中互相轉化，甚至在一者內部其性質也發(fā)生變化。這是空間中“公”與“私”的糅合與“無法被審判”的一面。

除了具體而可被觸摸的時空之外，文本中還存在著一個抽象的時空，即一種心理層面上的時空，也就是丁少純寫給姚玉娟的情書中所說的“無限的空虛”?！盁o限的空虛”作為一個獨特的形象，它代表著一種“停滯的進程”與“無限的速度”?！巴倪M程”標示著戀愛空間之外的空間都是石頭一般的空間，難以被突破；“無限的速度”則標示著一種對時間的預設——戀愛時間才是真正的時間，此外的時間皆是“詭異”的時間。

于是在時空與時空之間存在一個“道德問題”——哪種時間是道德的時間？哪種空間又是道德的空間？然而，空間自身都沒有給我們該有的答案。

三、無法被抉擇的兩端：“千萬不要忘記”句式的魔咒

話劇《千萬不要忘記》原名為《還要住在一起》，1963年登載于《劇本》月刊時改名為《祝你健康》，后又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時代號召下做了修改，并更名為《千萬不要忘記》。從劇名的演變來看，“千萬不要忘記”這一劇名，仍然保留著“‘祝’你健康”與“‘還’要住在一起”的吊詭性，形成了其自身句式的魔咒，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或城市欲望以及階級斗爭與日常生活的變奏曲早已體現在這一魔咒之中——音符與音符相互牽扯，無法脫身，同時又在音符間的空隙中生成新的義素。

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與《現代漢語八百詞》中，“千萬”的詞條為“副詞，務必（表示懇切叮嚀）”；在《現代漢語虛詞詞典》中“千萬”則“表示從道理上或情理上必得如此；務必，一定”；而在《現代漢語虛詞例釋》中則將“千萬”解釋為“表示說話人對聽話人的勸告、請求和叮囑”。而在語言學上，經常將“千萬”與“萬萬”進行比較。當兩者都表示對某一重要事件的強調時，“千萬”稍弱于“萬萬”，語氣上有商量的余地，而“萬萬”表達的語義是不容置疑的，無法商量，是一種強烈的禁止或否定。同時，又有語言研究者表示，“千萬不要”這一句式表達的是叮囑的語義。可見，“千萬”和“千萬不要”表達出一種商量語氣，其說明“千萬不要忘記”的語義背后表達的態(tài)度是搖擺的，甚至是無法被確定的。同時，“千萬不要”這一句式只構成祈使句，而無法構成感嘆句，或其自身表達的感嘆語氣十分微弱；而“千萬”也體現了一種“主觀態(tài)度”，即“千萬不要”的說話人雖站在對方立場上闡述事實，其話語本身仍包含著說話人“自我”的表現成分。這也進一步說明“千萬不要”所表達的對個人意愿情狀的強調是不強烈的，也并不構成對被否定者的傷害與要求，僅僅形成“叮囑”與“請求”的“硬度”，其背后的語義甚至可以被延展為“妥協(xié)”，同時其表達的“請求”甚至是“不成立”的，具有意愿的“單向性”——也是“‘祝’你健康”所表現的“只是想象而非現實”。

然而把話語補充完整，“千萬”、“千萬不要”所體現的商量語氣與“千萬不要忘記”后句子成分的缺失形成一種“退卻”，制造出一個空洞的位置，標示出一個縫隙或空白，這與西方梅爾維爾筆下的書記員巴特比“i prefer not to”形成結構性的對應。

書記員巴特爾比

7.9

（美）赫爾曼·梅爾維爾 著 （法）斯特凡納·普蘭 繪 / 2018 /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然而，有讀者可能要指出，在1964年出版的《千萬不要忘記》的單行本里，劇本內部結尾處首次添加了丁海寬“意味深長”的點題式警句：“是啊，這是一種容易被人忘記的階級斗爭，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這一角度上，“千萬不要忘記”與“階級斗爭”似乎已然形成默契的聯系。

