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年初以來，爆發(fā)自湖北武漢的新冠疫情牽動著全國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來自于各類渠道和平臺的疫情紀實作品從網(wǎng)絡播出，向全世界展示發(fā)生在武漢一線的醫(yī)療和生活狀況，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也舉辦“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論壇，邀請身處疫情一線的紀錄片創(chuàng)作者分享這段特殊的拍攝經歷，其中也包括知名紀錄片導演范儉，他在武漢完成了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導筒也帶來范儉導演專訪，一起重回武漢，找尋春日被遺忘的影像。

被遺忘的春天 (2020)The Lost Spring: Survival and Revival of the Wuhan People導演: 范儉類型: 紀錄片制片國家/地區(qū): 中國大陸片長: 67分鐘內容簡介：丹水池社區(qū)是武漢確診病例數(shù)最多的社區(qū)之一，在封鎖中度過一個嚴冬后，居民們顛顛撞撞邁進春天里。春色靜美如常，但他們卻無暇欣賞，面對病痛和創(chuàng)傷，他們竭力求生和重建。

范儉

本科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畢業(yè)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目前定居重慶。作品曾入選柏林電影節(jié)、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jié)、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等。作品關注時代巨變下人性、家庭的故事。范儉導演的作品主要有《搖搖晃晃的人間》、《吾土》、《尋愛》、《活著》、《的哥》等?！痘钪吩@得2011廣州紀錄片節(jié)評審團獎及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關于中國傳奇女詩人余秀華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獲得2016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jié)長片競賽評委會獎及2017波蘭WATCH DOCS電影節(jié)最佳長片獎，并提名2017上海電影節(jié)金爵獎最佳紀錄片。2018年，范儉成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會員，參與奧斯卡評審工作。

導筒：最初進入武漢拍攝前，會有大概設想會拍攝內容嗎？

范儉：方向是有的，要拍“社群關系”，這個是我出發(fā)之前就想好了的，就是要在一個社區(qū)里面來拍他們的社群關系，這是大方向。但是，對于深入家庭內部后拍什么在那個時候并沒什么概念。只有到了現(xiàn)場接觸具體家庭之后，才慢慢確定了我要拍這個家庭的哪方面。

導筒：最終選擇去社區(qū)和醫(yī)院進行有不同情況家庭的拍攝以及成片中穿插對照的呈現(xiàn)，又是如何考慮的？

范儉：醫(yī)院其實我去得很少，醫(yī)院實際上只是杜進、黃沖他們去做透析或者去住院的時候才會去。因為他們這一家其實挺特殊的，也是我在拍攝中遇到的，然后就跟著他們一起解決了住院的這個事情。但是總的來說，去醫(yī)院的場景不是特別多。 其他的人物及其家庭都和醫(yī)院沒有關系，或者說，另外的人物及其家庭和醫(yī)院這一現(xiàn)場沒有關系。他們的現(xiàn)場主要是在小區(qū)里面。當然我在這個社區(qū)里也拍了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人和采集到了一些觀點。這些在前期素材采集的時候出現(xiàn)的很多，但在后期剪輯的時候覺得沒有必要把很多特別零碎的東西放到片子中去。

比方說，我也拍過小區(qū)在疫情之下專門去開展志愿者服務的人，幫大家去團購菜品以及各種所需物資。這些我都拍了，但剪輯師在素材的取舍中覺得這些東西如果都放進成片中會顯得很雜亂。因為我拍攝的時候是按照群像拍的，將小區(qū)中各種各樣的人都拍攝下來。但是在剪輯時，剪輯師著重刻畫的是三個主人公及其各自的家庭。 所以前期的拍攝和后期的剪輯是存在一定差異的。

