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那些在專制政權面前捍衛(wèi)電影的人致以悲傷而迷人的敬意。

在熱議的《小丑》中，查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成為了高譚市穿著禮服的超級富豪的盛大放映的主題，這一不透明的場景大概意味著對某些事情的黑暗評論。在蘇哈伊布·加斯梅爾巴里苦樂參半的新紀錄片《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中，同樣的電影在蘇丹一個村莊的廣場上放映，在電影放映期間，下拉屏幕一直在無用地向后滾動。

現(xiàn)在，當穿著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冒牌球衣的孩子們看著卓別林的杰作咯咯地笑時，電影主題變得更加簡單，也更加深刻——這是對電影奇特的集體魔力的致敬，以及當它變得無形時會發(fā)生什么。

這次放映是由蘇丹電影集團組織的，該集團由一群曾經(jīng)的電影制作人組成，其中包括導演易卜拉欣·沙達德和蘇勒梅因·易卜拉欣，他們是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全球電影節(jié)的獲獎者，遠離現(xiàn)代蘇丹。

他們在電影中的場景讓位于一個簡短、凄涼的政治歷史，以及1989年軍事政變和隨后持續(xù)的保守伊斯蘭統(tǒng)治的片段。

從那以后，導演們自己的許多作品都遺失了。在一個政府不信任電影的國家，制作甚至觀看電影的習慣也是如此。因此，作為電影超級英雄的SFG開始重新點燃火焰，在全國各地的臨時場所通過筆記本電腦放映電影。

反對他們的是鎮(zhèn)壓的現(xiàn)實威脅，但更直接的是官僚主義和破舊基礎設施的世俗敵人。在一個枯燥的主題中，鏡頭前的采訪被附近的祈禱聲淹沒了。

然后，好萊塢的敘事手法被搬上了現(xiàn)實生活，昆汀·塔倫蒂諾的《被解放的姜戈》有望在喀土穆一家廢棄的大型戶外電影院上映，這是一場史詩級的嘗試。

隨著又一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到來，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導演們又一次排隊等候接受頒獎，這部向他們一些不那么出名的同事致敬的傷感而迷人的影片，再合適不過了。

By：Danny Leigh

TALKING ABOUT TREES （2）

--觀《與樹對談》有感

那是什么樣的年代啊，一場關于樹木的談話幾乎就是一樁罪行，因為它包含著對那么多惡行的沉默！--《致后代》布萊希特

作為去年柏林電影節(jié)最佳紀錄片獎等十一項大獎的獲得者，《與樹對談》這部影片所得到的關注度似乎沒有匹配它的聲譽，豆瓣上的觀看記錄至今不過千人。我幸運地從一部蘇丹電影的條目中被引流至此，在觀看前，我便對這部紀錄片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與期待；而在觀影過后，我對這部紀錄片的喜愛更甚。

《與樹對談》所記錄的是一個簡單樸素不過的故事：四位蘇丹導演因為對電影的熱忱走到一起，為了向大眾免費放映電影而與當局斡旋，希望得到許可。然而在這簡單的故事背后，蘊含著人們的熱愛以及對言論封鎖的控訴。本片導演將素材剪輯整理，以籌辦電影放映作為主線，穿插四位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以及周遭環(huán)境的形象，體現(xiàn)出三位電影導演的不甘平凡的形象。雖然是一部紀錄片，但是加斯梅巴里導演卻通過對素材的精心編排使影片擁有不亞于電影的故事性，誘導觀眾對影片中記錄的事件做出判斷，是一名“坡上的作者”。

本片伊始，電話的鈴聲響起，馬納爾向電話的另一端質問停電時長，卻沒能得到一個有效答復。幾人而后席地而坐討論此事，易卜拉欣情緒激動的說：因為沒有人投訴，人們都唯唯諾諾的?？此婆c主線不相干的小事，奠定了全片的主題。緊接著，在第二幕中，四個人用手比作相機，用頭巾象征女主的長發(fā)，在同一片空地上，四人分別作為燈光師，攝影師，導演和女主角來翻拍好萊塢經(jīng)典電影，借用電影臺詞，易卜拉欣表達出了自己對此藝術的真切的喜愛。

