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為一部獲過華表獎、拿了龍標，正計劃上院線的電影，《鄉(xiāng)村里的中國》至少有三個不那么容易吸引觀眾買票的地方：這是一部紀錄片；這是一部鄉(xiāng)村題材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如此莊重而宏大，似乎難以輕松觀賞。 2. “沒想到這么好看，我以為會特主旋律?！辈恢挂粋€觀眾說了類似的話，盡管觀看試映的觀眾多是受推薦而來，影片“很好看”這點還是令不少人意外。不少人建議焦波給電影改名，認為現在的名字不夠吸引人，像宣教片。（有人建議說可以改叫《蘋果熟了》。）事實上，這部片子最初還有個很科教片style的片名，叫《24節(jié)氣》——這個ms吸引人買票的難度級更高。 3. 2012年正月，焦波帶著臨時召集的團隊——5個平均年齡不足21歲、沒什么拍攝經驗的年輕人住進山東淄博沂源縣中莊鎮(zhèn)杓峪村，以300塊錢的月租費租下一個小院，自立春到立春，他們在這里住了373天，用攝像機在24節(jié)氣的時間線上記錄下一些始終存在卻從未被展現的畫面和話語，從鄉(xiāng)村日常中發(fā)現充滿情節(jié)和細節(jié)的中國，一些內容在人們意料中，另一些在意料外。 4. 拍攝前，焦波把風險講給團隊每個成員聽。 1987年出生的四川傳媒學院大四學生劇璽博一直在嘗試影視創(chuàng)作，覺得有機會拍片子“正合我意”，他是這部影片的導演、攝影和剪輯。 劇璽博校友、1988年出生的導演和攝像李夢龍想大不了就當復讀了一年，他跟焦波說“我現在在農村，社會最底層，即使拍完片一無所獲，也可以去別的地方接著往上走。”焦波回復他“我們都是這樣”。 畢業(yè)于淄博職業(yè)學院，1990年的制片主任、會計和司機劉曉晨從焦波5年前在汶川拍汶川孤兒時就跟在他身邊，雖然在城市長大，對要過一年鄉(xiāng)村生活，他的感想是“我的適應能力很強”。 劉曉晨的師妹、助理和場記，1992年出生的陳青滿心好奇，當這是工作前的實習和社會體驗。攝影助理北川當時15歲，是焦波收為徒弟的6個汶川孤兒中的老大。 5. 除了劉曉晨和陳青，所有人的家都在農村，而除了李夢龍學的是編導，其他人的專業(yè)五花八門，從廣播電視新聞到計算機和聲樂。焦波不擔心沒經驗拍不出東西，“我做攝影就不是人家那種特別靈活的人，出去一次一張好片子，我要用30年拍我父母，5年拍汶川孤兒，這么來拍一組好片子。馮小剛3個月拍一部電影，我們幾個人用一年，4天拍1分鐘行不行？耗吧?！? 6. 接到任務時，離必須開機的立春只有二十幾天，焦波回熟悉的淄博老家找村子，15天跑了十來個村，他發(fā)現包括故鄉(xiāng)在內，很多村子都和村民一起變得“不城不鄉(xiāng)”，“馮驥才說每天都有80多個村莊在消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這樣?！? 最后他們在沂蒙山區(qū)腹地找到不大不小、不窮不富的杓峪村，這里在變化，但還保留著立春時涂紅羊角和給小孩縫春雞的習俗。它是城鎮(zhèn)化道路上很多跑在前頭的村子的昨天，也是一些更封閉、更傳統(tǒng)的村莊的未來。 7. 考察時，焦波遇到兩個放假在家的大學生，學導游的杜濱才說村里每年都自辦春節(jié)聯歡會，他是主持，紅頭發(fā)、高個頭的杜海龍會跳邁克?杰克遜的太空步，有個為供他讀書十幾歲時輟學打工的姐姐。焦波來到杜海龍家，發(fā)現杜海龍父親杜深忠是個愛看書讀報練書法的農民，妻子張兆珍經常為丈夫的“不務正業(yè)”跟他打嘴仗，“俺倆這一輩子，就是一個戰(zhàn)爭片?！边@對夫婦后來成了《鄉(xiāng)村里的中國》的主角。 8. 2012年2月，焦波領著團隊進村，用電信手機號的劇璽博和用聯通號碼的李夢龍很快發(fā)現手機沒了信號。村里路都是上下坡，第一天拍攝，陳青走了幾步就累得不行。山里早春格外冷，晚上睡覺，焦波靠把一只腳放在另一邊膝蓋下來暖腳。手頭寬裕時，他們去鄰村小餐館“下館子”，手頭緊張了，就一起做菜，為該誰刷鍋刷碗鬧過幾回矛盾。 在村子里，他們度過了間隔時間最久才能洗一回澡的冬天——每隔十幾天，才集體趕赴車程2小時的縣城小賓館開個房間，排隊洗。