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工廠》很火，其實類似的題材，德國人在10多年前就拍過了。當年兩位導(dǎo)演來上海文廣集團交流，作為SMG員工的我也參加了放映會，回去就寫了篇觀后感，今天借網(wǎng)飛紀錄片的熱度重溫下，全文貼出（11年前的文章，還是學(xué)生氣息濃烈啊，感慨下）。

永遠穿著藍色工作服的中國工人，如同藍色的螞蟻——無聲無息地“駕馭”著德國工業(yè)區(qū)的一座“皇帝的寶座”。

德國紀錄片導(dǎo)演烏里克·弗蘭克和米歇爾·呂肯用簡樸的鏡頭，記述了2003年到2004年間，本國的“帝座”焦炭廠由四百名中國人拆運回國的過程，然后他們以《輸家和贏家》命名這部紀錄片，并嘗試記錄東、西方兩類文化沖突所摩擦出的火花。

影片的最后一行字幕：2006年，兗礦從德國引進的兩座7.63米高爐（中國當時的最高高爐為6米，提升了16公分），第一次投料產(chǎn)出50噸冶金焦炭，標志著中國成功地吸收了德國技術(shù)，中國的煉焦技術(shù)由此一步跨越了20年。

中國是贏家嗎？

“帝座”離開德國后，焦炭價格飆升，德國國內(nèi)已無法滿足自身需求，而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將當年不惜巨資而建造的現(xiàn)代化焦炭廠賣給中國人，引起了德國國內(nèi)民眾的唏噓。

德國是輸家嗎？

為什么我們從片中“贏家”臉上看不到喜悅？為什么我明顯感受到一種賈樟柯電影中那種“個人在社會大環(huán)境下的渺小感和無力感”？也許贏家的概念，就如片中莫書記說的那樣：“流血犧牲”換來的“革命大業(yè)”。

“咱們那些礦井里哪個不是頭頂上吱呀吱呀的？那可是隨時都會塌的！可要是沒有那樣的苦干，兗礦能有今天收購德國企業(yè)的壯舉嗎？”這樣豪邁的宣言足以讓每個中國人自豪。所以德國人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沒有最基本的安全意識，也沒有人知道什么是安全施工；他們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幾乎從不娛樂，也從不休假；更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愿意用超額的工作量換取低廉的工錢。在德國，沒有德國人會接受這樣的工作。

東西方理念的差異就如同那個拆建工地上的梯子一樣，德國人認為它很危險而將它推翻，而中國人拍拍他的肩，用一句“我們是有經(jīng)驗的”輕松帶過。當中國人和德國人共同坐在會議室里開會時，最尷尬的其實是那個翻譯小姑娘，因為只有她才真正明白問題的所在。面對西方的體制，中國人的口號顯得蒼白；而遭遇東方的邏輯，德國人的行為顯得笨拙。雙方都無力去抵抗，當交流的過程出現(xiàn)阻礙時，大家就如同那些生銹的鋼鐵一樣，只能暴露在空氣中而自生自滅。自信的德國人和吃苦耐勞的中國人，只能用時間去消化這種接觸上的不良反應(yīng)。

雖然溝通上總是存在漏洞，但是中國人是不會停止腳步的，因為中國的未來是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的，就如同影片中奔馳廣告海報上的那輛新型跑車。也是為了這“美好的明天”，作為個體的中國人咬牙奮斗，艱苦勞作，用犧牲小個人的方式將大祖國推上贏家的寶座。所以當中央四套節(jié)目中出現(xiàn)神舟五號上天，國家領(lǐng)導(dǎo)面對鏡頭自信豪邁的發(fā)言時，每個中國工人的臉上都是精神洋溢的，并發(fā)出一些憨厚的笑聲。為此，他們甘愿犧牲與家人共度佳節(jié)的時機，蝸居在簡陋的臨時房屋里，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投入到更嚴峻的工作中去。