導筒：那這三組主要的家庭是怎樣選出來的？

范儉：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一定要做到的是選擇一個有新冠患者的家庭。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疾病，是它導致了社群關系的變化，那么你肯定要先找到一個家中有患者的家庭才行。這其實還是有困難的，雖然這個小區(qū)被查出有22例。但是我們跟的這個社區(qū)副書記，他走訪的家庭多半是拒絕我們的。有的人很害怕被人知道被人拍攝，哪怕被人采訪都是很害怕的。 經過各種拜訪后，只有這個蔡大姐的出現(xiàn)讓我覺得可以。因為她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時，正在跟副書記陳琦傾訴她自己的焦慮以及受到的歧視。我覺得她的傾訴欲很強，所以我想應該跟她深入地交流一下，她也是比較快地接受了我們的拍攝。

我們在那幾天很大程度上都處于一個傾聽者、陪伴者的狀態(tài)。不僅她，還有她女兒環(huán)環(huán)也接受了我們的拍攝。當這兩位女性都接受的時候，也代表這個家庭可以拍了。她還遠程連線了仍在接受治療的老公，老公表現(xiàn)的也很令人滿意。我們能夠找到這個家庭可以說是非常幸運的。 找到他們這家之后我又在小區(qū)里找到了認識蔡大姐一家并對他們家有一些看法和意見的居民。后來，我覺得需要找一個跟任何疾病都沒有關系的家庭來表現(xiàn)日常生活，是充滿日常煙火氣息，不和疾病“掛鉤”的家庭，也就很快找到了在樓頂種菜的劉舒一家人。

再后來，我與副書記的聊天中發(fā)現(xiàn)了小區(qū)中好幾個每隔幾日就需要去做透析的病人以及很多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在新冠疫情其間被耽誤了治療。通過副書記每天的電話溝通，我尋找到了一個妻子患有尿毒癥，丈夫患有癌癥的家庭。我覺得有必要去了解一下，這個家庭到底是什么情況，雖然沒有感染新冠，卻因其他事情陷入困境。 見到了杜進、黃沖一家人的第一面，非常打動我的是感受到了他們彼此在困境中的緊密的情感，就決定也拍攝他們家的生活，這給片子也添加了一種不同的色彩。

導筒：剛才提到因為新冠疫情而導致身患其他疾癥的病人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的情況，這種情況多嗎？

范儉：這個情況很普遍，這也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三月中下旬時，湖北省內逐步開放后，有一個志愿組織專門把湖北省除了武漢以外其他周邊縣市的癌癥患者帶到武漢來接受治療。因為只有在省會武漢，才有最好的治療癌癥的資源。 但實際上這些癌癥患者進入武漢非常困難。另外，醫(yī)院也很難收治他們，因為開放癌癥門診的醫(yī)院本來就少。在新冠爆發(fā)期間，癌癥的門診和住院都是停止的。后來慢慢開放，但能夠被收治的病人數(shù)量也非常有限，而床位更加有限。所以有一批志愿者就是專門解決這一大類難題的。還有部分志愿者負責的是把其中最特殊的人帶到北京去接受治療。這些被耽誤的人群的數(shù)量其實是很龐大的。

導筒：杜進夫婦的遭遇令人印象深刻，杜進的尿毒癥治療被耽誤，疫情對其他疾病就醫(yī)造成的影響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們目前的情況如何？

范儉：總的來說不容樂觀。前段時間他們是居家治療，這兩天又把黃沖帶回到了醫(yī)院治療。因為他的癌細胞還是在轉移，現(xiàn)在在用一種特別貴的“靶向治療的”藥物。我除了語言上的鼓勵支持，也轉了一些錢款給了他們，并不是說這些錢能起什么作用，因為他一針藥可能就要一兩千。雖然他老公的情況不好，但杜婧非常堅持，不愿意放棄她老公，我是想給她點心理支撐。

導筒：新冠患者及家庭遭受社區(qū)和社會的歧視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當年非典后遺癥也有過這類情況紀錄片的詳細介紹，您覺得會有比較好的方法去解決或緩解這類遺留問題嗎？