他們每天都在村子里邊轉邊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們比。”李夢龍說。 “苦中有樂，我們養(yǎng)過6只狗，2只雞，1只羊，院子里種了南瓜豆角絲瓜，房間里掛個投影屏，偶爾放點電影，管這叫‘天堂電影院’?！苯共ㄕf。 9. 當村民們習慣了這群外來人，不再跟在他們后面看，在攝像機前無所顧忌地說話，他們真正成為杓峪村“村民”。 10. 土地上長得出莊稼，長得出果樹，也長得出奇花異草。 今年60歲的杜深忠一輩子家徒四壁，心思從不在地里。他讀過高中當過兵，34歲才結婚，婚后沒兩天就丟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魯迅文學院培訓班，他幾十年天天看《新聞聯播》，能跟人聊巴金談李白說國家大事，他也愛音樂，會一臉嚴肅地拉跑調的二胡，自從村喇叭里播過一次《春江花月夜》，就心心念念想要一把琵琶。因為干活不行，愛做“沒用”的事，杜深忠在村里并不被高看，村支書張自恩的奉承話是這么說的：“你是個才人，就是果樹管的少”。 “我20歲時的愿望到今天都沒放棄?！闭f這話的杜深忠黝黑、干瘦，一臉皺紋，他的愿望是擁有一間書屋，“窗戶明亮，陽光照進來，屋里都是擺滿書的書架，門口放塊泰山石，刻上‘松石書屋’”。焦波說“如果沒從村里出來，我就是你這樣的人?！? 夢想面前，沒有城鄉(xiāng)，在沉默的鄉(xiāng)村，有很多異于人們固有想象的“杜深忠”。 11. 最打動焦波的，是杜深忠掏心窩的一句不那么“正確”的話：“我從來就不熱愛土地。”后來許多農民出身的觀眾對這句話共鳴，土地給了農民什么？人們?yōu)槭裁匆詾樗麄円欢釔鬯? 從村支書到村民，片里人物都說過一些不怎么“正確”的話，“有人說這些話不合適，我說不是那種年代了，敢說話是種社會進步?！苯共ㄕf，“我覺得領導干部能容忍老百姓說說過頭話，也希望盡可能聽到老百姓說實話?！弊屗@喜的是，電影通過審查時沒進行一幀的改動。 12. 焦波他們的房東張光愛熱心豪爽、消息靈通，村里人送綽號“中央四”。導演李夢龍非常敬佩張光愛，盡管她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民，他說這個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就像《大宅門》里的斯琴高娃，一個人扛著整個家族。她是片中打動很多人的情感線里大學生杜濱才的大娘。李夢龍說杜濱才也多次讓他感動。他有片中沒有太多展現的非常陽光的一面，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孩子們都喜歡他，他也愿意跟小孩子在一起。 13. 我們了解真實的農村嗎？ 拍片子前，焦波自認為認識已十分深入，一年后，他發(fā)現自己的了解還不夠細膩。比如，他沒想到杜深忠這樣的農民，掙扎在現實重量下還始終充滿激情、甚至帶有詩意地追求精神上的夢想。 劇璽博過去從沒想過要關注農村，在他長大的那個河北村子，人們已不再以土地為經濟支柱。在杓峪村，他感受最深的是靠土地為生的難，和農民改變現狀的渴望。劉曉晨一度感覺農村“比較野，窮山惡水多刁民嘛”，但在村里呆了一年，他發(fā)現這里就像黃渤春晚上唱的那首歌，“陌生人點頭都是笑臉”。李夢龍終于明白老師說的鏡頭要有情感是什么意思，他在鏡頭后面哭了很多回，用《天堂電影院》的臺詞總結感受，“生活和電影不一樣，生活難多了”。 14. 焦波希望更多人，尤其是制定政策的領導干部能看看這部片子，聽聽最真實的農民的聲音，從傾聽開始，改變現實，“這是他們偶爾下一次鄉(xiāng)看不到的東西?！? 15. 回到《鄉(xiāng)村里的中國》這個片名，它讓人聯想起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人們始終認為，中國就在鄉(xiāng)村里。“仔細想想，這名字也不錯，對吧？”焦波說。 16. 這部片子并非沒有缺陷，但它的確很好看。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4/04/c_133237289.htm