但在結尾警句的出現之前，“千萬不要忘記”被放置在劇目的位置上，便已然發(fā)明了一種新的邏輯——一種獨屬于讀者的選擇邏輯，即“千萬不要忘記”后接引之物為何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引起了讀者對一種“絕對使命”的想象。然而，在結尾丁海寬的話里，“千萬不要忘記”又找回了那個動詞形式“階級斗爭”，這個動詞與“千萬不要忘記”相連，將它補充成完整的句子，于是句式就因此失去了作為標題時的神秘色彩。實際上，劇目所達成的選擇邏輯已經被引向了“預設”，這一“預設”足以在暗中破壞著丁海寬言語活動中的既定聯系——這個句式割裂了“階級斗爭”與句式的結合。德勒茲在《巴特比，或句式》中稱巴特比的“i prefer not to”具有古怪之處，“那突如其來的結尾not to使得被句子否定的東西變得捉摸不定，賦予了句式一種極端的品質，一種功能—極限（fonction-limite）”?！扒f不要忘記”的句式總是讓人聯想到其后跟著的詞，后者可以補充前者，甚至可以取代前者的特殊的重要地位，或者同句式內部所形成的“否定”一起形成或此或彼的抉擇的可能。在這一層面上，“千萬不要忘記”作為劇名所引發(fā)的言語活動受到了“分配”，卻又是不完全的“分配”，在一系列客觀明確的根據之下，又指示著不同的動作。換言之，“千萬不要忘記”的特殊位置與其自身的新穎的語言，令它身后的詞語“逃逸”，同時將自身的句式推至極限，從而發(fā)現了自己的外在，不僅僅是“階級斗爭”，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不僅僅是“無產階級”，也可能是“資產階級”。甚至“第三條河”。同時，再看向“千萬不要忘記”內部的否定，“千萬不要”否定的應是“忘記”“某種東西”，而在這里“某種東西”被取消了，“忘記”也同時失去了意義。否定脫離了被否定者，或“不要忘記”后的省略通過延緩被否定者的到來致使被否定者變得模糊，也使被肯定者變得虛無。而如果執(zhí)意要把“階級斗爭”納入“千萬不要忘記”的句式之中，可以被說明的是，否定之后若永遠跟著被否定者，很容易掉入被否定者的邏輯中去——被否定者是“忘記階級斗爭”，換言之，被肯定者是“階級斗爭”，而被否定者是“日常生活”。而被否定者的邏輯體現在《千萬不要忘記》的文本內部，就形成了階級斗爭與日常生活的“互相爭奪”，也暗示著文中所體現的“‘還’要住在一起”的“詭辯”——資本主義社會是可糾正的而非需要徹底推倒的，這也是劇作最后“姚母仍然被留下”的局限性。

接續(xù)著上面的觀點，“千萬不要”的否定不是絕對的否定，它根據自身的邏輯選擇了可能的肯定的存在，抉擇了可欲求的秩序——無產階級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同時它也是毀滅性的，它無情地排除了受渴求之動作——它表面上取消了所針對的、所否定的“日常生活”或“資產階級”或“城市欲望”，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它似乎保留的另一個詞“階級斗爭”或“無產階級”?！扒f不要忘記”既不是肯定句，也不是否定句，它使得“階級斗爭”與“日常生活”成為“不能被比較的對象”，成為“無法被驗證真?zhèn)蔚碾p方”，它們無法互相區(qū)別，即“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補充是“必須否定一個，好讓另一個變得不可能”。這形成了一種“無疆界”的抉擇。

批評與臨床

9.3

[法國] 吉爾·德勒茲 / 2022 / 南京大學出版社

四、“天使與魔鬼”、“兒子與父親”：丁少純們的未來如何可能？

“千萬不要忘記”的口號由丁海寬發(fā)出，而其句式的重量卻放置在丁少純身上。作為《千萬不要忘記》中的重要人物，丁少純與丁海寬以及姚母的關系是否具有某種神秘性呢？他們的關系是否也意味著生成一個“新”丁少純的可能？或丁少純們的未來如何可能？