之后的一幕，是兩位導演前去接受電臺采訪的片段。通過主持人之口，導演向觀眾透露出二人都曾是國家電影行業(yè)棟梁式的人物，在回答問題時，易卜拉欣的話語直截了當?shù)狞c出了主人公們的目標與敵人：蘇丹電影被叛徒殺死了，而我們現(xiàn)在要努力將它復活。導演的敘事水平在此處可見一斑，在開頭使用的這一素材，令觀眾迅速進入狀態(tài)，沉浸在緊密的情節(jié)中。

一段導演們前去找尋昔日設備和筆記的片段，讓觀眾得知了易卜拉欣德國求學的經(jīng)歷，也順水推舟地用一段來自1989年的黑白影像，揭露出殺死電影的真兇。隨后的故事中，另一位主人公蘇萊曼的早年經(jīng)歷也詳細地展示在了觀眾面前。為了尋回丟失的畢業(yè)作品，蘇萊曼用蹩腳的俄語致電曾經(jīng)的母校，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在后面的交談中，我們得知，蘇萊曼的同學中有著聲名顯赫的愛森斯坦，如果電影沒有被突然禁止，這幾位主人公會有如何成就，人們無從知曉。

還是在那同一片場地上，幾位主人公席地而坐，平靜地敘述自己被迫離開蘇丹的往昔，雖時過境遷，遭逮捕的經(jīng)歷深深的鐫刻在幾人的腦海中。雖然幾人的政治傾向意識形態(tài)天差地別，由于同一個熱愛，以及同一個敵人，四位電影工作者在數(shù)十年后重又走到一起，為著一個渺小卻偉大的目標努力。

雖然是敘事性的紀錄片，導演從來不吝嗇與將鏡頭轉向窗外，記錄下此時整個蘇丹的生活狀態(tài)。在影片里，導演使用了大量的空鏡和遠景。幾個主人公在廣闊的背景下顯得微末，無力。

導演有意在片中用大量的篇幅拍攝護欄，防盜窗一類條形物體，很容易就令人聯(lián)想到監(jiān)獄的圍欄。幾位主人公與其他人被粗暴的切分開來，不知道哪一方被關入牢籠之中，又或者每個人都被無形而強有力的束縛著。

在故事后半段，導演將鏡頭對準了格柵窗后的電視，用長達四分鐘的鏡頭記錄下了2015年巴希爾總統(tǒng)再次贏得大選宣誓就任的情形，窗外的蘇萊曼則正在理發(fā)，理發(fā)機轟鳴作響。 巴希爾富有激情的演講，透過電視的傳播，經(jīng)過格柵的遮擋進入攝像機后，顯得蒼白而戲謔。最終，這一幕在蘇萊曼的一句諷刺中結束：一共就只有五百萬張選票，他擁有的票數(shù)比選民人數(shù)還多。

直至影片結束，幾人也未能如愿免費放映電影。然而幾位老人的信心從未衰減，在影片末尾，故事在易卜拉欣的錄制宣傳語的片段中拉下帷幕，一段宣傳語，昭示著他對于人們能夠進入電影院欣賞電影的渴望，以及對于自己繼續(xù)奮斗的決心。

整部紀錄片從頭至尾，都沒有出現(xiàn)易卜拉欣口中的叛徒的真人形象。然而在大量的對話中，他們無時不表達著對于這一強權統(tǒng)治和對言論限制的不滿。作為反派的富有壓迫的制度，雖沒有具象化的真人形象，但卻滲透進了社會的每一個媒介中，電視上，廣播中，電話里。 主人公們面對的巨大阻力在導演的別出心裁的取材和剪輯下被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

