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后面我才發(fā)現劇照原來就是 那些殺手的頭目，這又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紀錄片，在如今這個和平的世界，居然還有地方會因為生死問題而擔憂，剛開始我也被什么 共產主義 民主主義 總統(tǒng)制 共和制 君主制，雖然看了百科現在還是有點混淆，我也不曉得當年他們是怎么分辨誰是共產誰不是，我也不曉得現在印尼現在還有沒有共產，我只曉得從片中看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做錯，更甚至有人認為自己很偉大，要史書記載、要國家獎勵，但是從他們緊張的表情，肢體動作看來，我認為他們絕對有過自責，有受過自己內心的譴責，他們之所以不承認錯誤，或許是因為喝過人血起了作用，又或者他們的人性本來就是惡的，又或者他們只是認為自己也是無辜的而已，做出了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甚至是做出了不夠人道主義的行為，不過事實就是事實，做錯承認，挨打站穩(wěn)，我個人認為先不管事情還有立場是對的還是錯的，做了這種不人道的行為，就應該對那些逝者、那些逝者的親人道歉。找個時間把另外一部看了，貌似那一部講述殺人過程會比較多。

也許這就是紀錄片特有的厚重感吧

第一次看人文類的紀錄片
而今天入場之后就感受到了意外的凝重感 很感動 全程沒有人吃零食發(fā)出卡巴聲 在等待開場和轉播的時侯 大家也都特別耐心

這是一場關于殺戮與被殺戮的的反思
Adi作為受害者家屬、身處于權利弱勢的一方，一家一戶地去走訪當年的殺戮者、實際執(zhí)行者、監(jiān)獄警衛(wèi)… 我很難想象他是以怎樣的心情 在看到Killer繪聲繪色的比劃著當年殺害自己親哥哥的場景 而說出“他在笑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行為抱有歉意和悔恨 才會更加賣力的表現出不在乎 從而使自己的心情得到寬慰”

在聽到自己的親舅舅說“我不是兇手 我沒有殺Ramli 我不應該為此負責” 的時候Adi顫抖的嘴唇

Adi媽媽在見到另一個幸存者時遏制不住的哭泣

Adi爸爸完全失憶的第一天不斷地拄著雙手支撐著半癱瘓的身體在屋里無助的徘徊“救命啊 我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我怎么會到這里來的啊”

不能不感受到沉重 不僅僅是因為人們在過去犯下的罪過 還因為那些犯下罪過的人 毫無悔恨 并且依然在以他們的影響力 一代又一代的威懾著他們的受害者 使他們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今天看的這場正好是Live Q&A 有全國直播的現場問答 在布萊頓的現場Joshua和Adi都到場了

印象比較深的有幾個問題
“Adi 你現在原諒他們了嗎”
Adi--“ 談不上原不原諒 只是想還原歷史本身的樣子 但是我不想我的孩子們生活在來自于我父母的陰影 我的陰影和恐懼之中”

“海報上調試鏡的意象是什么”
Joshua--“有兩個隱喻，一是希望當年的殺戮者能夠清晰地正視歷史，反觀歷史帶來的傷害； 另一方面是象征著我們想要給予歷史以本來的面貌”
 

時隔兩年，曾憑借《殺戮演繹》一鳴驚人的約書亞·奧本海默攜新作《沉默之像》歸來，又一次打破了歷史的“沉默”，贏得了威尼斯電影節(jié)評委會大獎，成為電影節(jié)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贏得如此重要獎項的紀錄片。沒有花哨的概念，沒有再度采用“演繹”的方式重現血腥殘忍的情景，《沉默之像》直截了當地讓劊子手和受害人面對面交鋒，震撼程度，自不待言。

影片在對印尼“九三零事件”中犯下累累罪行卻至今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的劊子手的采訪中緩緩展開。如果說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在他的上一部作品《殺戮演繹》中尚且表現了一點點樂觀的話，《沉默之像》則很難說還對人性抱有什么期望和幻想。在主人公阿迪采訪的所有人中，沒有一個愿意承認他們在大屠殺過程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甚至包括當時看管監(jiān)獄的阿迪的叔叔。一所學校里，歷史老師繪聲繪色地給學生們描述印尼共產黨人的兇殘和印尼人民反抗共產黨人的壯舉，然而事實上，除了這種政治宣傳造成的惡果真實存在，那些所謂“史實”根本子虛烏有。