范儉：我提供不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畢竟我既不是醫(yī)療也不是心理學相關專業(yè)的。但總的來說，對一個社區(qū)而言，他們是有自我治愈的可能性的。比方說，蔡大姐一家，他們家丈夫是患有腦癱的，之前是物業(yè)的工人。在他四月份回到家后，物業(yè)公司的經理跟他說先不要上班，因為別人對他有意見。到了五月份他就試著去上班了。后來得到的反饋就是小區(qū)里的居民也開始慢慢接受了。

所以說，經過一個時間段，在社區(qū)內部是可以慢慢淡化這種偏見的，會有變化的。但另外來說，我覺得這種疾病在很多時候是破壞了人際關系的。我不確定在六月份或七月份小區(qū)中是否還會存在那種“氣氛”，因為我人已經不在那個社區(qū)中了。 當人們復工的時候，這種偏見也慢慢蔓延到了職場。當影片里的主人公蔡大姐的女兒環(huán)環(huán)去上班時，在職場也遭受了歧視，所以她選擇了辭職。當然，主人公在描述的時候會部分加重，因為這些遭遇對他們的影響是直接的。也許客觀上去看沒那么嚴重，但這種現(xiàn)象的的確確是存在的。 就像我們片中的有一場，蔡大姐在小區(qū)走廊里就被一個大姐做了道德評判，就是帶著一種眼光，說你們是“那樣”一群人，才會染上了病情。我覺得還是要讓知識更多的普及，讓更多的人相信真正的科學以及理性，才能減少對他人的排斥。但實際上很難操作，不知道怎么樣讓這些人相信他們已經康復了。

導筒：這次拍攝過程中比較有難度的地方，或者說碰到的比較大的困難在哪？

范儉：我到的第一天就發(fā)熱了，內心還是很恐慌的。心里在思考“難道自己到的第一天就被感染了？”，特別是當你晚上一個人躺著的時候會胡思亂想。后來馬上就冷靜了一下，一到那里身體就直接出線反應不合理。應該不是，也好在第二天溫度就降下來了。類似于這種的胡思亂想有個兩三次。 大概一個禮拜之后，我們在醫(yī)院拍攝完，去消殺通道。因為我們對這個程序不太了解，在紫外線燈旁停留的時間過長了，回去之后，我和攝影師當晚同時眼睛就看不見了，無論如何都睜不開了，而且還很疼，以為是得了新冠以外的疾病，一晚上就沒睡著。第二天去醫(yī)院就醫(yī)，后來經過醫(yī)生分析才知道是紫外線灼傷，用藥就可以治好。所以說，這類的事情就算是碰到了一回。 另外在日常交往中有時會需要去到一些很危險的區(qū)域，好比蔡大姐他們家畢竟是有過新冠病患的，我們去他們家拍攝時如何做防護，這是一個問題。但后來我們經過討論還是決定即便我們有防護服，也盡量不要穿。因為穿了防護服就會給對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會讓對方覺得我們在防著他。所以也就只戴著口罩，偶爾會帶手套。不過每次從他們出來之后，心里還是會略微忐忑。這種情況持續(xù)了半個月以后，也就習慣了。每天晚上我們會執(zhí)行一套我們自己制定的消毒計劃和流程，給我們的設備、器材、載具消毒，大概半小時左右。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拍攝階段，每天都這樣。

導筒：這次拍攝的隊伍大概是什么樣的組成？是否就是你和攝影師兩個人？

范儉：去的時候是三個人，攝影師、助理和我。因為我們用的是電影鏡頭，兩套器材，都挺重的，所以需要有一個助理。一開始沒有找錄音師，因為我不想太多的人進入，來多一個人我就要多承擔一個人的風險責任。但拍到中途后，我還是覺得聲音需要錄得更好，所以就從本地找了一個錄音師來幫忙。然后團隊就一直都四個人。