作為一部直接電影性質的紀錄片，導演在全片中沒有與四位主人公進行任何程度上的互動，也沒有使用任何旁白或是背景音樂，然而卻在精心剪輯之后做出了一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劇情沖突程度不亞于電影的影片。雖然導演沒有干涉人物，但是我認為人物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導演的判斷。由于幾位主人公的特殊性，我懷疑他們會在進行他們的事業(yè)時刻意增大沖突，或是在幾人的日常對話中刻意增添對往昔的回憶以及對于現(xiàn)狀的批判。從而幫助影片達成那樣強烈鮮明的故事性。本片導演加斯梅爾巴里在法國學習攝影（1），而這部紀錄片的風格與蘇聯(lián)電影，尤其是塔可夫斯基導演作品的風格大相徑庭。本片作為加斯梅爾巴里導演的處女作，一經(jīng)推出便拿到了柏林電影節(jié)的最佳紀錄片獎項。出色的成績讓我不由得懷疑他是否得到了本片的四位主人公的幫助。在導演不干涉現(xiàn)場的同時，如若現(xiàn)場干預導演，也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真實性的丟失。

對于導演所表明的立場，我被完全的打動和說服了。當這幾位曾經(jīng)被迫流亡的導演重聚在故土，他們心中不僅含有對電影的熱愛，更有對國家的熱愛，和對人民的熱愛。即使一生面對強權的重壓，他們也從未放棄對于造福其他人的追求。為大眾免費在電影院放映電影，似乎無法對社會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在一個獨裁政府的限制下，重啟電影院也成了奢望。為了向社會中的其他人做出貢獻，以及為了堅守真理和正義，即使是公共看電影這件事，也不應妥協(xié)。

雖然故事發(fā)生在蘇丹，但這絕不僅僅是蘇丹的故事，片中四位導演奮斗的目標，理應成為全世界奮斗的目標。本片拍攝于2015年，直到2019年蘇丹發(fā)生政變巴希爾總統(tǒng)下臺才在柏林電影節(jié)上映，而我經(jīng)過數(shù)月的搜索，在使用百度云進行兩次解壓后才最終欣賞到這部紀錄片。

（1） citedesartsparis.net/en/suhaib-gasmelbari

（2） 鏈接：//pan.baidu.com/s/1VRL1wR-RmY7u2SktkhCzrA

提取碼：y20k

蘇利曼和“蘇丹電影俱樂部”的另外三名成員決定重振一家舊電影院。他們不僅因為對電影的熱愛和對恢復舊電影存量、再次關注蘇丹電影歷史的強烈渴望而團結在一起，而且因為他們都曾在流放中接受過電影教育。不知疲倦地，他們試圖讓影院老板站在他們一邊，讓這個地方重新運作起來，但他們一再發(fā)現(xiàn)自己遭到了相當大的阻力。同時，他們坐在一起談論過去——包括他們作為對立藝術家遭受迫害甚至折磨的經(jīng)歷。

蘇丹是一個由伊斯蘭教主導的國家，新聞、電影等一切娛樂活動早已在這里消失數(shù)十年時間，電影院的存在極其困難。在公共場合放映電影會被視為擾亂治安，制造非法集會。

蘇丹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除了穆斯林，基督教和無神論者外，還融合了非洲和阿拉伯文化。作為曾經(jīng)的英國和埃及的殖民地，在解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對前宗主國有所繼承和發(fā)揚。長久的殖民歷史，讓蘇丹這個國家充滿了種族矛盾、宗教沖突以及不停的殺戮；資本大國對蘇丹的礦產(chǎn)資源和能源的爭奪，讓蘇丹成為了聯(lián)合國名單上的“窮國”。

故事的開始是易普拉欣四位老年人重新回到電影院，想要振興電影。四位老年人開著一輛面包車，用電腦和投影儀在廣場上為孩子們放映了卓別林的電影?？墒锹短旆庞澄娜颂倭?，他們決定重新啟用廢棄多年的大型戶外電影院。

電影的回溯和前進是交替進行的，伴隨著重振影院事件的過程，四個老電影藝術家開始了對于此前的蘇丹電影和蘇丹社會的的生命經(jīng)驗和歷史經(jīng)驗的回溯以及潛在的關于恢復電影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四個老人對關于電影往事的回溯，不僅僅是電影，同時是關于膠片電影的往事。

當易普拉欣對著陽光獨自觀察膠片以及用破舊的手搖放映機放映電影時，都無聲言說著電影人對電影的熱愛；膠片和破爛生銹的放映機牽扯出的是一段關于個人的生命記憶，關于非洲被遺忘的歷史以及與非洲相關的人類記憶；它同時指向的是20世紀冷戰(zhàn)時代的文化傳播路徑。