雖然他們不會明白祖國的日新月異和他們有什么關(guān)系；雖然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每天早出晚歸犧牲休息時間到底為了什么；雖然他們也認識到工作很危險，想改變，說著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我們一樣沒出息?！笨粗@樣的國人，由衷地覺得他們可愛，這比莫書記搗鼓德國名車，引經(jīng)據(jù)典出口成章可愛多了，因為他們就像我們大多數(shù)的個體一樣，沉浸在大環(huán)境中，小心翼翼地把弄著手中關(guān)于夢想的泡泡，盡量不要把它弄碎。

也許他們作為個人，甘愿成為輸家。

反觀德國人，似乎在中國人在他們的工廠上寫下第一個中國字時，就成為了輸家，但是，技術(shù)可以失去，也可以重拾，自信的德國人有這個能力。然而，對于那些個體的德國人而言，“帝座”的消失而隨之失去的是他們的工作、理想、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帝座”的元老級工作人員，53歲的萊納和52歲的維納，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那些被體制化的人一樣，面對“每天可以睡到想什么時候起來就起來”以及“從過去一天幾個小時到今天起每天都可以和妻子在一起”這樣的生活時，只能露出尷尬的面容和略帶嘲諷的嘆息。當中國人完成拆除工作離去后，他們每個人可能都是輸家。萊納反復(fù)說：“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笔スぷ骶腿缤チ松睿聡司褪沁@樣的“死板”。

全球化發(fā)展對于個體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是否真的無力抗拒，只能“作繭其中”？當我在本片交流會上詢問兩位導(dǎo)演時，他們很頑皮地表示不會思考那么多，他們拍攝的初衷就是覺得東、西方兩種文化相逢，會是件有趣的事，他們只是想借助個人的小故事來反映時代的大面貌。在中國和德國的“合作交流”中，這次“帝座”焦炭廠的拆運，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在全球化這樣的大合唱中，這樣的小插曲無時無刻都在發(fā)生。

我想全球化必定意味著不斷地融合、溝通，但這樣的過程是痛苦且傷感的。當個體的“人”最終創(chuàng)造或改善整體的“時代”時，誰輸誰贏，已經(jīng)不重要了。就如同片中的中國工人說的那樣：“現(xiàn)在祖國強大了，我們在外鄉(xiāng)他國，也能挺起腰板，自豪地稱自己是中國人?！碑斪鳛椤拜敿摇睍r也能自豪地展露微笑，才是這個大時代下最珍貴的。