導筒：這個春天因為疫情顯得格外特殊，而片名叫《被遺忘的春天》，這是如何考慮的？

范儉：首先是想到春天的意象，三四月份是武漢最爛漫的時間。對于我們拍攝者來說，可以四處游蕩，能看到春光無限。我們住地旁邊不遠就是東湖。但是那些武漢人看不到，他們都被困在社區(qū)里。甚至我聽到的好幾個老人自我封閉50多天，都不下樓的。他們在陽臺上能看到春天嗎？我懷疑這一點。

小區(qū)里的玉蘭花、桃花、櫻花，這些花朵在怒放，開了一茬又一茬，但沒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到。或者說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多人并沒有心思去留意春天的氣息，更多是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所籠罩。所以我覺得春天對于某些武漢人來說是一種被遺忘的狀態(tài)?！氨贿z忘”這三個字也有點特指杜進、黃沖這樣的癌癥患者，他們這些非新冠的患者在某種程度上被遺忘了，其實這些人還是很多的。所以說這個片名涵蓋了多種意思。

導筒：這一次因為拍攝了不同的家庭，你是會選擇同一天拍攝，還是會計劃分開時間拍攝？

范儉：基本上隨機應變的，主要還是因為他們都是住在同一個小區(qū)里的，所以只要在微信中提前溝通，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家庭之間走動。當然有些場景是一定要按照時間點來拍攝的，比如說種菜的那位大叔，他需要在某一天去將秧苗栽在大棚當中，或某一天要處理他的鴿子。再比如蔡大姐一家，哪一天她的老公需要回來，回來之前的兩天以及回來當天的生活，包括回來之后沒多久就是她丈夫的生日，這些都是我會重點拍攝的。

這些東西我都需要提前詢問清楚。最困難的反倒是最開始的階段，就是對方需要勇氣敞開他們家的門讓我們進入。因為在疫情期間，這是一種很難得的信任。當然小區(qū)里也會有人不讓我們進，所以這一家人允許我們進入，并愿意留我們吃飯。這種在疫情期間的溫情、善意非常的難能可貴。

導筒：之前有在微博上看到你發(fā)布一些在武漢的圖片、視頻和動態(tài)。在你所主要拍攝的這個小區(qū)以外，你對武漢這座城市當時整體有什么樣的感覺？

范儉：首先，前一周的感覺是落差極大的。因為我熟悉武漢，我是在武漢上的大學，并且每隔兩三年都會來一趟。2019年我還來參加畢業(yè)二十周年的同學聚會，熱熱鬧鬧的，剛辦完。結果2020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原本特別煙火氣的城市，走在街頭巷尾能聞到很多氣味的，后來卻一個人影都看不見，像是某種電影場景一般，很不真實，在街上開了半天就自己一輛車。尤其是半夜，整個街上就我們團隊，仿佛是在游蕩，這感覺有點恐怖、有點魔幻。 到了中后期，三月中下旬開始復工，路上慢慢有了一些車輛。 四月初的時候，人們開始慢慢出來了，煙火氣也慢慢有了，飯館，燒烤店都開門了。半夜我們拍完出來，就會去點一晚飯夜宵吃。 另外，《被遺忘的春天》并不是呈現(xiàn)這個城市的變化的，而是呈現(xiàn)這個社區(qū)的社群關系的變化的。我在這期間還拍了一部短片，專門是針對城市的，用我們拍的樣態(tài)來呈現(xiàn)我們對于這個城市的感覺，是一個更有趣的短片，現(xiàn)在還在剪輯之中。

導筒：你從事紀錄片拍攝已經十余年了，這次拍攝疫情相比之前會有什么與眾不同的感受？

范儉：最直接的不同就是很不便利。吃了一個月的盒飯，以及不停地給自己消毒，這是現(xiàn)實層面的。內在層面的話，這次我主動地選擇拍群像，因為我不愛拍群像，我過往的作品也沒有拍群像的。 《吾土》、《搖搖晃晃的人間》以及正在進行的還沒結束的《愛過》，乃至到《活著》，都不是群像。我不太喜歡拍太多人，這次是覺得疫情給社群關系造成了明顯影響的，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想著選擇更多的人。