導演將故事的空間放在了一個破敗的電影院，這個影院是20世紀60年代可見的歐美建筑，這個影院叫作——革命電影院，昔日的本土電影、大眾電影曾經(jīng)在這款巨大的銀幕上放映，聚集在這個空間的人是曾經(jīng)和一種變革世界的夢想、人民奮斗和人們的抗爭相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電影中的一幕極具有荒誕感，易普拉欣整理好了電影銀幕和座椅后，迎來了影院的第一位觀影者——一只駱駝，易普拉欣牽著駱駝來到座椅前，和它講述關于這座影院的歷史，講述電影的歷史。

一座破落的，全是座椅卻空去一人的影院無聲的向觀眾訴說著影院的沒落與衰敗，在這個充滿夢想的地方，只有四個曾經(jīng)的電影藝術家，為了影院這個空間再度興盛，為了電影的再度繁榮而努力著；也正是個充滿空椅子的空間，在不斷的召喚人們走進影院，在這個空間中相遇、聚集、探討。

易普拉欣第一次在一個骯臟的廁所中試圖去拍攝他的電影，在這個小小的空間中，他不斷的尋找角度，嘗試拍攝；第二次，他找來了他的好朋友作為演員去拍攝電影，手機的取景框也由橫變豎；當?shù)谌嗡奈粚а葑谝黄鹱窇涍^往時，我們才恍然明白，易普拉欣選擇狹小的廁所作為一個空間，是因為他被逮捕后，曾長時間被關在這樣一個骯臟的廁所中被監(jiān)禁、被鞭打。易普拉欣在這樣的空間中渴望影像，是因為他想要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再次去捕捉記憶，再現(xiàn)歷史。

導演選擇以紀錄片的形式高度處理這30-50年的一段歷史跨度時，選擇了以不同的影像材質，電影材質之間的剪輯、拼貼、連續(xù)的視覺試驗，影片的主要材質是數(shù)碼影像，還包含有黑白的紀錄片、默片風格的非洲電影、膠片等多種材質形成的這部電影的影像自身。多種材質的融合，讓這部紀錄片本身就成為了一部關于影像的表達。影片中的場景時時刻刻在訴說著膠片電影已成往事的事實。

在電影的順時線中不斷出現(xiàn)的“景框”以及手機數(shù)碼媒介塑造的“景框”所負載與呈現(xiàn)的是對于電影本體與電影社會功能的追問與思考。在這部記錄片中，人物不斷的以一種搬演的形式在追問電影的意義。第一次出現(xiàn)城市街道的時候，是四位藝術家要去城市廣場放映電影，在中途他們的車子拋錨了，他們只能選擇步行到達目的地；這時的全景鏡頭中四位藝術家們以檢閱式的姿態(tài)大步前行，用他們的身體作為一種且敗且戰(zhàn)的宣言。

電影放映究竟是和文化相關還是和政治相關？或者說，在蘇丹放映電影首先是一種政治性的形式。

這部紀錄片對電影社會功能角色的定義是以電視為參照物的，影片結尾的三分之一處，是易普拉欣躺在床上，前景中的畫面是電視劇中政治人物的官方講話，伴隨著電視的聲音和易普拉欣的酣然大睡，傳來的是遠處清真寺中清晰立體的召喚祈禱的聲音，極具諷刺意義的是本該屬于電影的立體環(huán)繞聲卻在別的地方發(fā)揮作用；用宗教的教旨從根本上否定了電影的存在。

電影的標題為什么叫“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當我們談論樹時，本身就攜帶著某種禁忌性。片名出自偉大藝術家布萊希特的《致后世》 “這是什么樣的年代，當談論樹的時候幾乎構成犯罪？因為它隱藏著無數(shù)可怕的沉默?！?/p>

今天的我們和20世紀在行動中思考的先輩們相比，最大的不同是：20世紀的特殊年代中，那些藝術家們、普通人，他們都具有一種共識、一種情感——就是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發(fā)生的每一種暴行都是對我的傷害，而我可以在我的位置上去參與、體認、支持。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不只是關于電影藝術、電影本體、電影敘事的思考；更是對當下人類世界的困境和出路的思考 。