攝制組從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攝，歷時373天，記錄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這些記錄，都濃縮在了紀錄片《鄉(xiāng)村里的中國》。

這部紀錄片獲得第十五屆中國廣播影視大獎電影華表獎“優(yōu)秀紀錄片獎”、第二十屆上海電視節(jié)白玉蘭獎“最佳中國紀錄片”等十多項大獎。

杓峪村位于中國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zhèn)，地處沂蒙山區(qū)。當年拍攝時，全村167戶，484口人。耕地面積470畝，山林面積2270畝，經濟作物以蘋果為主。

《鄉(xiāng)村里的中國》以二十四節(jié)氣為時間節(jié)點，以村民杜深忠、村支書張自恩、大學生杜濱才等人為主線，記錄了杓峪村的一年。

記錄了這一年當中，人們的紅白喜事，喜怒哀樂。

“我一開始對土地就沒有一點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較“另類”的人，雖然也從事農耕，但是一直對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閑暇時在家里的地上寫毛筆字，平?？葱侣劼摬ァ４謇镆獨g迎駐村干部來時，村支書張自恩還來找他寫歡迎詞。

杜深忠還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擁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價錢對于家里來說是不舍得出的一筆錢。后來他熬不過心里的執(zhí)念，還是去琴行買了一把琵琶。原價八百四十，店主肯給到六百九十時，他毫不猶豫地買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訴妻子實價，說是花了四百九十買的。后來妻子還是知道了實情，兩人有一些“爭執(zhí)”。妻子認為家里各方面都要開銷，哪能顧得上那些精神層面的東西。但是杜深忠覺得人除了需要吃飯，精神也需要填補。

妻子雖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為，實際上她本人也會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開支的壓力而不得不舍棄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實，在中國任何一個村莊，估計都有杜深忠這樣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農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質現實之間的矛盾嗎？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兒帶男朋友回家見家長。杜深忠對于女兒談戀愛的態(tài)度很開明，說只要兩個人是相互喜歡，他就同意。

連他的女兒都說他，對別人都還不了解，你就這么快同意了。

在女兒結婚時，他對她說：“這些年你給我?guī)土瞬簧倜??！迸畠鹤屗彦X留著，他堅持要放去女兒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蘋果豐收時，杜深忠吃住都在蘋果園，守著蘋果。

結果蘋果滯銷，沒什么人來采購，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價格出售，兩塊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蘋果只賣了一萬五六千塊錢，而單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塊。