【寫于2008年10月】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直白，清醒，且尖銳的片子，今天看來它所衍生的內(nèi)容似乎已經(jīng)超越它的紀錄載體，卻似乎早被遺忘，或者刻意藏匿在一個灰蒙蒙的角落里。通過關(guān)注一個特定時代的事件，作為一種時間的符號，來闡釋對于全球化世紀的個體生存狀態(tài)的思考，展示東西文明的直接碰撞——有關(guān)輸贏的探討是一個無比尖銳的問題，卻始終不能給出一個透徹的答案，人們的回答將隨著時間的進程繼續(xù)下去，并且保持問題本身的鋒利，突破口永遠指向時代間隙中的個體，甚至?xí)a(chǎn)生比矛盾的現(xiàn)實更殘酷更強大的力量。 德國的多特蒙德曾以煤礦業(yè)著稱，造價6.5億歐元的“帝座”曾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煉焦廠，投產(chǎn)8年后停產(chǎn)。在2003年初，山東兗州礦業(yè)集團買下了它全部技術(shù)專利，并購入了該廠所有的設(shè)備，400多名中國工人漂洋過海來到德國拆卸工廠，將它們打包運到中國——這個過程僅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他們的速度令德國人感到恐慌與震驚。德國導(dǎo)演烏里克和邁克爾夫婦跟蹤拍攝了整個拆卸過程，完成紀錄片后他們驚奇的發(fā)現(xiàn)了這個故事對于經(jīng)濟全球化的尖銳反映，于是取了“l(fā)osers and winners”這個頗有挑釁性的名字。 新世紀的到來，使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抓住了世界工廠的機遇，對比懶散隨性的德國人，中國似乎是表面上的贏家——他們做事嚴謹，對待工作毫不懈怠，效率令德國人贊嘆，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了德國人三年的工作量，他們的凝聚力令發(fā)達國家感到恐慌，以及讓人們生出對于發(fā)達國家的工人的工作態(tài)度和做事效率的失望，而這背后是他們長久以來建構(gòu)在資本主義之上的發(fā)達文明，德國導(dǎo)演更多的站在德國人的立場上，體現(xiàn)對于全球化的機遇性的思考和個人價值的反思——德國真的輸了嗎？ 對于今天看過影片的任何一個人來說，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影片中的中國工人拿著微薄的工資，孜孜不倦的扮演好一個底層勞動者的身份，他們不要求加班費用，好的生活條件，各種福利和補助，支撐他們的就是一個樸素生活的夢想，那個時代還未融合進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與價值思考——工人們仿佛腦海里沒有疲倦，也沒有與付出需與回報對等的私人化要求，很像當今主流所渲染的理想化的正能價值觀，他們所追求的是“我想多做一些”而不是“我還能得到更多回報”。德國人對此表示驚詫:他們不明白為什么中國不追求更好的個人生活，卻把自己的靈魂全部奉獻給并不能帶來豐厚報酬的工作。與中國工人相反的是當時德國人的工作時間“一周工作40個小時，還常常提前下班”“每周都有充足的時間去休息”。而400名工人一年半的艱辛成果所帶來的是，國際焦炭價格漲了10倍，德國人不得不由此感嘆中國人的遠見，同時，這些金錢卻并不屬于每一個底層工作者，以上層的遠見作為引導(dǎo)并以底層工人的心血作為磚瓦的房屋，最終卻只是奉獻給上層資本家的房屋。作為個體的中國人似乎是輸了。 倒也不必為此下一個絕對的定論——事實上放在個體身上關(guān)于是非的討論是不可孤立時代洪流下的現(xiàn)實生活的，任何一種時代意識的穩(wěn)定形成其后都埋藏著無數(shù)的歷史淵源。在全球化的時代到來之初，中國還是一個剛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國家，新生事物的侵入遠遠無法替代中國人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和價值思索——對于左傾社會主義的盲目崇拜未曾退潮，底層工人們深入骨髓的傳統(tǒng)奉獻式價值觀更是不會有所改變，面對德國這樣一個發(fā)達的，充滿欺凌性與資本霸權(quán)的國家，無數(shù)現(xiàn)代歷史過往的政治積淀讓中國人對他們充滿一種友好的敵意。工人們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示給德國人一個強大的，穩(wěn)健的，帶著發(fā)達夢想的，甚至是可以快速創(chuàng)造出奇跡的中國，他們的工作激情倒不如說是對于自我尊嚴認證的迫切——就是要你看到，要你恐慌，甚至要你感到卑微，讓你膜拜。