寫于：2020年3月2日

2月29日，四年一遇的日子，于我而言則同樣是信息過載的一天——法國演員哈內爾（Adèle Haenel）與凱撒獎會場外的示威者們用標語和火把抗議當晚獲得最佳導演獎的在逃性侵犯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柏林電影節(jié)將今年的最高榮譽金熊獎頒給了正因「反動宣傳」被監(jiān)禁的伊朗導演拉索羅夫（Mohammad Rasoulof）；而我們則迎來了同人創(chuàng)作平臺AO3的被舉報和封禁，以及《網(wǎng)絡信息內容生態(tài)治理規(guī)定》實施前夜的瘋狂屯片。

導演拉索羅夫曾向伊朗人權中心（CHRI）辯白道「我的電影都不是政治片，它們只是有點兒政治影響的社會批評。他們不理解電影，還將其解釋為對國家的誹謗。我認為對批評的不寬容、不耐煩才是反動的?！?/p>

這些電影從業(yè)者對于話語權的努力爭奪，讓我想起了二月份剛看過的一部講述蘇丹電影人與強權抗爭30年的紀錄片《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Talking About Trees）。它同樣在柏林電影節(jié)獲得了殊榮——去年的金熊獎最佳紀錄片獎項。

1989年，蘇丹前總統(tǒng)巴希爾（Omar al-Bashir）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建立蘇丹伊斯蘭獨裁政權，并實行一系列保守的社會禁令，其中被禁止的就包括電影制作、放映和發(fā)行等活動。在其后的30年間，被逮捕關押和嚴刑審訊過的蘇丹電影人們在被流放期間如饑似渴地接受著電影教育，也不知疲倦地進行電影實踐，夢想著哪天能夠回到故國施展自己的才華、講述自己的故事。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記錄的正是「蘇丹電影俱樂部」幾位成員為了重振一家廢棄電影院所作出的努力。想要在軍事獨裁下的蘇丹放映一部卓別林的喜劇可不是跑一趟文化局那么簡單的事，你得為了這張放映許可證跑遍文化局、市政廳和情報安全局，最后他們還是會將你這頑固的皮球踢到政治安全局，因為當初取締電影是一項政治決定。

即便被強權壓制與禁聲，他們依然抱著對于電影的熱愛而做著哪怕再微小的努力與嘗試：在院子里為村民們進行放映，幕布總是往上卷起就親自用手拉著，只為看到觀眾們展開笑顏；回憶當年在蘇聯(lián)國立電影學院的餞行宴上慷慨的陳詞「夢想在蘇丹等著我」；在星空下朗讀流放期間的舊信「如今，傲慢的暴君們撕碎我們的過往，讓我們的生活空無一物。我夢想回到家鄉(xiāng)，哪怕會有長矛刺穿我的胸膛」；也借用布萊希特的詩句表達對封殺一切文化實踐的控訴「在這樣的時代，談論樹也幾乎是罪，因為它影射了人們對無數(shù)罪行的沉默。」

30年后，2019年4月11日，蘇丹發(fā)生軍事政變，總統(tǒng)巴希爾被逮捕，政權將在兩年內移交給文官政府，蘇丹電影人們終于有可能等來他們期盼已久的春天。

對不起，我又聯(lián)想到今年年初中國獨立影像展無限期停辦的決定。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想看的紀錄片因各種審查不過關而從不會在本地的電影院里上映，于是網(wǎng)路上偷偷流傳的盜版影片成了我的精神食糧，這也比較符合生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我獲取信息與知識的方式，但我只能在一方小屏幕后觀看，看完后在豆瓣上與豆友們進行文字交流——總感覺缺了點什么。