范儉《活著》 (2011)

還有一個創(chuàng)作上的不同，我到武漢待了一段時間就離開了。在那樣一些空間以及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我覺得可以拍一個非敘事的紀錄片，這與我之前的作品是不一樣的。對我而言，這是一部用了紀錄片手段的電影短片。只有置身于現(xiàn)場，我才有了這個想法，也才會刺激到我來做這樣一個創(chuàng)作，或者說是嘗試。

范儉《吾土》 (2015)

包括在短片中會用一些比較實驗的方法，這都是在那段時間中產生的想法。當然也可能是我想致力于完成一個傳統(tǒng)的表達，用非常個性化的方法。在那段時間里，當我們結束拍攝之后，在這個城市中開車回住處，我們在路上會遇到奇怪的場景以及奇怪的人。這些相遇是很奇特很微妙的，這也只能在這樣一個城市以及這樣一個特殊 時間才可能發(fā)生的某些場景、某些情緒。 這不是一個處于常態(tài)的城市會發(fā)生的。

范儉《搖搖晃晃的人間》 (2016)

導筒：這一次的拍攝有沒有看到其他正在進行紀錄片拍攝的人或團隊嗎？或者看到的已經做完的紀錄片？ 范儉：我和周浩在去之前就有聯(lián)系的。在武漢也聚了兩次，他帶了一個團隊，主要拍攝大型的企業(yè)。在本地的我只見了程春霖，《生門》的攝影師，他也在拍攝一些東西。其他導演我也知道很多在武漢，但都沒有見到。 還有一些我認識的相對年輕的創(chuàng)作者，陳瑋曦——《武漢·重癥區(qū)六層》的導演，他做出來的片子我覺得有些場景，有些人物是不錯的。但是他短片的樣態(tài)還是沒有積蓄到足夠的力量。我聽說他還在做別的版本。 包括4月4日哀悼日那天，我的機位調度不過來我還請他來幫忙拍了某個地點。我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年輕人，但我認識的還沒把片子做出來。另外，一些平臺播放的我大概看了一些，跟我做的不一樣。

范儉工作照

導筒：剛才提到還有一個短片正在剪輯，目前正在進行的還有什么計劃？

范儉：《愛過》這個項目我爭取今年下半年收尾。本來是計劃上半年做完的，結果因為處理武漢的這些事，再加上今年電影節(jié)也不開設了，所以今年要把這個項目給結了?！稅圻^》有可能最終會改名，現(xiàn)在我們還在討論。 至于武漢還會不會去，我覺得有可能吧，但近幾年不會了，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我是很想去的，也許會在那再拍一部片子。

工作中的范儉

導筒：今年的疫情對于電影、紀錄片行業(yè)的影響都很大，從個人的角度和感受來說，有什么樣的看法？

范儉：對于劇情片創(chuàng)作者的影響自不用說，對于紀錄片來說是“船小好調頭“，紀錄片畢竟一個項目的體量小，所以我們可以主攻線上的發(fā)行。例如這次《被遺忘的春天》全網(wǎng)播放，這是我跟澎湃溝通的，既然沒有什么別的路子，那就走線上、走網(wǎng)絡。我覺得紀錄片的發(fā)型策略可以相對靈活一點。

范儉在idfa

2020年的這個春天，可能不是“來過”，只是“路過”。新冠疫情帶來的隔離與封鎖，讓我們與它之間，總隔著一扇窗的距離，有些遙遠而冷清。在武漢，這個春天更易被遺忘，很多人的心，還埋在幾個月前的那場嚴冬里，需要一點一點地往外掙脫——正如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所訴說的那樣。

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