陷在時代帶給他們的情緒中，讓他們很難看到自己和西方文化與價值觀上的差別從而形成良性的反思。 回歸到中國人本身——長久的農(nóng)耕文明與重農(nóng)抑商的古老社會地位分化誘導(dǎo)人們形成一種樸素且踏實的生活追求，耕耘所帶來的必定是收獲，奉獻進全部力量的工作上的耕耘，則一定會帶來安定的生活，中國的現(xiàn)代革命是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來達到成功的，這樣的歷史價值觀無形中必定給予了中國工人強烈的心理暗示。另外，努力工作帶給他們的獎賞——大紅花和光榮榜題名，使他們能夠獲得足夠的心理上的滿足感。對于德國人來說，和金錢有關(guān)的精致利己的思想主宰一切，因而與具體的物質(zhì)福利無關(guān)的“獎勵”的力量對于他們似乎是一種獵奇。若非了解一個古老的中國，也許很難明白“官方獎勵”在普通人民心中的價值——象征著權(quán)勢和威望以及美好生活的，古老的皇宮，現(xiàn)代的政府，當代的主流。而金錢在無比清澈的奉獻式的社會價值觀里是如此低俗。在那個時代，一朵大紅花帶給工人們的自豪感是遠遠超過金錢的，必須是一些可以公開的，無私的，關(guān)于奉獻與卓越的事情，才足夠讓人感到舒暢和滿足，光榮榜就是他們通過自己的勞動所擁有的勛章，是對他們最好的認可，也因著這份認可所給予的尊嚴，讓他們繼續(xù)滿懷著激情將工作不知疲倦的進行下去。 《出路》紀錄片里那個代表上層社會的女孩袁晗寒，去德國留學(xué)歸來后曾說，德國這樣的發(fā)達國家，是沒有機遇去做出創(chuàng)造的，他們需要的是一顆顆螺絲釘在屬于自己的位置上工作，站在一個高度文明上去創(chuàng)造更好的東西就會更加的艱難。導(dǎo)演鄭瓊后來在采訪中說“袁晗寒所面對的是一種非物質(zhì)形態(tài)上的困境”“她始終都在對抗無聊”我認為這樣的心境恰好類似于當時的德國人——他們好奇的窺探著這些中國工人，為中國人的工作效率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不能夠理解勞動可以讓人拼盡全力，因為已經(jīng)足夠卓越的社會福利保障讓他們不必去明白這些關(guān)于勞動上的沉浸式的追求，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德國人在中國人身上沒能看到的，中國人卻恰好在德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是多么想有一天能夠像德國人一樣擁有那么發(fā)達的生活條件!而為了那一天早早到來，他們能做的就是勞動，拼命的勞動。集體陷入一種成功學(xué)的理想俗套中，重復(fù)性壓榨自我的精力，這樣的生活充實的令工人們根本無暇去思考形而上的東西，擁有一個堅定的夢想，他們也許一生都未曾察覺到非物質(zhì)形態(tài)上的困境，這樣的生命似乎悲哀，但同時又是一種不必去承受高級形態(tài)的痛苦的可能，一種有溫度的可觸碰的幸福。 在當今時代——后現(xiàn)代，全球化的討論早已不是一個潮流，關(guān)于意識形態(tài)和文明融合的議題似乎也在慢慢成為歷史。為“后浪”的身份標注做出辯駁的青年們，對于人生體驗和自我價值有著更加多元的理解，而世界文明交融的速度卻似乎總是跟不上互聯(lián)網(wǎng)中當代青年的思路，對于自我的位置與未來，我們確乎是迷茫的，甚至是莽撞的。過往的經(jīng)驗不足以汲取，而新生的事物又總在時代的縫隙中偶然衍生，世界似乎在以它的方式開始新的鍛造，又因矛盾叢生而頻頻更換方向，森林就在眼前，這個時代對于青年而言卻總是有著一種朦朧而普遍的霧氣。事實上，在一個穿著鞋子的國家，去學(xué)光著腳的國家走路，雙腳必然要受一些傷，而傷痛的源頭就是，在一個穿著鞋子的國家，我們看到了太多國家能夠光著腳的可能，而看到物與所屬物之間的距離，不只是在個體的穿鞋脫鞋之間，其間相差了數(shù)個歷史時代，相差了自古而來的文明起源，相差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相差了大洋和大陸板塊所分化隔絕衍生了的一切——觀念的傳播，解構(gòu)與重建是如此迅速，而社會的革新卻需要更漫長的時間，非自然化的沖撞是必定要流血的。當今時代給予人們的路途充滿遍地的信息爆炸和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文化載體的通貨膨脹，這條路異常的擁擠和艱辛，與其陷入迷霧，倒不如直面過往，坦蕩體驗自我的生活——作為時代間隙的又一個個體，任何國家的任何人，渺小都是他的永恒屬性也是唯一的力量。至于輸贏的討論，它相當尖銳，但當一個人真正認識自己并且能夠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時，就真的沒什么要緊。