直到出國進修，在電影理論的討論課堂上嘗到了小組討論的滋味，我才明白原來與不同背景的人利用跨學科的視角一起來觀看和解讀一部影片，是可以通過思想的碰撞與激辯而收獲那么多學識，且在交流過程中每位成員的身份都是平等的、觀點都是受到彼此尊重的，這讓我感到無比快樂，也讓我更加珍惜線下空間所帶來的那種即時、面對面、不受監(jiān)控和阻撓的自由討論的機會，也是和同學們共同成長的機會。此外，不論想要看什么影片都總能在學院的影音資料館里找到正版碟片，周末和放假期間也可以跨越不同城市在大銀幕上觀看修復版的經(jīng)典影片、在映后交流環(huán)節(jié)與影像制作者進行平等交流。我很懷念這種多元、自由的學術氛圍，因為身處的環(huán)境改變過后，討論場上充斥更多的是立場上的拉幫結派或是與對方陣營劃清界線，很少人愿意抱著共情去聆聽對方的觀點與心聲。就連我對事實與真相的不斷求索，也會被視為一種激動的情緒宣泄。

后來我在書里讀到零幾年中國新紀錄片運動剛興起時，大到小規(guī)模的獨立電影影展（我的天，這句話看起來好可悲），小到電影或美術院校的標準放映廳，甚至是咖啡館、酒吧、四合院兒，都能看到中國獨立影像的放映和討論。想來也是生不逢時，2003年云之南紀錄影像展創(chuàng)辦那會兒，我還是個在小學課堂上背誦九九乘法表的小屁孩兒。等我長大之后，許多獨立影像展和民間的電影學習小組都已被迫關停，我似乎再沒機會體驗當年擠滿獨立影像創(chuàng)作者和熱情觀眾的那個熱火朝天的交流氛圍了。

國內獨立影像最好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嗎？我不知道，但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桎梏的確讓許多影像制作者和影像研究者喪失了積極主動性，在被極端個人主義籠罩的消費社會中也沒有多少人再愿意花費時間精力去關心與自己平等、或低于自己階層的人群的生活；與此相反，奇怪的是人們總是能夠向上共情，去為自己從未擁有、這輩子也不可能掌握的權力進行辯解與開脫，去仰望和膜拜那個剝奪人們權利與尊嚴的權力巨獸。

扯遠了。昨天讀到一篇題為《我們還需要實體文化空間嗎？》的文章，雖然作者闡述的是她在公益圖書館的運營感想，但我覺得在地性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其實是共通的。公共文化空間存在的意義即是產(chǎn)生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聯(lián)結，創(chuàng)造出共同經(jīng)驗，從而使整個群體中不同的思想在這個空間中發(fā)生碰撞，體會到共同學習和思考的樂趣所在。但要如何在重重的行政限制中展開自由討論的活動、維系非盈利公共文化空間的可持續(xù)生存，還是等我這個「愣頭青」在將來一邊工作一邊總結經(jīng)驗吧。

本文最早發(fā)布在微信公共號《凹凸鏡DOC》（微信號：pjw-documentary）

中國電影人和影迷盼望已久的電影院復工終于有了消息。國家電影局官網(wǎng)公布：“國家電影局發(fā)布關于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條件下有序推進電影院恢復開放的通知?！敝链?，在180天的等待后，電影院終于要回來了。

而身在非洲的蘇丹，電影人們還在翹首期盼電影院的歸來，雖然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這個國家的電影院已經(jīng)關了30年

作者：張勞動

1989年，在蘇丹內戰(zhàn)中崛起的上校巴希爾發(fā)動了政變，成功坐上了總統(tǒng)的寶座，這一坐就是30年。在任期間，巴希爾忠實地執(zhí)行保守派教士的命令，實行了一系列保守的社會禁令：酒精、音樂和電影遭到禁止。

影片的一開場只有聲音，沒有畫面。是一個長者同電力公司客服的對話，長者說，我們這里已經(jīng)停電四天了。這時畫面出現(xiàn)，一只手電對著一位正在撥打電話的長者?？头卮?，您還要等待。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先給你排著號吧，你是第175號。一個國家最基本的電力供應都無法得到保障，政府辦事效率之低，也預示著接下來他們申請電影院重開的艱難。

四位上了年紀的電影人，把燈光設備搬到院子里，借助電池的電力開始表演比利·懷德《日落大道》中的一出戲。他們分工明確，有燈光師（拿著一個LED燈），攝影師（他的手就是他的攝像機），導演（對，導演啥也不用帶，就說句：action）。演員帶上頭巾開始了表演：“電影就是我的生活，沒有其他”。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片頭字幕出:《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