《沉默之像》最引人入勝、同時也最戲劇性的一面已經不再是《殺戮演繹》里殺人惡魔對自身罪行毫無悔過之意的炫耀——也有可能是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常態(tài)的變態(tài)”——也不再是影片結尾處殺人魔王痛苦的悔過和《發(fā)條橙》式干嘔，而是殺人者與當事人的對峙與沉默。令人震驚的是，盡管事實清楚、天理昭彰，當事人往往還被劊子手搞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一些當權者甚至依舊可以面目兇狠地指控阿迪和攝像機后的奧本海默有意進行“共產主義政變”，實在讓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怖。

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嗜血者對罪責的否認都讓指控變得無從著力，針鋒相對之后得到的不是確定的“對”與“錯”，反倒是更大的疑惑：人們不禁要問，這種“群體性否認”造成的“責任真空”到底應該由誰來填補？是平民、政治家、國家，還是那些所謂的“共產黨員”自己？而另一方面，《沉默之像》在考驗劊子手的同時也在考驗觀眾的良知：當我們面對那些垂老的惡人，到底是應該饒了他們、既往不咎，還是把他們碎尸萬段，“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換句話說，除掉惡人，會不會意味著新的邪惡就地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沉默之像》帶給人們的思考甚至超過了《殺戮演繹》，因為它不再僅僅關乎歷史、提供鏡鑒，更讓觀者手持屠刀，自行決斷。

當然，對于奧本海默在片中提出的種種問題，受害者年已過百的母親做出了頗具良知的回答——“上帝會懲罰他們”。但無盡的忍耐和過剩的良知是否又會助長邪惡？或許又是另一個無解的問題。

在北影節(jié)映后談中，《沉默之像》的制片人談到奧本海默想要拍攝的并非一紙昭冤的“訴狀”，而是一首殘忍的“詩歌”。的確，相比《浩劫》（克勞德·朗茲曼）、《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潘禮德）等大屠殺電影所表達的悲痛、譴責和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痕，奧本海默的紀錄片似乎更趨于展現受害人的遺忘和平靜，比如片中受害人的老父親已然失去了視力，甚至忘記自己兒子的姓名，仿佛五十年的時間已經足以把一切罪行洗刷干凈。正因如此，導演奧本海默選擇了“驗光師”和“插片鏡架”這樣統(tǒng)領全局且極富象征意味的“詩眼”，仿佛就是要借劊子手一雙慧眼，“讓你把這紛擾看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同樣讓人拍案叫絕的還有片中所謂的“跳豆”（內藏飛蛾的灌木種子）。在影片結尾，百歲的老母親手捧三四顆一跳一跳的豆子，盼望著死去的兒子能夠“化蛹成蝶”。這個意象無疑如詩般唯美，但反觀那張刻滿皺紋的臉和那些無法掙脫殼子的生命，又何嘗不是一種殘忍，一種悲哀。

       這是一段諱莫如深的歷史，牽涉到兩個國家，但無論是施害人還是受害者，似乎都不愿再提到這段歷史，寧愿這段歷史不再存在。相反，倒是在國際社會中，這段歷史一直是人們討論的話題。畢竟發(fā)生在一個現代世界里，畢竟是一場血腥而野蠻的屠殺，畢竟有數十至一百萬人因此而死亡。美國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一直醉心于這段歷史，繼2012年拍攝《殺戮演繹》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之后，又在最近拍攝了《沉默之像》。

　　這是發(fā)生于1965年印尼的一場屠殺，被殺死的是印尼共產黨，而其中大部分是華人。時隔四十八年之后，《殺戮演繹》的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找到了當時的一個殺人魔王安瓦爾·岡戈，讓他出來講述并且重新演繹當時的殘暴場景。安瓦爾·岡戈，這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名字，盡管在影片中已顯衰老之相，但演繹起殺人情景來，仍是勁頭十足，得意洋洋，一臉輕松。似乎死于自己之手的，并非鮮活的與自己一樣的生命，而只是一堆無關緊要的物件。他在影片中的演繹，恰似當時印尼真實情形，在那個人間地獄里，人們已經殺紅了眼，人性已經泯滅。在一步步地演繹之中，岡戈表現出悔意，并且害怕著被害人的索命。而在現實中，印尼政府卻從未反思，死去的人依然冤魂不散。