這件事讓杜深忠很苦悶，這些年他們家在蘋果樹上付出的努力已經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價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別人吐苦水：“我覺得熬這個時間我都覺得熬得很心疼?！?/p>

同時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無奈是咱對這個世界太無奈，一出去以后茫然無知，啥也不懂。實際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賣力氣也就罷了，你得賣性命！”

在紀錄片中，年輕的村民張自軍在貴州某工地打工時從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個年幼的兒子。下葬時，兒子指著墓坑好奇地問：“那是俺爸爸的家嗎？門口怎么這么小?！?/p>

這個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嘆：“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個要命的事。實際上農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著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淚。”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為“拿著人肉換豬肉吃”。早年他為湊孩子學費出去打工，一連五年他都在農閑時去萊州，幫玉米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畝地不過掙幾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磚。沒日沒夜的苦干讓他提前衰老了，數載下來，他牙齒掉了13顆。

紀錄片還記錄了杜深忠教育兒子的一幕。

他對兒子說：“一些人說對土地有感情，實際上我一開始對土地就沒有一點感情。這個土地不養(yǎng)人，咱這里的這二畝貧瘠土地不養(yǎng)人。所以說我多么盼望著你（成才）。你別看我一輩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訓比成功的經驗還說明問題！這是一輩子的心血，一輩子的淚。”

紀錄片的導演焦波感嘆：“再偉大的演員，也說不出這樣的臺詞！”

或許杜深忠不是對土地沒有一點感情，只是因為把所有收獲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結果并不理想，從而愛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樹被連根拔起，估計是被賣去城里做綠化，他形容這種行為是“剜大腿肉貼臉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說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說獾是國家三類保護動物。妻子說，它光禍害人禍害莊稼，它還是保護動物。農民種點糧食容易嗎？都讓它糟蹋了，農民怎么沒有保護的。

挺多這對夫妻邊干活邊對話的場面，富有生活氣息又有點逗趣，很能反映農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輕時當過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莊鄉(xiāng)農業(yè)學大寨工作隊”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愛讀書看報，還參加過魯迅文學院的函授課和培訓班，向許多報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農村，心里懂的東西可不局限于農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書記，真是賺了一肚子酒來”

杓峪村的村支書張自恩，整天為村里人的事情東跑西顛。他不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基層干部，也會被事情煩得爆粗口，與村民起沖突。

村口因修建小廣場砍樹時，村民和張自恩起了爭執(zhí)；為了讓村里脫貧，張自恩不斷地去旅游開發(fā)公司尋找機緣；村民張光愛與張光學的糾紛愈演愈烈，張自恩在中間反復“滅火”；更有村民懷疑張自恩貪污，不斷上訪要求查賬。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無論是村民打架的來回調解，還是去拜訪王總希望推進村里的旅游項目。他也很苦悶，曾說過大不了辭職，不當這個村支書餓不死，當了也富不了。

要過年了，鎮(zhèn)上發(fā)給村干部的錢很少，有個村委說連車油錢都不夠。張自恩馬上說從自己那出兩百給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個人氣得連錢都不拿就走了，實際上張自恩本人也很氣，很無奈。

作為村支書，過年要去探望村里60歲以上的老人，張自恩也沒有落下那位懷疑他貪污的年長村民。

在紀錄片里，張自恩語帶辛酸地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書記，真是賺了一肚子酒來?！?/span>

張自恩是一位對工作熱忱、常掛著憨笑、在村中費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許不是工作得很優(yōu)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廣大村官的縮影。

“我一回家就心煩，煩死了”

杜濱才應該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大學生之一。他在四歲時，父親杜洪法患精神病，母親另嫁他鄉(xiāng)，他由父親撫養(yǎng)長大。