影片講述了四位蘇丹電影人（他們是蘇丹電影俱樂部的成員），希望重振一家廢棄電影院，復興蘇丹電影。為此他們要為一部電影的上映，覓得一張放映許可證，他們去了文化局、市政府和情報安全局，碰了很多釘子后，他們發(fā)現(xiàn)，還要再去政治安全局，因為當初取締電影是一項政治決定。

正如開篇電臺節(jié)目中訪談的標題：“蘇丹電影，主角已逝”。這群人中有第一個學電影的非洲人，曾經(jīng)，他們的作品也在國外電影節(jié)屢屢獲獎，蘇丹電影人在世界影壇上嶄露頭角。然而這美好的一切卻戛然而止，蘇丹有近30年的時間不再生產(chǎn)電影。

四位蘇丹電影人來到倉庫，翻撿著那些已經(jīng)塵封許久的電影設備，阿萊鏡頭，舊錄影帶，16毫米攝像機，還有劇本，他們回憶著老師當年諄諄的教誨，仿佛回到了他們最青春的年華。甚至，他們找到一個裝滿勘景照片的文件夾，其中一位電影人沙達德不無遺憾的說，我們的電影“就要開拍了，然后軍事政變開始了”。

蘇丹電影人希望恢復電影放映，他們驅車到很遠的小村莊，拉起幕布，為那里的孩子放映一部卓別林的默片電影《摩登時代》，卓別林滑稽的表演引得孩子們哈哈大笑。投影幕布突然出了故障，老先生們不得不用手撐著放完了電影，仿佛他們也成為了電影表演的一部分。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他們來到一座廢棄的電影院，希望能夠重振電影院，開始跟影院老板談判，只要你提供場地，“一切都不需要你做什么”，但很不幸，他們碰到了釘子，影院老板沒有同意。

蘇利曼給之前求學的莫斯科電影學院打電話，希望找回他的畢業(yè)作品，他當時要回蘇丹時，意氣風發(fā)，在告別晚會上，他暢言：“夢想在蘇丹等我。”后面的情節(jié)中我們得知，蘇利曼的同學中，有大名鼎鼎的愛森斯坦。如果電影沒有被禁止，說不定，蘇利曼會變成非洲的愛森斯坦。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在蘇丹，年輕人的業(yè)余喜歡踢足球，數(shù)碼影像讓他們更快的接受，電影院放映真的有必要嗎？

他們開始對周圍的人發(fā)放調查問卷，令四位蘇丹電影人感到欣慰的是，有個年輕人說：“如果電影院重開，我每天都去。”還有人說，“和朋友一起去看電影，比自己在家好多了，大家可以討論，大聲歡笑?！?/p>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最難得是影片中，四位電影人在天臺的幾次談話，他們講如何受審被掌摑，在星空下朗誦自己寫的舊信件，蘇利曼引用布萊希特《致后代》的名言：“在這個時代，談論樹幾乎也是犯罪，因為他影射人們對無數(shù)惡行的沉默?！?/span>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他們給政府寫信，掛出橫幅“電影院即將開張”，試映影片，自己制作宣傳物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進行。他們對投影設備不是很滿意，希望購買新的設備，打電話后，光熒幕就要1萬歐元，沙達德直呼天價。收拾停當，四位電影人準備放映《被解救的姜戈》。一切準備就緒，但是審查又出現(xiàn)了問題。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相互踢皮球，到最后他們也沒有能把放映許可證拿到手。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在電視機里放著蘇丹選舉的新聞，諷刺的是，總統(tǒng)選舉，總統(tǒng)巴希爾得票是5252478票，高票連任?！耙还簿?00萬選民，他得到的票數(shù)比選民人數(shù)還多?！逼渲幸晃浑娪叭算卣f。

電影是他們的生活，甚至他們不惜以關閉蘇丹電影俱樂部為代價，與當局死磕。但黑暗怎么能讓杜鵑停止鳴叫。既然不允許我放電影，那我就用手中的鏡頭去拍攝，沙達德又開始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他拍攝了一部名為《鼠》的實驗影片。