　　影片拍得相當殘暴，讓人不忍卒看。雖然帶有一種儀式感，卻很是真實，還原了當時整個事件。觀眾可看到，當人不受限制之時，人性之惡是如何地迸發(fā)；當人有著權力時，會變得如何的自大并視生命如草芥；當人在肆意屠殺生命時，又會是如何的花樣百出創(chuàng)意無限。只因與自己有著不同的信仰，只因與自己不同的種族，就可以毫無憐憫之心，將其如螻蟻一樣殺掉。與納粹對于猶太人的屠殺不同的是，納粹是制度在殺人，個人躲在了制度之后；而在印尼的屠殺，則是個人沖在制度之前，自愿伸出自己的雙手，手持彎刀、鐵絲以至一切可以殺人的東西，在殺戮中發(fā)泄著自己的憤怒，體會著權力的快感。

       相對而言，《沉默之像》拍得更成熟一些，沒有了花哨的東西，非常的平實，讓遇難者施難者只是面對著鏡頭，直面著真相。那種血腥就淡去了，留下的就只是傷痛，以及面對真相的勇氣，還有對于真相的逃避。紀錄片中的主角是個小商人，靠在鄉(xiāng)村給人配眼鏡謀生。他有著年邁的父母，還有可愛的兒女，生活過得還算不錯。但壓在其心頭的，卻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他的哥哥也是死于那場屠殺，而極其殘忍殺死他哥哥的兇手，仍然還活在這個小村莊中，仍然對著鏡頭興高采烈地說著當時的殘殺情景，毫無懺悔之意。他哥哥死之前飽受凌虐，曾經三次被虐殺，死時極端的痛苦。而這，正是壓在影片中主角及其家人心中的重擔。

　　《殺戮演繹》對于那段歷史做了反思，不過，影片卻將整個歷史背景模糊化，未有深入地分析屠殺事件出現的前因后果。何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會在印尼發(fā)生這樣慘絕人寰的殺戮？為何共產黨人特別是華人成為被屠殺的目標？而這兩點正是讓事件相關國諱莫如深之處。

       印尼政府作為屠殺者，其曖昧的態(tài)度還好理解。盡管印尼政局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屠殺亦是獨裁者蘇哈托所為，但這場血腥的殺戮，畢竟展示著印尼這個民族的野蠻。而作為一個被他國屠殺了數十萬國民的中國，在這個事件上的遮掩態(tài)度，卻頗可玩味。

　　我們一向將互不干涉內政當作我們外交基石，但細究歷史，卻并非如此。中共當政之后，支持亞非拉革命成為國家的崇高理念，向世界各國特別是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輸出革命，成為我們外交的必然選擇。向為中國影響力所及的東南亞各國，更是我們輸出革命的重點。從印度支那三國，到泰國馬來亞，各地的毛派共產黨，均是奉中國為老大哥，從事武裝斗爭。印尼更是如此。印尼獨立之后，具有強烈左派色彩的蘇加諾成為總統(tǒng)，對于中國親近有加。在此時期，中國支持下的印尼共產黨也蔚為壯大，許多華人也紛紛加入印共，號稱黨員三百萬，成為主宰印尼政壇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為蘇加諾總統(tǒng)衛(wèi)隊軍官的翁東中校，是個激進的共產黨人，決定發(fā)動突然襲擊，掌握軍隊最高權力。當年9月30日，他帶領軍人抓捕了印尼軍隊7名將軍，將其中6人打死，并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印尼共產黨亦于一空軍基地中，指揮著這場運動?？上У氖?，他們漏掉了蘇哈托將軍，同時也低估了民意。右翼的蘇哈托率兵平息了此次叛亂，宣布印尼共產黨非法，并逼退了蘇加諾。同時，他們認為930運動的幕后主使是中國，宣布與中國斷交。這對于毛澤東對東南亞革命的樂觀情緒，是相當大的打擊。

　　蘇哈托在媒體上公布此過程，并為遇難的幾位將軍重新舉行葬禮，上百萬印尼人到場哀悼，讓蘇哈托為首的軍方賺足了悲情分。之后印尼的大學生憤怒了，紛紛上街要求懲處共產黨，蘇哈托等樂得順從，于是一場屠殺開始了。在軍方的縱容之下，印尼人開始追殺共產黨。由于華人加入印尼共產黨的不少，他們也借機發(fā)泄著早已郁積于心對華人的不滿，畢竟華人在印尼經濟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生活水平也普遍高于當地人。那種不被控制的怒火被點燃，那種殘忍的野蠻驅動著每一個。他們肆無忌憚地采用各種殘忍手段，去折磨殺戮他們認為有罪的人。一九六五年的印尼，可謂人間地獄，私刑肆虐，血雨腥風，人人自危。從《殺戮演繹》中，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的恐怖情形。