他對于家的感情很復雜，對于一些狀況很不滿，對父親說過一些刺耳的話。

父親會打電話跟他說，家里的蘋果賣掉了，“沒錢了跟我說一聲”。

會特意留下一箱蘋果，裝好了給他帶去學校。天剛蒙蒙亮，兩父子在路旁等著班車。

父母離婚時杜濱才還小，長大后的他已不認得媽媽的模樣。

伯母曾多次問他想不想去看媽媽，她知道他媽媽在哪里。杜濱才都是說以后再說吧。

而在他二十三歲這年，時隔十九年后，他還是由伯母帶著去見了媽媽。

所有的情緒都化在了眼淚里。

過年了，村里舉辦春節(jié)聯歡會。杜濱才在舞臺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親》，聲音哽咽。

臺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轉過身去，又低頭擦眼睛。村民們也聽得沉默。

對于父親的不理解，對于家庭的不滿，杜濱才終于找到了方法，與自己達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在一年的時間里，杓峪村的村民們都經歷了各自的曲折與委屈。

無論有什么沖突與怨恨，到了過年的時候，依然露出開懷的大笑。

正如導演焦波說的：“這塊土地上的人，有困難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達不到的時候，該歡樂還依然有歡樂?！?/p>

“農民吃的苦比我們要多，他們遇到困難比我們多，他們得到相對來說少。所以說我們拍這個片子也想，把農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狀態(tài)，農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農民的訴求反映出來。”導演焦波曾接受央視采訪時這樣說到。

《鄉(xiāng)村里的中國》這部紀錄片拍攝于2012年，距今恰好時隔八年。

現在的農村有些已變了模樣，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變化，但是農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發(fā)生。

（文中配圖均來自紀錄片《鄉(xiāng)村里的中國》）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1

紀錄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攝其名作《北方的納努克》時多次讓主人公愛斯基摩人納努克“再現”捕獵場景。于是引發(fā)了最早的起碼是最為著名的關于紀錄片是否應該“擺拍”的爭議。關于紀錄片是否應該“擺拍”、擺拍到底有沒有損傷其“真實性”的爭議至今仍未能統(tǒng)一。需要知道的是，紀錄片并不因為其“記錄性”而比一般電影（敘事片）更加接近“真實”，相反它或許更加能騙到我們，因為它是“記錄”的——我們選擇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暫時拋下對于其拍攝“真實”要求的心理包袱，而僅在影片的邏輯層面是否合理進行把握，也就是將紀錄片當成故事片來看，這或許能讓紀錄片暫時逃脫拍攝真實的限制而抵達更高層面的藝術真實。值得一提的是，納努克一家因為拍攝而沒有儲存夠過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離開后全部餓死。

2

不能苛責更多，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觸碰到當下鄉(xiāng)村生活的真相的。觀看的過程中我始終有兩種情緒復雜地糾纏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樣的土地與人而產生的親切感。二是正因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會發(fā)生的各種苦難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鄉(xiāng)村文化人杜深忠說的：“咱這里的二畝貧瘠土地不養(yǎng)人?！彼鼉H能提供足夠養(yǎng)活我們的東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講求愛情，物質與生存是第一要務。當要渴求更多的時候只能走出去尋找。而在鄉(xiāng)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兩種：去讀書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著人肉換豬肉?！弊罱K還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難以生還的意外——片中張自軍的死亡，其足以毀掉一個家庭，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學幾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這也是杜深忠讓兒子認真讀書的原因。而后者癡迷街舞，無疑這是一個對他們來說極其奢侈的愛好?？梢钥吹?，所有人都在困境與無奈中，并沒有那么多的選擇，這就是當下的鄉(xiāng)村，在夾縫茍延殘喘著。

3

這部片子既沒有噴它的人說的那么爛，也沒有捧它的人說的那么好。作為眾多敘述中的一種，它選擇了鄉(xiāng)村，選擇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們，渺小無力，卻盡力活著，生命中偶有的詩意與溫情就是面對寒冬時的糧食。結尾鏡頭拉遠，依稀看到積雪遍野，覆蓋著群山坳里的那個村落，它正代表著千千萬萬的土地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