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哪里，那里就是祖國，走到哪里，那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或想要的樣子。

本片觸及到的是一位成長于東德又到了西德，在集權式社會主義與自由而物欲的資本主義之間穿梭而迷亂，不知所措的狀態(tài)，之后以尋父為自己意義的出口，最后是一種似真似幻的疑迷。

在那個歷史的時間節(jié)點，肯洛奇十分敏感地捕捉到了這樣一個復雜迷幻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框架下，個體的自我認同的追問，與個體追問之下無可避免地被政治洪流裹挾的有趣議題。他似乎有涉及到人自認為只屬于自己的決定和生活選擇真的就是純粹的自我選擇嗎，還是更大歷史背景下的一抹浪花呢，人與歷史語境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同時導演也在追問人所追求和堅持的理念甚至信仰經常是似真似幻的，是理想也是幻滅。自由資本主義世界里的人們拿著理念化的社會主義平等鞭打著自己，訴說著這里怎樣為富不仁，有奶便是娘；而偉光正社會主義的人們渴求的卻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可是不曾想彼此眼中的美好也盡都是幻象。只能說理想著陸到現實，理念漸漸被表征，理論落入到實踐之后，就是有差異，就是會變樣，必然會妥協甚至迷失的，真誠的人們只是努力保持它本來的樣子，或者當它變了樣了，盡力用另一種理想或者說理念去矯正罷了，可誰知在那片實踐那另一種理念的土地上的人們，也漸漸把那理念搞得面目全非。(理論問題：理想與現實，理念與表征，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此片絕對是肯洛奇職業(yè)生涯的前三位的作品，在個人維度看來算是最佳吧，從片中可以明確的感受到導演高度的作者自覺，因為他沒有將兩個意識形態(tài)陣營簡單對立，在他眼里他們都是怪獸，暴力著被暴力者，霸權著被霸權者，霸凌著弱勢者，只是在西邊是在桌面上清晰可見了，而在東邊是扯虎皮拉大旗，稍微不注意就被忽悠了，不過肯洛奇絕對不是為無產者和被霸權者瞎喊，無論是哪邊，他都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要為哪一部分人發(fā)聲。其中影片中段男主角與西德政府官員的對峙可見一斑了：政客想利用可以利用的個體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此時的個體拒絕被代言，被標簽，被政治利用，而是清晰有力地回擊了。

就如影片中的點題之筆：Stalinism is not Socialism,Capitaliam is not freedom.

最開始我是被這部電影的另一個標題Singing the blues in red 所吸引的。不知道該如何翻譯。紅歌藍調？在紅色中唱起藍調？在紅色陣營中唱起悲傷藍調？（如果我先看到的是Fatherland 這個標題可能就不會太感興趣了。）

由于后半部分幾乎都是英語對白，聽不大懂，也沒有字幕，第一遍沒看明白。但大致能體會出那種無處可去的感受。斯大林主義并不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意味著自由。一個老套的尋父主題，被放置在歷史（西班牙內戰(zhàn)與二戰(zhàn)）與現實（冷戰(zhàn)雙方無所不在的監(jiān)視）的雙重壓迫之下。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后來，借助劇本和網上的英文字幕，電影中歷史與現實的糾纏才逐漸變得清晰。

第一段講的是非常常見的冷戰(zhàn)東歐敘事，藝術家遭到監(jiān)視與驅逐。著墨不多，不過特意挑選了布拉格之春的時間點（1968），用一場審訊戲作為當下東德故事（1985）的回溯與補充，也借此點出了作為抗爭者的父親形象，又與第二段中CIA的問話彼此對照，表意相當豐富。第一段的重點落在臨別時與母親的談話，或者說爭論。話題始終圍繞著禁令與服從，“社會主義”的定義權被壟斷，引用馬克思的原文也會被指責是斷章取義。祖國fatherland（父地）掌握著絕對的權力（父權），用來消滅一切壓迫的暴力機器成為了壓迫本身。這時，出路只有離開。

第二段來到西方陣營，見識到引誘、虛偽與同樣無所不在的監(jiān)視。公司關心合同與商業(yè)利益。文化部官員借此機會大談民族傷痛與自由。CIA幾乎控制一切。而監(jiān)視卻僅僅被當做一種偏執(zhí)狂、妄想癥（paranoia）。前兩段幾乎處處對照。都有向跟蹤者借火，東德的審問對應CIA的問話（或者也可以說審問），離別派對對應歡迎派對，與母親的爭論對應與文化部官員的爭論。在發(fā)布會上，主角拒絕談論東德，拒絕站在西德這一側抨擊東德。西德有自己的未被清算的罪行。以反共之名，原納粹在戰(zhàn)后又重回西德的高位。“我只能認為，您和您所代表的西德政府，是法西斯德國的繼承人。這與自由無關。”遺憾的是，主角在發(fā)布會上的嚴肅、猛烈、一針見血的批判，最后卻歸結于大眾對于這種姿態(tài)的喜愛與公司的商業(yè)利益。于是，只能繼續(xù)離開。

第三段則是故事的核心，也是謎底。在拒絕了冷戰(zhàn)雙方的立場之后，尋父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僅剩的選擇與出路。暫且忽略性別議題的話，尋父意味著尋找自己的來處，尋找歷史與自身的關系，從而尋找未來的可能。在主角心目中，父親是怎樣的呢？一個西班牙戰(zhàn)場上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同時是斯大林主義的抗議者。這似乎提示著，在強權歷史的縫隙中，希望的存在。然而，謎底卻是全部預期的反面。在影片最后，主角與父親的對峙，呼應著之前與母親的爭論。如果說，與母親的爭論反映著現實的困境。那么，與父親的對峙則揭示著歷史的殘暴與個人的無力。在那樣的情境下，天真，或者說清白無罪（innocence）本身就是一種罪過，因為這意味著沒有認識到自己參與的罪行。那么，接下來的推論呢？所有人都有罪，所有人都別無選擇，因此，所有人都不需要負責了嗎？不對，在斯大林格勒戰(zhàn)斗與為蓋世太保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握有更大權力的人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主角最終拒絕了認父，再一次選擇離開。但此時，已經無處可去了。

無處可去，并不是說就此陷入徹底的虛無和絕望。相反，第三次的離開恰恰是選擇離開犬儒與虛無的立場。主角父親最后的一句反問：Who are you? 并沒有得到回答。但這個問題是留給所有人的。我是誰？我的立場什么？我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我又該做什么呢？影片當然沒有給出答案，但其實充滿了提示。東德工廠里的年輕人通過涂鴉表達不滿，又被迫清理干凈。在英國，聽眾連進電臺追問美軍基地中導彈的真實意圖，被主播打斷。幾個人帶著標語想去發(fā)電廠抗議，被警察攔下。掩飾之下，有真實存在。當然不能忽視影片中的重要人物，法國記者。她始終不放棄對歷史與歷史中人的追責。追問歷史，才有辦法開拓未來?！翱傄獜氖裁吹胤介_始?！薄斑@件事情總要有人來做?！被蛟S，出路就存在于當下的行動之中。魯迅先生的名言放在這里特別合適：“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p>

最終，主角在阿姆斯特丹唱起Singing the blues in red。而許多年后的我們，又該如何選擇，如何行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