德勒茲在《巴特比，或句式》中運用“天使”與“魔鬼”的象征解釋了巴特比與訴訟代理人的關系，而在《千萬不要忘記》中，也形成類似的同構模型——丁少純表現為“天使”，而丁海寬和姚母則同等代表著“惡魔”。在德勒茲的描述里，天使“幾近愚蠢，無辜純潔，天生如僵石”而“情愿選擇”。事實上，丁少純便患了這種多愁善感的“違拗癥”，即他的“猶豫”與“搖擺不定”?！叭粘Ｉ睢迸c“階級斗爭”的不對稱性造成了丁少純的“口頭禪”——“可也是”，這是他在打野鴨子與取工廠做試驗之間的徘徊；而當季友良無奈時，“你就會說‘可也是’”，丁少純打算作出決定，然而其決定的方式卻是“我要單，你要雙，你贏了我就不去打獵”，換言之，他并非由他自己作出決定，而是把問題拋給具有“不確定性”的猜拳，這意味著內心的“無根據”。其次，在《千萬不要忘記》電影中有一個有趣的場景，丁少純在房間里回想鑰匙的來處與去處，他的神色在放松與驚慌中反復，他的話語在“拿了”與“沒拿”中跳躍，藝術的夸張化更展現出其言語與目的的“無法安置”，即他始終處在一種“空白”之中，他始終與兩方“對峙”，于是他甚至生成了一種“亦魔亦圣”的“肉身”。

而作為“魔鬼”的丁海寬與姚母“游蕩在同一個世界，形成了有規(guī)律的交替”。所以，丁少純代表的“天使”，既是被魔鬼附身的人——時而被無產階級附身，時而被資產階級附身，同時他也是石化的人——“千萬不要忘記”的句式使他接受一切又拒絕一切。他被兩種“天性”的矛盾所撕裂，又不具備其他兩種人的氣質，他更多的是作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證人，是作為日常生活與階級斗爭妥協(xié)的講述者與闡釋者，他沒有被卷入某個問題當中，他自身就是那個最高的問題。

同時丁少純也成為兒子，不僅僅是獨屬于某一個人的兒子，而是虛無的兒子或是所有人的兒子。他是兒子，而丁海寬與姚母承載著“父親”的形象——不屬于血緣關系上的父親，而是行為意義上的父親。一方是作為背叛者的被拋棄的、“沒有父親”的兒子——丁少純與丁海寬之間的血緣關系被“革命”與“階級”敘事架構而變得“不可為繼”，姚母雖從“關心愛護”角度出發(fā)卻屬于“不純粹的”而具有“引誘性質”的親情；另一方是吞噬自己孩子的惡魔般的“父親”——他們都或是直接將丁少純拉入自己的“疆域”，或是一點點“淹沒”他。他們看起來像是一個好的、善良的、以庇護者形象出現的父親，但是他們都無法阻止互相作為“惡魔”的彼此，因為對于他們自身所擬定的行為原則與階級生活規(guī)范來說，“魔鬼”的動作總是過于迅速而無法被捕捉，同時他們也并不拯救無法背負責任的“無辜之人”丁少純——在丁海寬身上表現為“那還能把他裝在保險箱里？”，對丁少純持“考驗”態(tài)度，

在姚母身上則表現為“給‘你’兒子買了一套毛料子衣裳”，即當她被質疑時，總把自己與丁少純的關系扯遠而把事實拋給丁父，

進而他們都以“法則”——兩種生存邏輯——的名義“屠殺”了丁少純。于是，在“父性”的面具下面，他們擁有了兩重身份：他們對“無辜者”有一種真正的愛，但是他們也以自身的方式中斷了同他們所愛的“無辜者”之間的協(xié)議。

在“天使”與“魔鬼”、“兒子”與“父親”的層面上，確立了一個不可區(qū)分的、無法辨別的的區(qū)域，丁少純既是一個孤立的思想者，也是兩個“魔鬼”的產品。他被拋向了兩者之間的那個區(qū)域，形成一種極度的靠近與一種絕對的相鄰關系而非相互包含的關系。同時，丁少純“天使”的身份在丁海寬的敘事邏輯下也預示著“人們還期待從他身上走出一個未來或新世界的人”，這一“未來的人”在丁海寬那里編織著無產階級革命者或工人階級的血肉，而在個體的丁少純那里，由于沾染了資產階級的氣味，使得他的“未來的人”成為一種“總體性的人”的生成。這是一種“彌賽亞主義”——丁少純既不是作為過去的資產階級，也不是作為未來的無產階級，他成為“瞬間”。他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規(guī)定的時間內開啟，成為一種“被促成、被把握”的，甚至“被拋棄”的游離于時間之外的時間。然而需要被質疑的是，丁少純身上的“彌賽亞”時刻能否被開啟？在時空的角度上看，他成為了某個被壓垮的，被大工廠機械化的人，成為不斷被勞與嬉、公與私撕扯的人，成為一個疲憊的人，在這個意義上，他代表著一個個處于尷尬時刻的“年青的一代”是否仍具有能量去創(chuàng)設一個“新的未來”、“總體的社會”？他能否成為一個“救贖者”？一個不同于社會主義新人的“新人”？德勒茲給出了答復，“如果說人類能夠獲得拯救，魔鬼與天使能夠互相和解，那也只有在父親功能的分崩離析中才能實現”。“無疆界”的抉擇給出了答復——丁海寬發(fā)出的“千萬不要忘記”消解了他自身的話語權力。這就是“千萬不要忘記”句式的魅力，丁少純們的未來在“千萬不要忘記”中成為可能。