　　直到如今，印尼人依舊不反省這段歷史。亦如電影中的殺人魔王安瓦爾·岡戈一樣，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仍然還以自豪的心情敘說著當年壯舉。他們認為其行為避免了一場由國外指使的政變，避免了印尼的紅色化，也避免了印尼落入中國人之手。隨后幾十年國際及印尼本國形勢的發(fā)展，亦讓印尼國民慶幸于自己未被印尼共產黨奪權成功。中國的文革、印支三國的赤化，特別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的暴虐行為，更讓他們覺得當時選擇正確。而作為有如此之多國民在他國被血腥屠殺的當事國，中國一直未有堅決地站出來。當然，此中畢竟有難以言說之處。輸出革命的理想，遭遇到了野蠻的血腥回擊，革命利益胎死于暴力之中，同時殃及池魚。

　　在影片中，我們在最后看到了安瓦爾·岡戈的悔意，而這種悔意并非來自于他的反思，恐怕更多的是來自于他對死亡的畏懼，他害怕那些冤魂會向他索命。而更多的人卻仍未認識到那場屠殺的血腥與野蠻，認識到對于生命的尊重，認識到這樣的行為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只要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依然那么曖昧，只要印尼的野蠻還未進化到文明，只要印尼的民主化過程還是這樣搖擺不定，這種殺戮行為仍然會不斷地演繹下去。

    《殺戮演繹》是從大處著眼，將其放置在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去追尋歷史的真相，叩問人性中的殘忍。而《沉默之像》則從小處入手，以家族之慘痛歷史，折射那段讓人心悸的歷史，更注重追尋者的勇氣，以及殺戮者及家人的良知。前者演繹著殺戮的歷史，后者從沉默之中凸現人們逃避麻木或者悲抑不舍之像。
       
       在《沉默之像》，配鏡的鏡像反復出現，既出現于受害中家人，也出現于施害者一方，以及當時的旁觀者臉上。這與紀錄片中主角的職業(yè)相關，更是導演表達其觀點的一種借喻方式。人的視力會衰退，對于歷史的記憶亦會模糊，借由著調試紅色的配鏡，在遮蔽著自己臉龐的同時，或可還原出事件真實的一面。戴著紅色配鏡之人，皆為歷史的親歷者，他們或身處暴戾之中，身染鮮血；或目睹所有的慘狀，遺忘也難。對于受害者家人，這是心中永遠的傷痛，無法釋懷，當然需要追尋真相，還死去的親人尋求一個公道。對于施害者親朋，卻無法直面受害者親人的追問，面對鏡頭連連躲閃，直呼為何要去翻幾十年前的舊賬？即使他們是事件的得利者，其心靈也難以擺脫冤魂的纏繞。因為人人心中都還有殘存的人性，縱使有萬千理由，人性也容不下暴戾的屠殺。

       當然，亦如影片中施害者親人所言，這是政治所為，身處其中的小老百姓是無法扭轉歷史的，個人只是政治那架機器里的零件。確實如此。人們可以因為自己不同的利益及立場，而選擇不同的政治行為，這無可厚非。政治洪流可以裹挾著個人，但個人卻無法推卸自己的責任。人得為自己所選擇的行為負責。當政治或者革命的喧囂散去之后，留下的卻是千百萬個具體的人，他們得直面相對。殺戮雖然是一種制度行為，但卻是通過某個人的手，去屠殺著另一個人，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個人在這里是無法將自己躲藏于制度后面，而逃避自己個體責任的。受害者無法去向冷冰冰的制度索命，卻可以指證那個持刀之人。

       漢娜·阿倫特以平庸之惡來指證艾希曼機器般的屠殺，充滿著哲學的意味。傳說中法官所問開槍的東德士兵的話也許更好理解：“難道你就不能將槍口抬高兩寸嗎？”是啊，殺戮是命令，但殘忍卻是你心靈的體現。你得面對良心的拷打，也得面對歷史的追問。
（此文一部分來自于以前所寫關于《殺戮演繹》的影評，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