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Claire Simon開了一門課叫“Ecoute”，意思是“聽”，屬于實踐課程，以至于上課前我一直只為是講收音的。最后一節(jié)課我們一起看了這部影片，她說‘Ecoute（聽）’是她最近一年來在思考的，也是這部新片的主旨之一，更是這學期來給我們放映的所有片子的關(guān)注點。但我實在是get不到，她所強調(diào)的Ecoute對于一個紀錄片電影人來講，有何獨特之處。而我是從她的課程中收益頗豐的，受益之處多是對于紀錄片和故事片邊界的探討。 近些年，她的影片，多是群像式刻畫?？臻g是比較封閉的，例如《巴黎北站》里的北站，《我們在這片森林制造夢想》里的的文森森林，包括這部，這樣的封閉性公共空間適合遇見各個階層的人。而她在《巴黎北站》跟《森林夢想》這兩部中的拍攝方式也是如出一轍的，一般三個人，她、攝像、收音，有時候攝像收音一個人搞定，兩個人都能出去踩踩點拍一拍。這樣游擊式紀錄片真省錢，而且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和數(shù)碼時代也是息息相關(guān)的，之前用16mm的片子，完全則是另一套創(chuàng)作模式。但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仿佛再牛逼的紀錄片導演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因為種種原因，他們所呈現(xiàn)的東西，只是他們遇到的精彩畫面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拍攝環(huán)境的惡劣是原因之一，比如《北站》中嘈雜的收音，這部片子結(jié)尾處惡劣的夜景拍攝，等等。然而最大的麻煩還是審查。 行政審查其實影響比較小，老大哥不可能隨時在場，到行政審查時，畫面怎么著都已經(jīng)拍出來了。至于拍攝許可，雖然是法國，但一些導演跟電影系學生交流會上，大家喜聞樂道的就是怎么偷拍，哪一場在地鐵里拍攝時根本沒要許可，拍完就走了，類似于此的事情，不勝枚舉。 最大的審查來自于拍攝對象本身，他們面對攝影機時有人戲精上身，有人事后要求禁止使用某些片段，而這些片段在導演眼中往往十分真實美好。遺憾總伴隨紀錄片，于是難以自已地，紀錄片的導演把手伸向了被拍攝對象——而我覺得這才是Claire SIMON在這部片中，以及一整個學期樣片的主題——當紀錄片導演將手伸向被拍攝對象時，導演所呈現(xiàn)的東西是什么？ 她請來了兩個人來做交流，一位是《Vers la tendresse》的導演Alice Diop，一位是《夜色兄弟》的導演Patric Chiha。這兩部片子都有著紀錄片的外衣，然而前者導演是社會學出身，在經(jīng)過大量對城郊青年性觀念的社會學調(diào)查研究后，創(chuàng)作了這個紀錄片劇本，她甚至付錢給拍攝對象，讓他們演。后者也一樣有趣，學Mode出身的一位導演，聽聞奧地利底層年輕同性工作者故事后，跟拍攝對象一起生活許久，拍攝對象都是真實的，然而也如同影片呈現(xiàn)的感覺一樣，這些底層的孩子不會因為藝術(shù)而配合你，他們會一直問導演要錢。有時你則不得不說“要錢可以，把這一條拍完”。而出身Mode的導演在紀錄片拍攝過程中一直只帶霓虹燈，造出紅色的、黃色的、紫色的光霧，也是此片最吸引我之處。 此外被引用的還有《下流故事／ Une sale histoire》，導演拍了兩段一模一樣的故事，一段是紀錄片，一段是找演員演的；阿巴斯的《十段生命律動／Ten》，全篇主要兩個機位，等等。再實驗一些的，徐冰的《蜻蜓之眼》。更實驗一些的，也是不勝枚舉。所以，什么是紀錄片，什么是故事片，在這些作品中無法被定義，也毫不重要，糾結(jié)于此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只能做出判斷：這是一部十分優(yōu)秀的影片。 歸結(jié)到這部影片，有些網(wǎng)站將其定義為紀錄片，有些分類為故事片，Claire SIMON自己認為這是故事片（她仍孜孜不倦地定性影片的記錄或故事屬性），因為她會在拍攝過程中打斷被拍攝對象，然后指導演員應(yīng)該把主題往哪里扭，甚至是下句話該說什么。 回到她原計劃的討論的主題：Ecoute（聽）。難道聽不是任何一個以談話為主的紀錄片的重要元素么？難道交流不是人的基本處境之一么？這是一個泛而又泛的主題，以至于幾乎任何一部影片拿來，都能按照Ecoute（聽）的路數(shù)分析兩句。值得一提的是，在課上，她要求大家拍攝一些“Ecoute”為主題的實踐，于是同學就把之前拍的不管是啥玩意兒都拿過來放，只要說圓乎就行。覺得這些真是毫無意義，我大概永遠都get不到她這個拍攝意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