五、結語

吳曉東曾說，當我們身處的時代中，作品不再自帶解碼系統(tǒng)時，辯證批評就充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評論、破譯、診斷”等重要的功能。在當今時代對《千萬不要忘記》的再解讀，突破了作品所在時代自身的框架，形成了對當下時代的可理解的建構。“再解讀”甚至“誤讀”體現出《千萬不要忘記》其文本內部蘊含的敘事潛力與更為復雜的層次和面向——它成為八十年代人們對社會主義進行反思的前奏，同時也有利于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年青的一代”真實遭遇的困境與迷茫。于是，把《千萬不要忘記》放在當今的語境下，也使所謂新的“年青的一代”產生共鳴，標示著他們所前進的方向和可欲求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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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慶元.被規(guī)訓的“愛情”:《千萬不要忘記》中的情感政治[J].婦女研究論叢,2022,No.170(02):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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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叢深.《千萬不要忘記》主題的形成[J].戲劇報,1964,(04):29-30.

［6］ （法）吉爾·德勒茲著：巴特比，或句式，批評與臨床[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2.01.

［7］韓超.對外漢語教學中語氣副詞“千萬”與“萬萬”的多維對比研究[D].導師：禹平.吉林大學,2017.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句社會科學領域里的牛頓第二定律揭示出，所有思想意識的范疇，都離不開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引力束縛。 《千萬不要忘記》這部1964年的電影，通過工人階級的視角，展現了舊社會（當今社會）的思想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影響，告誡觀眾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并沒有消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正如電影結尾所說：“這種階級斗爭沒有槍聲，沒有炮聲，常常在說說笑笑間就進行著，這是一種不容易看的清楚的階級斗爭，這是一種容易被人忘記的階級斗爭。” 當今社會應該怎么看待這部電影？在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人們是無法理解當時推崇的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甚至很多人認為電影是壓抑的，是對個人欲望的壓迫。畢竟如今的價值觀和電影里展現的已經相差甚遠了。 但是如果暫時拋開對私有制社會的批判（原諒我一時激動扯了這么多），那這部電影作為那個時代的縮影，告訴我們在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基礎下，為什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為什么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繼續(xù)革命。 最后，電影本身的攝像非常優(yōu)秀，鏡頭下生產電機的車間宏大，壯麗，生機勃勃，正如當年這片土地上共產主義的理想…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句社會科學領域里的牛頓第二定律揭示出，所有思想意識的范疇，都離不開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引力束縛。 《千萬不要忘記》這部1964年的電影，通過工人階級的視角，展現了舊社會（當今社會）的思想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影響，告誡觀眾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并沒有消滅，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正如電影結尾所說：“這種階級斗爭沒有槍聲，沒有炮聲，常常在說說笑笑間就進行著，這是一種不容易看的清楚的階級斗爭，這是一種容易被人忘記的階級斗爭。” 當今社會應該怎么看待這部電影？在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人們是無法理解當時推崇的理想主義與集體主義，甚至很多人認為電影是壓抑的，是對個人欲望的壓迫。畢竟如今的價值觀和電影里展現的已經相差甚遠了。 但是如果暫時拋開對私有制社會的批判（原諒我一時激動扯了這么多），那這部電影作為那個時代的縮影，告訴我們在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基礎下，為什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為什么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繼續(xù)革命。 最后，電影本身的攝像非常優(yōu)秀，鏡頭下生產電機的車間宏大，壯麗，生機勃勃，正如當年這片土地上共產主義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