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初，英國70家公司的3300名員工開始試行一周四天工作制，引起了全球的關注。有媒體報道稱，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短工作周試驗，將持續(xù)6個月，期間員工薪水保持不變。在一片羨慕聲中，也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減少一天工作日并不意味著減少工作量，在半年試驗期內，如果員工無法在四天時間里完成原來五天的工作量，工作制依然會恢復到原來的五天。

此類新聞事件，每次都能引發(fā)廣泛的討論，投射出的，其實是人們對工作的普遍焦慮。工作儼然已成為時代痛點，每次談及，我們首先聯(lián)想到的詞語總是剝削、過勞、消耗與倦怠。

在工作制度短期內尚不能被消滅的情況下，如何探索一種能讓人保有尊嚴與熱情的工作？紀錄片《希望的味道》（Le go?t de l'espoir）提供了一個案例，或許能夠拓展我們對于工作的想象。

《希望的味道》聚焦于南法熱芒奧市的一家茶葉合作社，SCOP-TI。它的前身是隸屬于聯(lián)合利華的一家工廠，超市中常見的立頓袋泡茶，有一部分曾就出自它的生產線。

2020年，由于經營狀況不佳，這家工廠面臨被外遷的命運。不愿接受這一結果的工人們占領工廠，試圖尋找替代方案。

抗爭了1336天后，2014年，剩下的46名工人們取得了工廠的運營權，并將工廠轉型為合作社，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袋泡茶新品牌，并以戰(zhàn)斗的天數(shù)“1336”命名它。

把生產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同時，翻身做主人的工人們也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zhàn)：如何分工？如何分配？要聽誰的？

紀錄片導演勞拉·科彭斯（Laura Coppens）并沒有將鏡頭對準抗爭的熱潮，而是在合作社轉型之后走進工廠，用將近兩年的時間，記錄下轉型為合作社后工人們的工作日常。

人人都是老板，聽誰的？

一位工人說，合作社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于“工作是快樂的”。沒有了老板，沒有了上下級關系，切格瓦拉的頭像隨處可見，會議室名字叫“卡斯特羅”。工人們會在工作的間隙嘮嗑，邀請異性同事跳舞，他們說，“跳支舞也并不會少干一點活兒”……影片開始，呈現(xiàn)出的是烏托邦般和諧美好的景象。

隨著鏡頭深入工廠內部，背后的問題也慢慢暴露出來。

最大的問題來自于組織本身，既然搞了合作社，就要追求公平民主，必然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開會協(xié)商，工會成員各有主見，有時討論半天依然達不成共識。合作社這種強調自治的組織方式，如何平衡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

另一大瓶頸，則在市場方面。產品包裝與營銷思路老舊，小工廠的人力物力有限，又無力雇傭專業(yè)市場人士，在市場競爭中何以與大型企業(yè)抗衡？

如何解決這兩大問題，構成了本片的兩條相互交織的線索。

在組織方面，從一開始決定成立合作社之時，工人就已經面臨考驗。就像影片中一位女性工人所說的：人們總是習慣于完成任務，而合作社需要更多主動的付出。每個人的決定都會影響工廠命運，工人們必須從以往“管理-服從”的模式中走出來。

導演在映后補充道，工人們會每月、每周都會召開例會來保證大家充分溝通，但為了提高決策效率，他們也自發(fā)選舉出一個工廠主任（片中頭發(fā)灰白者）作為他們的領導者，這多少緩解了一些燃眉之急。

不過，片中也有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充分參與討論，聲音沒有被足夠傾聽。效率與民主之間的平衡，是合作社始終要去面對的難題。

在市場方面，合作社已經在努力和大企業(yè)做出差異化來，努力走一條不同的道路。比如，不使用添加劑，而用純天然材料來調味；再比如，重視與本地社區(qū)的聯(lián)系，與原本面臨停產的茶葉原產地達成密切合作，互惠共濟。

不過，想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huán)境中突圍，合作社的力量還是太微弱了。除了規(guī)模和效率上的局限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工人的平均年齡較大，導演說這是因為合作社的工資相比于大企業(yè)來說仍然偏低，很少有年輕人愿意加入。團結的理想能否傳承下去，吸引更年輕一代加入，尚無答案。

當社會學者拿起攝像機

有趣的是，導演勞拉·科彭斯兼有一層社會學者的身份，工廠是她的田野點，只不過，她選擇以紀錄片而非學術論文的形式呈現(xiàn)她的研究成果。

她以學者式的冷靜眼光，剖析合作社運作的機制。內斂而克制的手法，令人想起懷斯曼。幾乎沒有采訪也沒有拍攝者的介入，只是靜靜旁觀工人工作的日常、機器的運行、工會的討論、超市的推銷等場景。

其實這個合作社在法國相當有名，經常有媒體去采訪。但勞拉·科彭斯待的時間幾乎是最久的，長達18個月。剛進入工廠時，她沒有帶任何理論預設，而是親自進入研制茶包的實驗室、親身參與流水線工作，邊做邊觀察。甚至在最開始的3個月時間，她沒有拍攝，只是勞動，從而與工人們建立起了較深厚的信任，因此比其他媒體更能深入合作社內部，甚至被允許參與工會內部會議，拍到了許多寶貴的素材。

導演還嘗試邀請工人一起看素材，詢問他們對剪輯的建議，讓她出乎意料的是，工人們并沒有對一些有爭議性的片段提出刪減的要求，反而表達了他們的驚喜：他們平時接觸到的，更多是采訪式的拍攝，只是對著鏡頭回答問題。他們從未想到，原來普通的日常場景可以被這樣認真呈現(xiàn)。

雖然是旁觀式的紀錄手法，但片名以及素材剪輯的思路，已經體現(xiàn)出導演對于合作社這一經濟形式的積極樂觀的態(tài)度。在映后環(huán)節(jié)，導演點出了她樂觀的源頭：自己祖母是東德人，這使她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對工人自主管理一直心懷向往。

在法國，合作社并非一種小眾的經濟模式，甚至有專門的法律為合作社的運行提供制度保障。而對于中國觀眾而言，合作社仍是一個稍顯陌生的概念，有時也被與上世紀集體化時期的農業(yè)合作社混為一談。SCOP-TI茶葉合作社的生產實踐與影像記錄，讓我們看見一種嶄新的可能性，如片名所言，帶來一絲“希望”的味道。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了2022年1月15日歌德學院的映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