影片的結尾部分，在聒噪的政治宣傳視頻的“催眠下”，蘇萊曼睡著了，下一個鏡頭，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時的畢業(yè)作品《非洲叢林鼓點與革命》被找到。相信，在夢里，蘇萊曼無數(shù)次的回想起當年自己拍片的經(jīng)歷。

沙達德拿著話筒，他的面前沒有觀眾，只有空氣：“親愛的朋友們，這是你們的電影院，我們今天將為你們放映，希望你們理解，觀看電影《被解救的姜戈》，這部電影有關斗爭、愛、以及... ...”老人并沒有說完話，影片在他收起話筒，離開了，話筒里出現(xiàn)了槍聲（后期加進去的），暗示電影就是他們射向生活的子彈。影片在暗淡枯黃的燈光結束。

《當我們談論樹的時候》截圖

電影院到最后也沒有開起來，我覺得做不成放映比做成放映更有意思。理想主義者活下來的意義不是夢想破滅而是自己覺得有事要做。四位蘇丹電影人就像是西西弗，西西弗每一次上山都是開心的，他在用自己的努力去化解無聊?！坝袝r候失望是如此偉大，讓希望得以壯大”，“我們都是樂觀的人，都經(jīng)歷過絕望掙扎的洗禮”。沒有電影的電影院，只能是空洞無趣的，電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讓我們盡情享受電影重新開啟的那一刻。

這部影片獲得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金熊獎-最佳紀錄片。2019年4月11日，蘇丹發(fā)生軍事政變，總統(tǒng)巴希爾被逮捕，政權將在兩年內移交給文官政府，蘇丹電影人們終于有可能等來他們期盼已久的春天。

特別感謝：奇遇電影字幕組

• 獨特的片名來源于布萊希特的名言：“在這個時代，談論樹幾乎也是犯罪，因為他影射人們對無數(shù)惡行的沉默?！眾涔诱f：“不要害怕電影，電影沒那么可怕。”而事實上害怕電影的國度還真的不少，天朝還不是最膽小的?？纯词澜珉娪鞍鎴D上這許多空白的地點，看看蘇丹，自巴希爾上臺以來將近30年，不但禁止拍攝電影，甚至連放映電影都是非法的。所以盡管影片基調看上去是輕松自如的，并沒有太多的苦大仇深，但實際上拍攝團隊經(jīng)受著多大的壓力，看客們可能也難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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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位于非洲北部，是非洲面積第三大的國家。和埃及、利比亞等北非鄰國相似，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占蘇丹人口的多數(shù)。但不同于這些文化背景相對同質化的國家，處于北非東非交界處的蘇丹還有相當一部分黑人，他們并不認為自己屬于阿拉伯族群。

蘇丹是聯(lián)合國宣布的世界最不發(fā)達國家之一。曾被失敗國家指數(shù)列表評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國家”。人均GDP僅為1000美元。由于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蘇丹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在非洲里還不算最差的，在非洲52個有數(shù)據(jù)的國家當中排名中游水平。

1989年，在內戰(zhàn)中崛起的上校巴希爾發(fā)動了上一次成功的政變，成功推翻了最后一屆文官政府，開始了自己為期30年的總統(tǒng)生涯。 2019年4月11日，蘇丹軍方發(fā)起政變，軟禁了執(zhí)政30年之久的總統(tǒng)奧馬爾·巴希爾，并宣布國家進入為期兩年的軍事過渡狀態(tài)。

復雜的種族和宗教沖突，加上軍人長期對政治的深度介入，使得這一國家自獨立以來的60年間一直走不出內戰(zhàn)與政變的循環(huán)。政變的戲碼在蘇丹民眾看來并不陌生，1952年以來，蘇丹共發(fā)生過十五次政變，加上這次，一共有五次成功。 （這也是電影中，幾位老人所說的，民主和獨裁政權走馬燈似的商場）

在任期間， 巴希爾通過忠實地執(zhí)行保守派教士的命令，贏得了來自宗教的支持。政府實行了一系列保守的社會禁令：酒精、音樂和電影遭到禁止；女性若是在公共場合穿著裙子和褲子，而非阿拉伯傳統(tǒng)服飾便會遭受鞭刑。被指控通奸更是會招致石刑，盡管男性常能逃脫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